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诉法大修之辩

    2万、3万、5万……9月30日，有着“小宪法”之称的刑事诉讼法草案修改公开征求意见即将结束。截至目前，中国人大网上收到的网友意见已经超过6.1万余条。

    “广泛征求社会意见是明智之举。”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说：“现在公众对此广泛关注，充分表达意见，将共同推动刑诉法向前进步。”

    征求意见即将结束，但对刑诉法修改的辩论还未停止。究竟怎样的刑诉法，才是好的刑诉法？法律如何修改，才能免除人们对刑讯逼供等恶行的恐惧，充分保障人权？本报记者多方采访法学专家和实务界人士，为修法提供思路。

是否突出保障人权？

    现行刑诉法第一条开宗明义，明确刑诉法的立法原则是“为了保证刑法的正确实施，惩罚犯罪，保护人民，保障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主义社会秩序”。这次修正案草案沿用了这一规定，没有改动。

    不过，不少专家对此有不同意见，他们表示，刑诉法在16年之后再次启动大修，立法原则应根据社会发展状况作出调整。尤其是在“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已于2004年写入宪法的大背景下，刑诉法更应该突出保障人权的功能。

    “宪法和诉讼法的关系是母子关系，宪法是上位法，是统帅。刑诉法的修改，我认为必须遵循一个基本原则，就是按照宪法的要求，充分保障公民基本权利。”全国人大内司委委员、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戴玉忠强调。

    华东政法大学教授童之伟称，刑诉法与宪法关系极为密切，通常被视为宪法的适用法，“毫无疑问首先是保障人权的”。他因此建议，刑诉法第一条可以修改为：“为了保障公民的人身、财产等基本权利，维护国家安全和社会公共安全，维护社会秩序，根据宪法，制定本法。”

    “宪法都规定了尊重和保护人权，这次刑诉法修改，总则在这方面体现的不太充分。我觉得总则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地修改和完善。”知名刑辩律师、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委员许兰亭表示。

沉默权该不该入法？

    通过修法彻底根治刑讯逼供这一痼疾，是社会各界的热切期盼。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引入了一些新的制度设计。比如，草案按照口供自愿性原则，明确规定了“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成为本次修法的一个亮点。但与此同时，草案又保留了“犯罪嫌疑人对侦查人员的提问，应当如实回答”的内容。这引起人们的疑惑。

    “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应当如实回答侦查人员的提问，又不能自证其罪，这两个规定是不是矛盾？”北京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张青松表示。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诉讼法研究室主任熊秋红指出，要保障口供的自愿性，避免刑讯逼供，相应地就应该赋予犯罪嫌疑人沉默权。这也是多数专家的一致意见。

    “法律上应该引入沉默权，并且明确，如果犯罪嫌疑人保持沉默，审讯就不能进行下去。这样一来，车轮战、‘熬鹰’式的审讯才能避免。”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告诉记者。

    刑诉法修改还存在与律师法相衔接的问题。草案规定：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有权委托辩护律师。但实务界人士和专家都认为，法律上还需要更进一步，明确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时就应该有律师在场。

    “最重要的就是侦查人员对犯罪嫌疑人的第一次讯问，律师在场非常重要。”张建伟表示：“第一次讯问后律师才介入，已经时过境迁了，介入的功效就大打折扣。”

    也有意见认为，除了修改具体规则，还应该进一步优化司法职权配置。

    现行宪法第135条明确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中国法学会宪法学研究会会长、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院长韩大元撰文指出，这一条的原意是希望公、检、法三机关在完成各自工作的基础上密切配合，以实现打击犯罪、保障人权的目的，同时通过一定的制约机制，尽量避免出现错漏。然而，这一理念在实践中并未得到充分体现。

    “目前，侦查机关强大的侦查权未能得到有效约束，在外部监督失灵的情况下，出现刑讯逼供几乎是必然的。”韩大元建议，刑诉法修改要与司法体制改革相配合，而核心在于调整司法职权配置，加强权力监督制约。这对于治理刑讯逼供、保障人权有同样重要的意义。

秘密侦查要不要严控？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规定：逮捕后，应当立即将被逮捕人送看守所羁押。除无法通知或者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等严重犯罪，通知可能有碍侦查的情形以外，应当把逮捕的原因和羁押的处所，在逮捕后24小时以内，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对于拘留、监视居住等情形，草案也作了类似规定。征求意见中，这些条款引起了社会各界的热烈讨论。

    肯定的意见认为，与现行刑诉法相比，上述规定明确了“不通知”家属的案件类型，是立法的进步。但也有人士担忧，“等严重犯罪”的表述，在实践中可能成为一个“口袋”，给秘密逮捕开出口子。

    “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之外的严重犯罪到底包含哪些内容？立法机关对这个问题要说清楚。”北京地平线律师事务所律师柴冠宏说。他同时指出，如果侦查机关以“有碍侦查”为由不通知被逮捕人的家属，家属就没有办法请律师。律师无法介入，犯罪嫌疑人获得辩护的权利无法保障，“问题就严重了”。

    同样受到关注的还有技术侦查、秘密侦查等条款。修正案草案规定，对于特定的案件，公安机关、检察院在立案后，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可以采取技术侦查措施。在必要的时候，经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可以实施秘密侦查。

    熊秋红指出，技术侦查和秘密侦查由公安机关和检察院自行决定，期限和次数也没有特别限制，“制约严重不足、风险很大”。

    “技术侦查要经过严格的批准手续，什么是严格？秘密侦查只需县级以上公安机关负责人决定，这合不合适？”全国律协刑事业务委员会秘书长、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合伙人韩嘉毅表示，这些条款的可操作性不强。

律师会见权如何落实？

    刑诉法修正案草案规定，在案件侦查阶段，犯罪嫌疑人就可以委托辩护律师。草案还取消了对律师会见当事人的限制，除了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和重大贿赂犯罪的共犯以外，律师会见当事人不再需要侦查机关批准。这些改动，得到了普遍认可。

    不过，根据草案，辩护律师在侦查阶段仅能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帮助、向侦查机关了解涉嫌的罪名等，只有进入审查起诉阶段，才能调查案情、核实证据。“侦查阶段，律师能做些社么呢？这样规定，等于削弱了侦查阶段律师会见嫌疑人的意义。”熊秋红称。

    此外，对于“恐怖活动犯罪”的表述，也有不同意见。

    “什么是恐怖活动犯罪？刑法里没有这一章，也没有这一类罪名。”张青松指出，“我们通俗的理解，像爆炸、放火等犯罪，实际上都可以说是恐怖犯罪。如果作出扩大化的解释，律师会见还是会受到限制。”

    在许兰亭看来，刑诉法经过16年才修改一次，机会难得，必须要慎重。“我们经常说，‘针尖大的洞就会进来斗大的风’。刑诉法是管操作的，一定要严、要细，越明确越好。”

    北京京都律师事务所主任田文昌坦言，刑诉法修改，很多律师在呼吁保障其权利，但绝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律师可以是任何一个公民的代言人，律师不是为自己争利益，是在为全国的老百姓，为全体公民争取权利。”

    本报记者 王逸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