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明日报与我

    我于1959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1964年毕业留校任教。五十多年来，我作为光明日报的一名普通作者、忠实读者，与该报结下了深厚的情缘。

    光明日报坚持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等科学理论。这对我确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起了很好的引领作用，促使我不断学习，与时俱进。

    光明日报为我树立了学术上的典范。几十年来，光明日报发表了冯定、艾思奇、陈岱孙、张岱年、汤一介等学界前辈的多篇文章，并且报道了他们爱国敬业的感人事迹。这在为人与治学方面为我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光明日报使我增长了知识、拓宽了学术视野。光明日报的哲学、文学、史学、艺术、科学、读书等栏目的文章、报道和评论，使我如海绵吸水一样，徜徉在知识的海洋里，吮吸知识营养，拓宽学术视野，这对我做好教学和科研工作有很大的帮助作用。

    光明日报是我的良师益友，同时，我也努力成为她的挚友、诤友。本着爱护的态度，从提高报纸质量出发，我也尽己所能，对她提出若干建议。毕业47年来，我一直坚持给光明日报写信，表达我的看法。

    2008年12月26日，学术版负责人薄洁萍、肖国忠同志就如何办好学术版、理论版，专门来听我的意见。我当即提了五条建议：1.定位与责任，应当明确学术版、理论版的历史定位与学术责任；2.坚持与发展，即这两个版面应当把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作为首要任务；3.前沿探索，这两个版面应当在前沿领域坚持科学探索；4.综合创新，这两个版面应当在综合的基础上作出创新性的贡献；5.编辑学者化，编辑、记者应当努力具有学者的品格、学风和知识储备，并能灵活运用。

    对有的文章在讲中西文化交融、世界文化整合过程时，不注意辩证分析的现象，及时提出我的看法。例如，有的文章在讲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看法时，认为黑格尔对中国文化持全盘否定的态度。我当时即告学术版和新闻部的同志，指出黑格尔对中国文化是有褒有贬，应当辩证分析。例如，他在《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中曾说:“中国人也曾注意抽象的思想和纯粹的范畴。古代的《易经》（论原则的书）是这类思想的基础。《易经》包含着中国人的智慧（是有绝对权威的）。”再如，我看了《话说中国舞蹈》这篇文章之后，立刻给该文作者资华筠教授写信，一方面，称赞该文大气磅礴，说理透辟，另一方面，也指出文中应予辩证分析的地方。资华筠教授给我回信，表示感谢。同时，她将我给她的信的复印件寄给“光明讲坛”责任编辑。该版编辑殷燕召同志给我来信，“对您的认真细致十分感佩，能有您这样的读者，实为光明日报之幸。”当然，这是过誉之辞。我只是做了一些小事而已。

    几十年来，对光明日报各版的文章，我尽可能认真学习，吸取营养，同时，对其中的语法、修辞和某些表述也提出自己的意见。开始时，几乎每天给新闻部的周华同志打电话，现在差不多四五天打一次电话，成批地提出建议。

    我今年已经74岁，而且诸病缠身。但是，为办好光明日报，我将一如既往，在学习的同时，认真提出各种建议，以略尽绵薄之力。

    （作者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现代科学与哲学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