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的锋芒哪去了

    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邵燕君有一次读到某作家的一个访谈，这位作家说自己有个困惑，就是不管自己写什么，写得怎么样，批评家都会叫好。这让邵燕君大受刺激，“这等于说批评家没有尊严了，你的存在对于作家而言，只是一个我不好、你也说好的人。”7月2日下午，在京举行的《文学报》“新批评”专刊征求意见座谈会上，邵燕君谈起这段往事。

    在与会人员的手边，正放着一份6月2日的《文学报》，上边发表了邵燕君整版的文章，对《古炉》“处处逆着读者的阅读惯性”提出了中肯的批评。正是从这一期开始，《文学报》推出“新批评”专刊，目的是“打破文坛、艺坛批评沉闷的状态”，倡导“真诚、善意、锐利”的新型批评。

    “这种对文学负责的态度，哪怕是有一点点进步，都要充分肯定。”与会的中国作协副主席、报告文学家何建明说。     

    现状：“抱歉，最近忙，这本书没有读完，我讲三点意见……”

    现在的文学批评，部分专家的开场白有着惊人的类似：“抱歉，最近忙，这本书没有读完，我讲三点意见……”结果一讲却是半个小时的“大而空”的废话，与作品本身没有多少关联。

    何建明说，他感觉到批评家的批评准备不够充分，“这样的研讨会太多了，使得批评家很难有足够的时间去阅读，或者对某种作品有比较长时间的准备。”

    中国报告文学学会副会长李炳银认为，批评家需具备批评的能力，这种能力建立在对知识的积累和良好的文学素养上。在他看来，现在的大量批评文章只是对作品进行简单的解释，“没有味道的东西也要挖掘出味道来，没有特点的东西也要找出特点来”。

    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李建军指出，“批评只需要经验的积累和比较的视野，然后就可以判断出一部作品的好与坏”。问题是现在的一些批评工作者放弃了基本的原则，他们的立场、观点游离于文艺作品之外，附加了许多额外的因素。

    不少与会者都提及，从总体上说我国还是一个“人情化”的社会，传统根基深厚，大家彼此相熟，碍于情面，有些意见不便于公开表达，只好说一些捧场的话。

    “现在批评出现了团体化，甚至在一定意义上的小圈子化”，清华大学教授肖鹰说，“这导致的恶果是，有很多想说透的话，或不敢说透，或不好意思说透，或不愿意说透。”在他看来，批评的价值之一是要赞扬，要肯定，但同时批评应该是挑剔的，是责难，是否定。

    改变：“不太愿意请只说好话、空唱高调的批评家了”

    身为报告文学作家，何建明坦承自己受到的表扬多、批评少，即使这些难得一见的批评，也常常感觉不到位，话没说到点子上。

    令他印象深刻的是，有篇文章的绝大部分篇幅在表扬他的同时，进行了这样的总结：“何建明开始从新闻化迈向文学化。”他认为这句话指出他的作品很大程度上新闻性强于文学性，“我是从新闻职业转到文学创作的，文字的表达和语言的表达可能不如人家。这个批评比较准确。”

    真诚的批评因稀缺而显珍贵。邵燕君提到，一位作家朋友说过，如果他写了一个自己都觉得不怎么好的作品，批评家反而说一堆好话，他从内心深处是看不起这样的批评家的。

    “作为主办方，我们也不太愿意请只说好话、空唱高调的批评家。”中国作协创研部主任胡平说，现在越来越多的批评家也坦诚地表达自己的意见。据他观察，每年经常有京外的作家到北京开研讨会，在会议的筹备阶段，作家对自己的作品都是信心百倍的。但研讨会一结束，他就明显感觉到作家的情绪消沉了不少，因为研讨会上不乏专家的批评。

    《文学自由谈》杂志副主编黄桂元说批评家不可对作家求全责备，社会对批评家也不能求全责备。他认为，“深刻的片面强于肤浅的全面”，因为“真理往往就是在深刻的片面这个左右碰撞当中获得发展，就跟走路一样，先迈左腿再迈右腿，不可能两条腿同时向前迈进。”

    6月2日，邵燕君参加在京举行的《古炉》研讨会。在发言时，邵燕君提到：“贾平凹今日的写作路数与其说是古典的不如说是现代的，与其说是传统的不如说是代表先锋实验性质的。所有让叙述流畅起来的惯常通道被堵死了，但是遗憾的是以此为代价换来的又确实是一些鸡零狗碎的日常细节。”

    她的发言立即得到了中国作协研究员牛玉秋的认同：“我觉得邵燕君的发言非常有意义，从她的阅读可以发现一些问题。”

    研讨会结束时，贾平凹表达了对批评家的敬意：“好多人认为评论的意义不是很大，但是对搞创作的人来讲，会从中吸收很多东西。”

    重建：“需要让批评这只翅膀、这个轮子给予创作更强有力的支撑”

    目前“新批评”专刊出版了两期，刊登了对《古炉》和郭敬明现象的系列评论，还涉及文学批评缺乏盛气、张爱玲《小团圆》格局“小气”、散文年选质量堪忧等尖锐话题。文学评论家雷达说，看到这些文章让他特别激动，“我当时还想，我自己要写篇东西。”

    近来，重振文学批评、文艺批评、文化批评的呼声不断传来。《人民日报》5月6日发表了《“文化批评，我拿什么来拯救你”》，严肃地指出：“文化批评的时尚化、边缘化、口语化、散文化、纪实化、低俗化，批评家们对于重大文化现象的缺席、缺位、失语、乱语、无序膨胀，使批评载体滑向媒体化、口号化、红包化、核心刊物化，这些是文化批评丧失生命力、降低文化品位的重要原因……”

    《光明日报》的“文学评论”开辟“你说我说·我看文艺批评”专栏，至今刊出《文艺批评不是工业产品》、《文艺批评要驯服市场的“野性”》等9篇文章，对文艺批评的现状进行了全方位、有针对性的批评。

    “‘新批评’面对问题直言不讳，体现了敢于担当的姿态。支撑这种勇气的正是一种使命意识，旨在革除文学评论界的弊端，营造健康的批评生态。”作家彭程这样认识“新批评”专刊所体现出的独立性。

    除了独立性之外，雷达认为，还需要确保批评具有说服力和学理性，在学识上要有严密性、创新性和敏感度。

    “批评不能像河里漂着的落叶一样，随着河水流到哪儿，就跟到哪儿。”李炳银认为，并不是所有的文学现象都值得批评，并不是每一个作家都值得批评，并不是哪一个作家都能够经得起批评。真正经得起批评的作家，才是很成熟的作家，他们的作品才值得深入挖掘。

    散文家韩小蕙提议给年轻人更多的机会，“年轻的批评家充满了和生命同在的文学热情，因为文学本来就是和生命同体的事业，它首先不是技巧、笔墨、语言，首先应该是生命和热血。”

    何建明强调了交流的重要性，即批评家跟被批评者之间要展开交流，批评家与批评家之间也要加强对话。

    沈阳师范大学教授贺绍俊认为，开展“新批评”的最终目标不应该仅仅是发出否定的声音，而是要改变不太良好的批评生态，创造出一个自由、平等、阳光的思想交流与学术争鸣的批评环境。

    中国散文学会常务副会长红孩期待营造出争鸣的氛围，要给被质疑的一方说话的机会，“要不然只有一个声音，过一段时间才象征性地有一篇表达不同意见的小文章，这样确实不公平。”

    “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中国作协创研部副主任何向阳认为，需要重提创作和批评两者之间的协调关系，“现在需要让批评这只翅膀、这个轮子给予创作上更强有力的支撑，只有这样，整个文学才能飞得更高，走得更稳当。”

    （本报记者 王国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