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弼时：善于倾听，循循善诱

    善于倾听，循循善诱，既是任弼时的工作作风，又是其政治智慧的体现。

    任弼时曾说：无论对于干部或群众都不能使用高压手段、不能威慑，不能使人害怕；因为惧怕而畏怯，而疏远，而不讲真话，那你就无法弄清实情和澄清问题了。在革命年代，大凡接触过任弼时的，无论干部或群众都乐于接近他，说他和气、可亲、可敬，愿意同他谈问题，特别是敢于把自己心里话尽情地向他倾吐出来。

    大革命时期即到苏联工作的师哲，从1930年起几乎每年都到共产国际去找中国代表团，要求回国工作，但每次都被应付了事。1938年，他找到新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任弼时，一口气汇报完十几年来在苏联的情况和问题，最后提出回国工作的要求。和以前大不相同，师哲的讲述不但一次没有被打断，任弼时还当即找来共产国际干部处处长核实情况，着手落实。这让师哲“觉得自己好似重新回到了母亲怀抱的婴儿，感受到无限的温暖”。不久，组织上安排师哲担任任弼时的政治秘书，1940年3月同任弼时一起返回延安。

    1936年，丁玲刚到延安不久，就主动申请到彭德怀和任弼时领导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深入生活。那时，长征刚结束不久，红军在定边自卫反击，打胡宗南，彭德怀是前敌总指挥，任弼时是政治委员。

    此前，他们并不认识，丁玲从来没有和任弼时在一块儿工作过，更没在一起打过仗，他们是文武两分的。作为年轻的文人，认识任弼时前丁玲只习惯和搞写作的文人交谈，和红军首长谈话的机会很少，所以总是首长谈得多，她只注意听。她和毛泽东在一块，就听毛泽东讲，她讲得少。和任弼时初次相识时，她觉得他样子蛮严肃，两只眼睛很有神，两撇短胡子，很有威风。可一接触他，却非常平和，很容易就接近了。他们从各自曾经就读的长沙明德中学、周南女中谈起，谈到社会上的一些事情，海阔天空，什么都说。任弼时喜欢提问，而且根据讲话对象所讲的一再提问。丁玲本来比较单纯，也很少世故，不懂得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该讲，什么不该讲，在任弼时面前更是什么顾虑都没有，就把心里话都很坦然地倒出来了。以至于丁玲从来不称呼任弼时职务，而是直呼其名——“弼时”。

    1938年康生在党校曾说：丁玲如果到党校来，我不要她，她在南京被捕的那段历史有问题。1940年有人将这话告诉了丁玲，丁玲很生气，就给当时的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写信，让康生拿出证据来，并要求组织上做个结论。不久，任弼时找丁玲谈话，同过去一样，丁玲说的多，任弼时丁是丁，卯是卯地一一发问，丁玲毫不保留地一一回答。他们像聊天一样，谈得很仔细。习惯了和任弼时坦率交谈的丁玲当时一点没感觉到任弼时是在审查自己，更不知道是组织上委托任弼时来做这件事。后来中组部对丁玲的这段历史作了结论，陈云、李富春亲笔签名，结论作得很好，丁玲非常感激。

    任弼时并不因为对丁玲政治上的了解就忽视她工作中的问题。抗战初期，丁玲带着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前方工作，常去八路军政治部主任任弼时那里汇报工作。那时，国民政府只拨给八路军三个师的给养，八路军的生活非常艰苦，西北战地服务团在农村演出一次也才有两三块钱经费。有一次，丁玲在演出费里报了几元钱虚账，包括炭火费、钉子费等。任弼时就问：“你们不是有烤火费吗？为什么还领炭火费呢？”丁玲说，“当然有，那是在老百姓家里，办公用的，这炭火费是在露天舞台、后台用的，后台冷，演员化妆需要烤火。”“你们演出，住室的炭火不就省下了嘛！”接着，任弼时又问：“钉子干什么用？”丁玲说：“挂幕布”。任弼时又说：“钉子用过后不是可以拔下来带走吗？”丁玲说，“钉在木头里可不好拔哩！”任弼时仍旧是丁是丁，卯是卯。可见，和善亲切的任弼时，对于同志的要求是毫不放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