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现实题材的创作中,我根据多年对甘肃农村的了解,我省一些贫困地区的农民,比较普遍地存在着“等靠要”的思想,不思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只想如何依靠国家救济生活。按照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和要求,我在《苦乐村官》的创作中,围绕自力更生,艰苦创业与“等靠要”的矛盾冲突,批评了贫困农民中的落后意识。又塑造了一位不要国家扶贫款,而从邻村借来扶贫羊,带领乡亲们养羊致富的大公无私、任劳任怨的农村基层干部的典型形象,作为广大农村基层干部学习和效法的榜样。
同时,我还针对艾滋病人不被社会理解,误认为凡是艾滋病人都是作风不正的偏见,创作了现代秦剧《百合花开》,对艾滋病人表现了社会主义人道主义的关怀,并塑造了一位因与持刀行凶的歹徒搏斗而染上了艾滋病的见义勇为的英雄形象,患病后又自强不息地进行花卉研究与生产并取得丰硕成果的先进事迹。在艺术表现上,我在剧中创造了富有诗情画意的境界,表现出强烈的抒情色彩。
《苦乐村官》中的村长万喜,也不是我笔下完美的典范,可他的作为和精神,却无限度地接近了我心目中理想的、一个为了带领乡亲们勤劳致富“甘愿吃尽千般苦,让乡亲们得实惠我心满意足”的基层村干部形象。我在写出他身上特质的精神和力量时,这种精神和力量也一直直抵我心底,并且会一直让我延续这种精神和力量!
《百合花开》的创作,再一次把生命的美丽和感恩留在我心底,把温暖和关爱注释在我生命里,更是让我再一次感悟,再一次体味生命的脆弱和人间之爱永远是世界上支撑我们战胜命运和灾难的最伟大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