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史也是一部理论创新史

    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

    中国共产党90年的奋斗发展史，也是一部理论创新史。近日，记者就这个问题采访了中央党校教授陈雪薇。

    《毛泽东选集》四卷中的两卷半是在延安写成的

    记者：我们党的理论创新，是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过程。这个过程具体是怎样的？

    陈雪薇：1939的一个冬夜，毛主席就着炭火奋笔疾书，甚至连放在身边地上的炭盆把棉鞋烤着了都浑然不觉。当时他在写《新民主主义论》。由此我们能够感到，理论创新是很艰苦的，同时也反映出当时毛泽东等党的领导人对理论创新的重视程度。

    从党成立以来一直到遵义会议之前，尚处于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还来不及从容地作理论上的准备，因此，既取得了两次革命胜利，也遭受了两次惨痛的失败。当然这并不是说我们党没有进行理论探索，相反，当时的共产党人上下求索，对革命的一系列问题提出过很多思想。但是，我认为这些思想尚未系统化，没有成为全党共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的结合还有待深入。

    毛泽东和中央红军在1935年10月19日到达吴起镇，直到1948年3月21日离开延安渡过黄河，我统计了一下，《毛泽东选集》四卷中的两卷半是在这13年里写成的。毛泽东反复思考中国革命过程的曲折，一边指挥抗战和解放战争，一边进行理论创新。仅从1935年冬到1940年春，便先后发表了《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等宏篇巨著，在理论和实践结合上解决了我党新民主主义理论和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军事路线等一系列重要问题。

    毛泽东的这些论著，既是对党在当时革命实践经验教训的科学总结，更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理论成果。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没有经过大风大浪，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记者：延安时期党的理论创新有什么特点？对我们党此后的创新实践有哪些影响？

    陈雪薇：1962年毛泽东回忆起这件事时说：“在抗日战争前夜和抗日战争时期，我写了一些论文，例如《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共产党人〉发刊词》，替中央起草过一些关于政策、策略的文件，都是革命经验的总结。那些论文和文件，只有在那个时候才能产生，在以前不可能，因为没有经过大风大浪，没有两次胜利、两次失败的比较，还没有充分的经验，还不能充分认识中国革命的规律。” 

    这些论著有三个特点：一是有着鲜明的针对性，做到了有的放矢。二是充分体现了毛泽东倡导的研究历史、研究理论和研究现状。三是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要求。这批论著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代表作，是解决中国共产党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基本理论和思考，也可以说是20世纪上半叶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涌现的崭新革命理论成果，具有鲜明的时代性。 

    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不断取得新的理论创新成果

    记者：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党是如何不断取得新的理论创新成果的?

    陈雪薇：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形成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政策，创立了邓小平理论。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先后提出了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一系列重大战略思想。

    党在领导革命、建设和改革的长期实践中，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实现了两次历史性飞跃，形成了毛泽东思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两大理论成果。这是我们党宝贵的政治和精神财富。

    （本报记者 户华为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