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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习史实践史。这就是从《改造我们的学习》到“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既一脉相承又开拓创新的最终落脚点。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重视学习，勤于学习和善于学习的党。从1941年延安整风运动时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到21世纪以来党中央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上的理论探索，它们之间究竟是如何一脉相承？又是如何创新发展的呢？为此，记者专访了中央党校刘晶芳教授。
一个亟待解决的大问题
记者：作为毛泽东主席在延安整风运动中三篇重要理论文章之一的《改造我们的学习》，在当时出现有着怎样的背景？
刘晶芳：《改造我们的学习》一文的出现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在抗日战争初期，尚处于不成熟时期的中国共产党尽管经受了长征的洗礼，但工农红军普遍文化水平不高，理论准备不足。特别是全民族抗战爆发后，大批进步青年和志士奔赴延安，复杂的革命新形势也使党更加认识到理论武装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虽然遵义会议后，我党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并实现了政治路线和策略的转变，但是思想路线的转变并没有完成，导致革命失败的教条主义依然存在和盛行。
在党内，许多党员依旧教条地照搬苏联经验，认为中国革命已经如斯大林所预计的一样，进入了第三个阶段，错误地将资产阶级从革命动力排斥到革命对象中去。
毛泽东深知教条主义之害，对教条主义深恶痛绝。1938年10月，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他专门论述了学习问题，认为这是“一个亟待解决并须着重地致力解决的大问题”。
然而，六中全会中强调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并没有引起全党的重视。
“不能以今日之是，判昨日之非”，在王明自我辩解的同时，他的鼓吹“两条路线”的小册子《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依旧作为中国革命的教科书，在根据地大量出版。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毛泽东意识到，必须对全党进行一次深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育，纠正不正之风，统一全党思想。
教条主义害人害己害革命
记者：《改造我们的学习》究竟是如何向错误学风进行斗争的呢？
刘晶芳：1941年5月19日，在延安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他尖锐地指出党内的不良学风问题，他说：“许多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者言必称希腊，对于自己的祖宗，则对不住，忘记了。”他虽然没有明说，但锋芒直指照搬苏联经验的教条主义错误。
“墙上芦苇，头重脚轻根底浅；山间竹笋，嘴尖皮厚腹中空。”毛泽东用这副对联，鲜活地将教条主义者的形象勾画出来。他深刻地指出，教条主义“这种作风，拿了律己，则害了自己；拿了教人，则害了别人；拿了指导革命，则害了革命。这种反科学的反马克思主义的主观主义的方法，是共产党的大敌，是工人阶级的大敌，是人民的大敌，是民族的大敌，是党性不纯的一种表现。”
毛泽东认为克服教条主义需要做到三点。首先，要坚持调查研究，系统周密地认识中国革命所处的历史时期和周围环境。其次，要有组织地研究中国近百年的兴衰史，以历史为镜，少犯或不犯前人的错误。最后，要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国的革命实践相结合。
对于在职干部学习中遇到的文化低、时间紧、任务重等矛盾，毛泽东提出了两个办法：“工作忙，就要‘挤’，看不懂，就要‘钻’”，“不仅年轻同志需要学习，年老的同志也需要学习”。
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反对教条主义的代表作。它语言犀利，说理透彻，振聋发聩，对统一全党思想，克服教条主义，确立马克思主义联系实际的作风，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
党的历史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习史实践史
记者：新世纪以来，我党在建设“学习型党组织”中作出了哪些探索？
刘晶芳：2001年5月，江泽民同志提出：面对21世纪的机遇和挑战，我们必须“构筑终身教育体系，创建学习型社会。”
2004年9月，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以党中央全会决定的方式提出建设学习型政党。2007年10月，党的十七大再次明确要求全党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进一步把握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提高全党运用科学理论分析和解决实际问题能力。
从1941年《改造我们的学习》发表至今，已整整70年。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相比，新世纪以来，中国社会主义事业所处的环境要更加复杂，既是改革开放的黄金机遇期，又是矛盾凸显期；既有后来居上的“后发优势”，又要面对长期经济社会发展不均衡产生的结构性矛盾。我们不但要丰富理论知识、科技文化知识这样的“有字之书”，更要在实践中读懂如何将马克思主义与当今中国实际相结合的“无字之书”。
我们党的历史，可以说是一部不断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学习史实践史。这就是从《改造我们的学习》到“建设学习型党组织”，既一脉相承又开拓创新的最终落脚点。
（本报记者
朱波采访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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