双重尊重 双重效应

    大型史诗正剧《辛亥革命》称得上是一部强强联合打造出的精品力作。它对史诗正剧的贡献有四：一是大历史的完整与真实；二是历史想象的创新与适度；三是历史人物的鲜活与生动；四是创作理念的科学与自觉。作为一部宏大叙事的史诗剧，它呈现了一个完整的艺术形态。大历史的线索清晰而集中。剧的时空跨度选定在从孙中山因反清被通缉而逃亡日本，直到袁世凯称帝死后再度回国。正是这一段历史激活、规范了编导们的历史想象，或者说是《辛亥革命》的历史想象空间。从邹容、徐锡麟、秋瑾到镇南关起义，再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武昌首义，二次革命等等，辛亥革命的主要历史节点完整呈现。在这样一种对历史时空的认真和精心剪裁形成的艺术框架中，集中和真实地反映了辛亥革命的内在原因和全过程。如果仅仅表现了武昌首义便不足以表现发生辛亥革命内在的原因和它的艰巨性。有了这样一个完整的艺术形态，然后才有可能去追求它的史诗性、全视角和全时空。我们知道，艺术中的历史并不完全就是历史的编年史，它包含着历史想象。在忠于重大革命历史事件的前提下，如何对历史进行剪裁、对接以凸显历史转折的亮点，使历史想象丰富、适度，这方面《辛亥革命》做得很成功。这部剧又是以孙中山作为主要人物贯串线把整部剧穿起来的。孙中山的艺术形象丰满，感人。作为“起共和而终帝制”的彻底反封建的近代民主主义革命第一人，从兴中会到同盟会再到国民党，正像他在遗嘱中所说，一生革命奋斗凡四十年，愈挫愈奋，九死不悔。最终是为了唤起四万万民众觉醒。除“振兴中华”外，这位伟人还有三句了不起的话：一句是“天下为公”；一句是“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一句是“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辛亥革命》用这三句话诠释了伟人精神。孙中山在中华五千年历史上都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伟大人物，印度因甘地，南非因曼德拉而骄傲，中华民族因孙中山而骄傲。当然，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和共产党不同，他主要依靠的是知识分子和旧军人，没有依靠工农。直到国共合作孙中山提出的三大政策提出了“扶助”农工。这种局限剧作也客观呈现出来了。但孙中山的革命毕竟和清末洪秀全起义、义和团运动完全不同，他真正推动了历史。为了民族利益他可以辞去大总统去修铁路。剧中也借宋庆龄还有孙中山的前妻陈粹芬之口评价孙中山“是个做大事的人”。《辛亥革命》以孙中山为主，刻画了一批仁人志士鲜活的群像。这一批前赴后继的仁人志士，使人观后感受到鲁迅说的民族脊梁的力量，是国不灭亡、人不灭种的希望所在。虽然先烈们的事迹已过去了百年，但其精神与今天我们实现民族复兴伟业一脉相承。这部电视剧对历史和现实双重尊重并因此打通了历史和今天。

    我特别注意到编剧王朝柱先生在谈到他为什么要写《辛亥革命》这部剧时，表达过一个非常明确的诉求，就是要用艺术作品来回答一种“告别革命论”，以避免我们民族精神的萎缩。我感到这部剧的成功和编剧明确的思想美学追求是分不开的。我曾经在一篇谈王朝柱创作的文章中提到，在王朝柱作品辉煌的背后是他的创作理念，也就是他经常说的三点：一是良心、二是唯物史观、三是艺术规律。在这里值得重提一下。史诗剧不能满足于一般的还原和开掘历史。开掘和还原历史更注重的是对应当下历史转折中的价值诉求，只有这样我们的史诗剧才能够最大限度地赢得今天的观众和体现主流价值，从而承载起当下的历史文化使命。正因为编导们保持住了艺术家的良知，所以在昔日的革命离我们越来越远的时候，他们向历史投去的不是鄙夷的目光，而仍能行致敬礼。王朝柱先生创作的作品大部分是正面切入的史诗剧，他特别注意充分揭示历史全局的丰富、复杂与沉重，以及革命的政党和仁人志士的选择和代价，以此为基础张扬革命的崇高，强调共和国的开国逻辑。同时，在忠于史实的同时，他更注重以科学的态度分析对待不断揭秘、解码的革命历史。敢于突破、修正、改写。事实证明，这样的创作观念和创作态度越自觉，越能创作出优秀作品，王朝柱先生的创作是最好的说明，他的重大革命历史题材史诗剧既忠实还原大历史，合理设置人物角色，又达到了艺术想象的适度，观众既可以把它们当做历史教科书去接受革命历史的洗礼，也可以把它们当做艺术品从中得到审美的愉悦。

    （作者为《文艺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