茅盾为西北大学书写校牌

    茅盾是沈雁冰先生的笔名，大家都尊称他为茅公。茅公是伟大的文学家和卓越的无产阶级文化战士，他同鲁迅、郭沫若一起，为我国革命文艺和文化运动奠定了基础。他在青年时代就接受马克思主义，1920年10月在上海参加共产主义小组，1921年“一大”后成为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党员之一。从1916年21岁进入商务印书馆编译所，到1981年在85岁上逝世，他在我国革命文化战线上奋斗65年，创造了光辉的业绩。

    1979年6月17日，茅公在北京寓所接受我和研究生阎庆生的访问时，谈起建党初期的革命经历。为了便于掩护，他任职的商务印书馆编译所成了党中央的联络站，他任中央联络员。1926年初，他到广州参加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秘书。当时的宣传部长是汪精卫，因为没有到职，由毛泽东代理部长。茅公和毛泽东、杨开慧住在一座楼上，毛泽东外出视察，由他代理宣传部部务。1940年5月，他和朱德总司令一起由西安到延安，在鲁艺讲课，曾与毛泽东多次见面谈话，也谈到鲁迅。在延安期间，他向党中央总书记张闻天提出恢复党籍的愿望，后经中央书记处研究，认为他目前留在党外对工作对人民的事业更为有利，希望他能理解。由于他在国内外享有很高的声望，所以中央派他到战时陪都重庆去，发挥更大的影响。他无条件接受了党中央的安排，于1940年10月，把一女一儿留在延安，夫妇两人和董必武一起踏上了新的征途。

    茅公是鲁迅文学创作的第一个知音。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相继发表后，茅公最早给予高度评价。我们那次访问茅公的主要目的，即向他请教如何进一步深入学习、研究鲁迅。1979年10月17日，《人民日报》发表了茅公的《答〈鲁迅研究年刊〉记者的访问》，文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反对“神化”鲁迅的问题，使鲁迅研究重新纳入实事求是的科学轨道。

    1981年初，西北大学郭琦校长委托我请茅公为西北大学书写校牌。1981年1月6日下午，我前往北京市交道口南三条13号茅公寓所拜访。当时茅公已85岁高龄，长期气喘，体弱多病，左眼失明，右眼视力也只有0.3，但他为了满足著名学府西北大学的愿望，欣然应允在精神好、天气晴朗的时候，给西北大学书写校牌。

    1949年前，西北大学的校牌是由大书法家、辛亥革命元老于右任先生书写的“国立西北大学”6个大字，并署于右任大名。1951年后，西北大学校牌是笔者拼凑毛主席的笔迹。“文革”后期，西北大学校牌是学报编辑部拼凑的鲁迅先生的笔迹。1971年，出版单位拟拼凑鲁迅笔迹作为《新华字典》封面书名，周总理曾予以批评，不赞成用拼凑的方式题写书名，认为既然鲁迅没有给这本书题过字，这种做法就是对他的不尊重。有鉴于此，郭琦校长决心邀请文化名人重新为西北大学书写校牌。

    茅盾先生是世界文化名人，也是书法名家。巴金、施蛰存、戈宝权、姚雪垠等大名家，都以获得茅公的一幅墨宝为幸。国内许多风景名胜区也留有茅公的笔迹。许多大型文学报刊，如《小说月报》、《鲁迅研究年刊》、《新文学史料》、《文学报》等都是茅公题写的刊名。而由茅公书写的大学校牌，则唯独西北大学一家。

    茅公的字体大家都熟悉，都认为有宋徽宗“瘦金体”笔意。茅公晚年复老友施蛰存先生信中说：“我的字不成什么体，瘦金看过，未学，少年时曾临董美人碑，后来乱写……都不名一格。”《董美人墓志》是隋代楷书中的精妙之作，其书布局缜密严谨，笔法精致含蓄，秀逸疏朗，淳雅婉丽。茅公书法中吸取了其华美坚挺的笔致，自成一家。

    1月22日，我收到陈小曼女士（茅公的助手、儿媳）寄来的茅公的题字，欢喜若狂。茅公书写的“西北大学”4个大字，笔迹秀丽、潇洒，是一件难得的书法精品。郭琦校长看到文化巨人的亲笔题字，更是喜出望外。茅公1981年1月为西北大学书写校牌，2月2日突然昏迷，3月27日与世长辞，为西北大学书写的校牌，可谓一代大师的绝笔，弥足珍贵。

    (作者为西北大学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