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现在出不了科学大家”

    “我的梦想?就是把整个物理大厅和外面1800平方米的导管大厅都用设备填满!”在世界上最好的研究型核反应堆之一——中国先进研究堆旁,手扶着自己的宝贝谱仪,刘蕴韬跃跃欲试。

    尽管,反应堆尚未正式运行;尽管,能放下13台谱仪的导管大厅目前仅有两台就位,但这位39岁的中国原子能科学研究院中子散射实验室主任,对未来充满信心。

    “科研人员与科研管理者之间缺乏沟通”

    “前一段时间我们国家在铁基超导领域取得了很多高水平的成果,但论文发表的第一作者都是外国人。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要用人家的中子散射设备才能完成实验。全世界50多个反应堆中子源里,法国的最好。他们依靠反应堆建了46台设备,一个中子散射中心每年在《自然》、《科学》、《物理评论快报》这样的学术刊物上能发表一百多篇论文。”抚摸着中国先进研究堆厚厚的金属防护罩,刘蕴韬说,“如果达到设计指标,我们的研究堆就能和澳大利亚、德国媲美,并列世界第二!”

    “中子散射技术是人类探索微观世界的‘探针’。你看,这是利用中子散射技术观察到的汽车发动机气缸的内部运行情况,活塞怎么动、汽油雾化到什么程度最省油,以前没法知道的情况现在一清二楚了……利用中子散射技术,我们可以探知很多红外线、X射线也‘看不到’的微观世界奥秘。”物理、化学、能源、材料、生命科学、考古……对中子散射在各个领域中的应用,刘蕴韬如数家珍。

    “实话实说,这些都是中子散射技术最直观的应用,我们要抓住与每一个来参观的领导沟通的机会。”刘蕴韬坦言,几年前自己刚回国的时候,总是抱怨科研管理人员看不到这项研究的重要性。“后来我明白了,作为管理者,他们哪能每个领域都精通?科研人员与科研管理者之间缺乏沟通。因此,现在我们主动去做沟通工作,只有让管理者理解我们在做的是什么,才会支持我们。” 

    “用管理工程的模式来管理科研,违背了科学研究的规律”

    “为什么咱们出不了科学大家?”言谈中,刘蕴韬的思绪显然跳出了实验室、研究院的小圈子,琢磨起了全国科学界都在思考的大问题。

    “我觉得,是因为我们的科研体制太过追求短期效应——两三年就要出成果,而且目标不能低于预期。做科研就要有风险,充满不确定性,研究才有意义。不能宽容失败,科研人员哪敢冒险?怎么创新?另外,在研究过程中不能调整目标——明明在科研工作中发现了更好的研究目标,也没法做,只能按原定计划来……事实上,国内现在很多时候,是在用管理工程的模式来管理科研,违背了科学研究的规律。”

    曾在德国一家国立研究机构做访问学者的经历,让他感触很深:“他们的负责人告诉我,因为是国立研究院,所以他们专门承担符合国家中长期科学需要,有风险、有挑战性的课题,但只规定研究方向,不预设具体目标。每过几年,国家组织独立专家委员会对项目评审,研究进展与国家投入是否相称。如果做得不好,负责人会被辞掉,但这些符合国家需要的项目不会中止。反观国内,研究持续性却很差,往往是有钱就做,没钱就算。”

    “我们的研究机构往往缺乏资源共享的意识”

    “如果国家能解决研究堆的运行经费,我的备品备件或许就有着落了!”刘蕴韬心里念念不忘的,是为实验室已经装备的几台谱仪配齐探测器的备品备件。“探测器就像谱仪的‘眼睛’,如果坏了,从国外采购至少要半年。反应堆运行着,但工作一耽误就是半年,这是多大的损失啊!”

    目前,中国先进研究堆由研究院和中核集团负责管理。“我觉得,国家对于这个研究堆的支持,不仅是运行费用的投入,更应该从国家全局的角度考虑如何把这个科研平台用好。我们希望把服务支撑体系建设好,向全国用户开放。”刘蕴韬说。

    “我们的研究机构往往缺乏资源共享的意识。”刘蕴韬拿自己的亲历为例说,“在我曾工作过的那家德国研究中心里,我的钥匙可以打开所有实验室的门,使用什么样的设备,只要安排好使用时间就可以了。而在国内,往往是谁建设,设备就是谁的,很难实现共享。”

    事实上,在呼吁改善大环境的同时,在刘蕴韬所领导的实验室内部,合作共享已是共同行动——实验室研究人员每次出差都必定带回相关资料存入公共资料库,仅几年工夫,实验室拥有的电子资料库从一片空白启动已累计近70G;实验室每台谱仪的负责人只负责设备运行、维护,所有实验室的人都可以申请科研项目,用任何一台设备。

    资料、设备的共享,不仅解决了资源分配的问题,更改变了整个实验室的科研生态。

    “如果往下踩别人,你就注定要往下走;如果往上托别人,你一定也会向上升!”刘蕴韬说。

    （本报记者 邢宇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