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拉伯古文献《中国印度见闻录》中,有一部分内容成书于公元916年,即后梁末帝贞明二年。其中谈及作者的朋友、巴士拉城的商人伊本·瓦哈卜的中国之行,此行最引人注目的是这位来自阿拉伯世界的商人得到了中国皇帝的亲自接见,并且留下了一段颇有意思的对话。
首先,中国皇帝向这位商人打听阿拉伯的情形,还问到阿拉伯是怎样打败强大的萨珊波斯王朝的。这位商人回答说:“那全是托真主的庇佑,另外也因为波斯人崇拜火和日月星辰,亵渎了真主,所以真主才帮助我们消灭了它。”皇帝感慨地说:“波斯是世界上最有威望、最文明、最强盛的国家,它的人民聪明智慧,而阿拉伯竟然能征服它,真是了不起啊!”
接着,皇帝又问商人,阿拉伯人对于世界各国君主及其国力强弱是如何评论的。这位商人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于是,皇帝就让翻译告诉他说:“在世界上的所有君主中,我只重视五个。第一为伊拉克(即黑衣大食,阿拉伯阿拔斯王朝)国主,处世界之中心,疆土最为广大,其余的王国都围绕着它,因此为‘王中之王’;第二为我国皇帝,是世界上最善于治国的君主,君臣关系和谐,臣民对皇帝的忠诚是任何国家都不能比拟的,因此称为‘人类之王’;第三是‘狮子王’,就是与我国相邻的突厥国王;第四是‘象王’,就是印度王,也称为‘智慧之王’;第五是拜占庭王,我们称他为‘美男之王’,因为世界上的男子都不如拜占庭的男子英俊。这五王是世界诸王中的佼佼者,其余诸王都无法与之相提并论。”
然后,皇帝又给商人展示了皇家收藏的有关诺亚方舟以及耶稣、摩西、穆罕默德等圣人的画像,并熟知他们的事迹。另外,皇帝还将佛像和老子等圣人的画像展示给商人,并告诉他这是印度和中国的“先知”。
最后,皇帝还向商人问起哈里发的情形和装束、伊斯兰教的教规和信条以及关于世界的年龄等方面的问题,令这位商人大为折服。
这段对话有一些值得怀疑的地方,有的学者早就指出,哪里有中国皇帝承认阿拉伯君主为世界第一、而自认为第二的道理。可能是作为阿拉伯人的瓦哈卜为了迎合国人的心理,而有意改变了谈话内容。不过,通过他们的对话,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唐朝与阿拉伯双方对世界的了解。
公元9世纪正是中国历史上最为开放的唐王朝统治时期,当时的阿拉伯地区则是阿拔斯王朝统治时期。据称这位阿拉伯商人是在唐末黄巢大起义之前到达长安的,当时在位的皇帝是以昏庸而著称的唐僖宗。这位12岁就即位的少年天子,缺乏治国能力,整天沉溺于吃喝玩乐,最后被黄巢率领的起义大军攻破长安,狼狈逃窜四川成都。但就是这样一位荒唐的年轻皇帝,却给阿拉伯商人留下了聪明、睿智、好学、知识渊博和温文尔雅的印象。
唐僖宗之所以在阿拉伯商人面前会有这样的良好表现,是和唐王朝长期以来奉行对外开放政策,积极开展域外探索,与各国保持友好关系,从而带来了关于世界认知观念的新变化有关的。
阿拉伯帝国崛起于公元7世纪初,伊斯兰教的创始人穆罕默德用《古兰经》鼓励他的门徒说:“为了追求知识,虽远在中国,也应该去。”所以从651年(唐高宗永徽二年),阿拉伯遣使和唐朝通好,在此后的148年间,共计来使达39次之多。其间唐朝和阿拉伯虽然在751年(唐玄宗天宝十载),在中亚的怛逻斯发生冲突,唐军战败,但是双方的友好关系却没有中断。
中阿之间的商业贸易活动也非常繁荣。大批阿拉伯商人来到中国,长安、洛阳、扬州、广州、泉州等地到处都有他们的足迹,不少人在中国定居落户,娶妻生子,有的还在唐朝任职。848年(唐宣宗大中二年),阿拉伯商人的后裔李彦升在长安考中进士,堪称中阿友好关系史上的一段佳话。
在怛逻斯之战中被俘的唐朝人杜环,在阿拉伯留居10年,归国后将他的所见所闻撰写成《经行记》一书,书中介绍了他在阿拉伯都城亚俱罗亲眼见到许多中国的工商业者在那里工作,有“绫绢机杼、金银匠、画匠,汉匠起作画者,织络者。”后来,阿拔斯王朝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754-775年)在营建新都巴格达时,曾兴奋地说:“这里是一处优良的营地。此外,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老远的中国联系起来,可以把各种海产和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以及附近的粮食,运送给我们。”
随着中阿关系的日益密切,阿拉伯人关于认识世界的一些观念也传入中国。如关于“五主”的说法,明显受到了古代印度“四天子”说的影响。“四天子说”最早见于东晋时期从天竺来的僧人迦留陀迦翻译的《十二游经》:“阎浮提中有十六大国,八万四千域,有八国王,四天子。东有晋天子,人民炽盛。南有天竺国天子,土地多名象。西有大秦国天子,土地饶金银璧玉。西北有月支天子,土地多好马。”其实,早在一个多世纪以前的孙吴派康泰出使扶南时,就听说了类似的传闻。后来,赴印度求法的东晋僧人智猛和唐朝僧人玄奘也都听说过类似的说法。阿拉伯帝国兴起以后,结合两河流域的传统说法,又将此说改造成“五主说”,纳入了阿拉伯地理学的范畴。从唐僖宗与阿拉伯商人之间的对话中,明显可以看出中国、印度、阿拉伯甚至拜占庭等多元文明互动与认知的影响。
(作者单位: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