中国与“早期近代世界”

    学术界一般将约1400至1800年间（或1450至1850年间）的世界称作“早期近代世界”。且不管这种称谓是否属实，“早期近代”这种说法的确有很强的目的论色彩，尤其是对于那些主张工业化系人类历史上的某种飞跃式发展的人而言更如是，也就是说工业化代表着历史传统的断裂。但疑虑归疑虑，我们却不能因为“早期近代”这种称谓而否认这一段世界——或至少是跨区域的——历史，这段历史远大于区域史的总和。要真正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尚需回答下述更为根本的问题：究竟是从何时何地标的的早期近代世界？这种提法背后的真正关切是什么？

    要区分所指与关切并不是件容易事。早期近代世界史概念的价值就在于它蕴含着某种长时段的发展规律，而锐意捕捉主体经历的历史叙述必然更注重局部。早期近代之后的世界随即发生了巨变，所以我们所说的长时段发展规律必然与早期近代有某种关联。

    狭义言之，早期近代显然已具备某种新的全球特征，因为只是在1492年之后世界各大洲才开始有了频繁的接触。我们若把欧洲的探险与扩张放到一个外向发展的大背景之下，对于这一点或许看得更清楚，这其中包括：郑和的远航及明末私人航海的盛行；阿拉伯人和古吉拉特人远征东南亚和东非；17世纪佛教、伊斯兰教和其他宗教的广泛传播；有国家支持的陆上扩张并从高加索山到湄公河三角洲广大地区的人种图谱的绘制。总之，新的全球网络的形成有多个源头。

    正是这种跨区域网络的繁盛造成了杰克·格尔斯通所谓普遍的“全盛期”，即荷兰的黄金时代、17世纪日本的改革维新、盛清时代的繁荣以及多种组织和技术方面的创新等等，因此出现了至少几十年内不间断的人口增长和生活水平的普遍提高。这种形势也更容易造成其中一方独领风骚真正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状况。果然这样的话，上述多中心“早期近代世界”概念中的目的论便不再那么令人心烦意乱了。

    一旦人们不再将现代性看作是某种单一来源的通用条件，就会认识到不同地区的本土特征实际上促进了现代社会的生成，而非“传统”的羁绊。当前，有越来越多的学者主张东亚和东南亚的现代性特征乃植根于当地的发展格局，而不是主要从西方学来的。比如，日本学者滨下武志等通过对贸易网络的研究，认识到：1.正是亚洲内部的贸易格局（在滨下武志看来乃基于以中国为中心的“朝贡体系”）造就了1868年之后日本经济的快速发展；2.东亚各国实际上至迟在18世纪已经朝多中心的国际关系格局迈进，而此前这一格局惯例一直被认为是来自西方。与此同时，乔万尼·阿里吉等历史社会学家（很大程度上借鉴了滨下武志及“加州派”史学家的研究成果）也主张这一时段的发展既造就了19至20世纪西方的统治地位，也促成了当今的东亚向全球政治经济中心的回归，后者采纳了一种形式独特的资本主义制度，其核心是跨国的中国式“没有帝国的商人”。如果这种说法成立的话，那么我们完全有理由在政治经济学的词汇中寻找“早期近代”的欧亚，甚至世界。

    但问题并未因此得到解决。仅举一例，亚洲的海上贸易网络比大西洋世界的跨国贸易网络明显缺少进步特征，比如1750年的日本远不及1550年与外部世界更多沟通，中国的外贸在明代及1661至1683年间不时被阻断，而1600年前后异常活跃的儒教与耶稣会之间的对话终未能持续下去。东南亚的长途贸易也是时断时续。近来的研究似乎证实了滨下武志的说法，即欧洲成功将东南亚纳入到以西方为中心的世界贸易网络主要得益于不断增长的地区贸易，后者在与中国的贸易中实现了收支平衡，但这种局面在1660至1740年间似乎已经停滞了。我们缺少确凿的证据，无法证明跨大西洋网络的贸易在整个早期近代持续增长且比其他网络更快捷有效。更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几乎没有西方式的商人与国家政权和军队的协同发展。

    中国的外贸不时出现政商联盟的事例，但此类联盟在丰臣秀吉之后的日本和朝鲜却鲜有发生。就清政权而言，瓷器、丝绸和茶叶在某个时期某些地区确曾被视为重要的外贸产品，但相比之下，国内地区间的贸易要重要得多。国家的税收一直主要来源于农业；商业收入虽不时支撑过军事危局（如镇压白莲教起义），来自军事和财政收入的压力终不足以促成机构化的政商联合。清政府确曾在1683至1759年间的中亚战争中颇有破费，但与同时代欧洲人的此类支出比起来要少得多，而前者绝不会因此举债。截至1766年，清政府的白银收入比1652年翻了一番，但反映到人均收入上却是负增长。通过贸易实现的技术转让也很有限：中国的匠人确曾仿效西方人制造出一些奢侈品，政府的作坊也仿制出一些武器，但此类技术很少流落到日常经济生产生活之中。

    有关关联的探讨至此而已；此外我们还需下一番平行比较的功夫。不过即便我们能够发现双方有很多共同点，却依然很难在1800年之前西北欧之外的地方找到导向经济现代化的突出因素，即无与伦比的能源和资本使用强度，正是这些因素造成了人均收入的可持续增长。

    所以说无论平行比较还是彼此关联都不能支撑“早期近代世界”的观念，或者说证实欧洲之外还有一个步入早期近代的地区。不过如果我们把二者结合起来，情形就不一样了。

    首先，有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欧洲经济现代化的肇端必须有1500至1800年间开辟的海外贸易通道的支撑：威廉姆森和罗尔克2005年发表的一篇论文非常发人深省，该文指出，就改变由来已久一直持续到1730年的马尔萨斯有关租金—工资—人口之间关系的状况而言，英国海外贸易的贡献率足以抵过全部生产力水平提高量的总和。因此说东亚的海上贸易网络再加上亚洲社会内部的增长和商业化激发了欧洲人早期的海外扩张、推动了白银的交易——否则早期美洲的殖民地肯定会一败涂地，这一点在欧洲现代化过程中肯定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至少这部分支持了马歇尔·霍奇森的结论，即现代性发端于多种全球过程之中，而这些过程只不过恰好首先集中在欧洲罢了。

    不过这种说法还有不令人满意之处。该说凸显了亚洲海上贸易的作用，称其为世界另一端的欧洲的发展制造了某种鲜明的不连续性，而这种不连续性的发展很可能被延缓或流产。同时，该说将“亚洲”置入了世界历史却根本未考虑到大多数的亚洲人，因为后者与海上贸易根本没有关系。我们尽可以接受这两点批评，同时依然坚持用比较法研究1450至1850年间的世界史的恰切性，只不过这种比较还会令人看到现代化的到来是那样的不确定，因此给这个时代贴上“早期近代”的标签多少有些奇怪。

    不过，如果我们把15至19世纪初期东亚的发展与20世纪末甚或21世纪初该地区令人刮目的经济增长联系起来看，上述做法还是符合逻辑的。如前所示，已有不少学者认定这样的联系还是存在的。他们在不同程度上均强调驱动市场经济增长的长距离贸易不需与重商主义国家紧密结合，经济增长的主要驱力来自农户，虽有商业化的不断推进，但这些农户还是有一定量的可靠的土地资源，且能够把农业生产和经商活动适当结合。据说这种共性造就了东亚经济发展“模式”，在约1830至1970年间，这种模式虽不得不屈从西方中心的世界秩序，但后来却得以成功与之融合或与之竞争且同时保留着自身的特色。对此宏论笔者在此不作评价，但有些历史维度还是值得考虑的。

    首先，虽然上述中国式“没有帝国的商人”与欧洲人的武装贸易大相径庭，但前者也并非完全独特。比如，印度洋内外的波斯人、古吉拉特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贸易网络同样也缺少“本国”政府的保护。此外，许多中国商人确曾与当地政府或殖民政府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如作为收税人、采矿特许权的管理者等。因此，我们不必在中方的政商关系上大做文章，称其如何不同于欧洲的“资本主义”商人。

    因此，任何有关近年来东亚经济快速增长植根于1850年以前“早期近代”的主张都同样需要在国内体制方面寻找原因——我个人认为，这其中特别涵括土地和水的使用权、家庭体制和地方/区域市场，因为这些因素是高度多样化农村经济的根基，也是上述学者都提到过的。这种内部体系与“早期近代”欧洲的某些显著特征（比如由圈地运动造成的简约化的土地产权制度）形成鲜明对照，这种内部体系与上述政商关系同等重要，甚至比后者更加重要。如此这般的话，这种内部体系——恰如许多学者所指出的那样——与20世纪及21世纪东亚经济的增速和模式存在某种关联。此类论断多强调有一个高度多样化的农村家庭经济的存在。因此，将晚近日本、中国台湾和中国沿海地区的状况——如相对工业化程度显得滞后的城市化进程、更注重劳动密集型产业，其雇工往往还需定期回乡务农——与早期近代的格局相联系也是不无道理的，如当时的中国和日本就都有高度商业化和特别重视农民土地用益权并存的现象。

    有关上述格局与近年来经济成功发展之间关系的确切原理还相当不确定，我们会觉得上述各种说法都不能令人信服。但如果我们接受杉原薰等的说法，认为东亚在1500至1800年间大规模人口增长与生活水准小幅提升的完美结合堪称“东亚奇迹”，足以与同期西方少量人口增长伴随生活水准大幅提高的模式相媲美，如果我们将此前的格局与1945年后东亚经济的迅速增长和全球扩张相联系，那么将东亚放入“近代早期”世界史的范畴还是符合逻辑的。（作者系加州大学尔湾分校历史系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