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照耀中国

    薄薄的册子,泛黄的纸张,被时间洗过的墨色,但封面字迹和马克思图像依然清晰。一个人扶着眼镜,凑近橱窗,鼻尖几乎就要贴上玻璃,只听他喃喃自语:“共-党-产-宣-言?印错了吧?”

    映入他眼帘的是我国出版的第一部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全译本——《共产党宣言》。1920年8月,陈望道将它翻译成中文,在上海出版。没想,印刷时将《共产党宣言》印成了《共党产宣言》。

    那年夏天,在北京四处搜集马克思主义图书的毛泽东,将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铭刻在心。他后来对斯诺说:“(它)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谁曾想,作为马克思主义著作在中国出版的起点,一本深刻影响和启迪了中国革命及革命者的书籍,竟然是以这种“独特”的姿态面世的。

    9月6日,由人民出版社发起,与国家博物馆共同主办的“日出东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暨人民出版事业90周年纪念展”在国家博物馆开展。除了上述难得一见的《共产党宣言》首印本外,在展览中还能看到1930年3月出版、陈启修翻译的《资本论》首个中译本,1944年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出版、邓拓主编的第一套《毛泽东选集》等诸多珍贵的历史文献。

    “这是国内首次举办的反映我党出版事业的历史回顾展,规模大、展品全、内容丰富、论述权威,是前所未见的。”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介绍说,“展览展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历程中的重要文献,以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重要理论成果。”

    2004年,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作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战略决策。胡锦涛在会见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工作会议代表时强调:“思想理论建设是党的建设的根本。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只有坚持以科学的理论为指导,才能制定正确的路线方针政策,才能凝聚全党全国人民为崇高的理论和目标而奋斗。”

    出版物是思想的载体。90年来的马列著作出版工作,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发展和逐步深化的历程。90年来,马克思主义从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思想武器,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旗帜和思想保证。

    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第一个马克思主义著作出版高潮

    梁启超曾说:“欲建造何等之事实,必先养成何等之思想。”早期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思想和理论基础。

    李大钊、陈独秀等先进知识分子,都通过办刊办报、翻译书籍、撰写文章等方式宣传马克思主义。他们既是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社会活动家,也是最早的一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编辑家、出版家。真理之火在思想先驱的手中传递着,那是一个出版与革命共享风云的年代。

    悬挂在展厅东侧的照片是李达家的旧址——上海辅德里625号。这座石库门,如果没有中共二大的召开,没有弄堂里革命者一闪而过的历史身影,它将变得毫不起眼。1921年,在党的一大会议上,党中央极富远见地决定创建自己的出版机构——人民出版社，由宣传主任李达负责。

    “抬头四壁卷册,俯首一张书桌。”李达家6平方米的“亭子间”成了出版社的编辑部。据李达回忆:“那时,我担任出版社主编,共出版14种读物以及临时性的小册子。付印、校对、发行工作都是我个人担任的。分发到外埠去的刊物都是经过轮船的水手及杂务输送的。”

    在李达的主持下,中国共产党历史上出现了第一个出版马克思主义著作的高潮。从参展的书目可以看到,仅1922年9月就出版了马克思的《资本论入门》、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以及《劳动运动史》、《两个工人谈话》、《太平洋会议与吾人之态度》、《李卜克内西纪念》等多部马列书籍。

    当时人民出版社出版物的封面及版权页上印的社址都是“广州昌兴马路26号”,这是广州新青年社的地址,是用来迷惑敌人的。为了躲避搜查,李达把刚刚出版的马列著作藏在厨房的柴火堆下,一旦被察觉,便立即将它们付之一炬。

    从那时起,中国共产党的人民出版事业薪火相继,从未停歇。毛泽民在上海书店组织出版了恽代英的《世界劳工运动史》、李春藩翻译的《哥达纲领批判》;瞿秋白在汉口长江书店出版了《马克思主义浅说》、《无产阶级之哲学——唯物论》、《社会科学讲义》;华岗开办华兴书局,重译《共产党宣言》,陈望道翻译的最后一句“万国劳动者团结起来”被改译为“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后传遍中华大地;王禹夫与协生印书局的张培直合作,以“北方人民出版社”名义重印和新编了“左翼文化丛书”、“人民文化丛书”等五六十种图书。

    橱窗里还陈列着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出版的各类马克思主义著作:《列宁选集》、《斯大林选集》、《干部必读》五本、《毛泽东选集》晋察冀版本、《法兰西内战》、《费尔巴哈论》……如果把解放区的出版事业和国统区的以三联书店为代表的进步出版事业看做革命出版事业的两条河流,那么这两条河流在重建后的人民出版社得以汇合。

    天津大学的退休教师陈凯激动地说:“橱窗里的书,把我带回到那个火红的年代。”

    革命导师用文字做火种点燃共产主义的火炬

    展览开展前,国家图书馆的工作人员王霞捧着一个蓝色的纸箱,走进展厅。箱子里装着24种28本马克思主义著作,大部分都年近“耄耋”。其中历史最悠久的是一本1867年出版的德文《资本论》首印本,由老一辈革命家李一氓捐赠,为国家一级文物。王霞带着这箱宝贝,在博物馆里已经“三进三出”。国图对古籍善本的管理十分严谨,从地库取出到展厅封闭前,管理员必须做到“人不离书,人在书在。”她说:“这本《资本论》从来没有离开过国图,这是第一次外借展览。”

    从1867年《资本论》诞生,到1938年《资本论》全译本在中国面世,中间经历了半个多世纪。3卷本的《资本论》花费了郭、王俩人20余年的心血。图书出版后先从上海运到广州再运往内地。运输途中,装载《资本论》第2卷的海轮沉没,致使完整拥有《资本论》该译本的人甚少。如今徘徊在德文、中文两部《资本论》之间,生出无限感慨。难怪有人将这些马列著作的编译者比作盗火的普罗米修斯——革命导师用文字做火种点燃共产主义的火炬,把这捧烈焰高高擎起。

    “理论上的成熟是政治上坚定的基础”。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出版社重建。中央编译局多次对《资本论》校译、修订。在中央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中,再次对《资本论》的译文重新译注和修订,收入《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的第5、6、7卷,单行本也将很快问世。

    中央编译局局长衣俊卿指着1984年开始出版的《列宁全集》中文第2版向身边的人介绍说:“这是我们与人民出版社合作的《列宁全集》,是自行编辑的、目前世界上收入列宁文献最多的《列宁全集》,共60卷,3000余万字,比苏联的《列宁全集》多7卷。”

    改革开放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更加广泛,各类马列书籍纷纷出版。

    2009年,“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项目《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和《列宁专题文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皇皇巨著,陈列在一楼展厅的最显眼处。在两部文集的出版座谈会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长春指出:“两部文集的出版,对于广大干部群众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更好地用马克思主义指导实践,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道路和理论体系不动摇,进一步巩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必将起到重要作用。”

    展厅里还陈列着人民出版社近年来出版的各种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点教材,这些教材充分反映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反映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实践,反映了各学科领域研究的新进展,体现了政治性、思想性、学术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的选择

    参观者从1950年12月18日人民出版社重建合影中找出了胡绳、胡愈之、吴玉章……这些出版名家的身影,当然还有范用,那时的他,还年轻。

    一张老照片里,人民出版社的校对正在对《毛泽东选集》精装本做印刷质量成品检查。《毛泽东选集》的出版是新中国成立后,党的出版史上的一件大事。当时6亿人口的中国,4卷本《毛泽东选集》印行了两亿多套，而且做到了“悬之国门,不易一字”,这不能不说是出版界的一个奇迹。

    在衣俊卿看来,“如果说,中央编译局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一辈子,心无旁骛地只做一件事,这就是矢志不移,皓首穷经,把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系统地翻译出来,建立起马克思主义理论宝库;那么,同样地,人民出版社也有那么一群人,他们一辈子,执著于一件事,这就是扎扎实实,精益求精,使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文文本出版问世,奉献给我国广大读者。”

    “我研究了‘刘周朱邓’对‘毛泽东思想’形成的各自贡献。比如‘抗战要打持久战’的思想最早是由张闻天、周恩来、彭德怀提出的。1938年3月抗战知识出版社还出过周恩来写的《怎样坚持持久抗战》。所以说‘论持久战’是中共领导集体智慧的结晶。”一位中年男士对着橱窗中的图书口若悬河地讲了十几分钟。他就是民间红色收藏家秦杰。为了这次展览,秦杰拿来了自己收藏的各种版本的《毛泽东自传》。

    天津的收藏家杨建清带来了21块展板。1951年7月1日,为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30周年,有关方面举办了以“马克思主义的胜利”为题的展览。展览由41块展板组成,分别是“马克思在苏联的胜利”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杨建清带来的是后者。60年后,相似主题的展示,彰显了马克思主义生命力之强大和理论魅力之恒久。

    人民出版社马列编辑室主任郇中建在展场中留连。搞了一辈子马列文献编辑,他也是第一次看到如此大规模的马列出版物展。他说:“一圈转下来,一条清晰的历史脉络,贯穿了中国共产党90年的历史。对搞研究的人来说,要对理论有新的发展,就先要清楚它的来龙去脉。看完展览就能明白——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民族的选择。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近代中国的历史紧紧地联结在一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