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禁止令”离不开社区矫正机构建设

    山东省济宁市的未成年学生王辉（化名）因偷盗笔记本电脑，日前被法院判处管制6个月，处罚金1000元，并被要求4个月内不准进入网吧。“偷电脑被判不准进网吧”，这是新刑法修正案实施后，济宁市发出的第一张“禁止令”。近日，其他城市的法院也陆续发出类似的“禁止令”。

    各地形式多样的“禁止令”频频发出，源于新近开始实施的《刑法修正案（八）》。这一修正案首次提出，对于判处管制和宣告缓刑的罪犯，人民法院可以“同时禁止罪犯在执行期间从事特定活动，进入特定区域、场所，接触特定的人”。禁止令的设立是中国社会管理及法律实践的重要革新，但“禁止令”是否能够做到令行禁止，谁来监督“禁止令”的执行，还有待观察。

    禁止令的设立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和现实意义，它可以根据犯罪分子的具体情况进行具体限制，包括“从事特定的活动、进入特定的场所、接触特定的人”，从而直击犯罪根节，防止他们再次接触犯罪诱因，形成一道“隔离墙”。

    当然，禁止令的效果最终还得看执行情况，因为禁止令终究只是一纸命令，如果禁止令没有得到有效的执行和遵守，不仅影响禁止令的效果，更影响司法部门的形象和法律的权威。目前我国在监外刑罚的执行和落实上还存在较多薄弱环节。被告人一旦被判处管制或缓刑，一般是由社区矫正机关来执行对被告人行为的约束，很容易脱离司法部门的监控。在这种情况下，社区矫正机关能否正常履职，成为禁止令有效执行的前提和关键。问题是，目前我国社区矫正机构恰恰存在着极大的不完善：一方面是很多社区还没建立社区矫正机构，另一方面人员的配备也十分不足。目前矫正的主要对象是管制、缓刑、剥夺政治权利、假释及保外就医这五类人员。这些人员要将每天的活动由监护人签字报告，但这些报告是否完全真实并不十分确定。与此同时，对犯罪分子的矫正是一个系统工程，检察机关、法院、公安机关都有相应的职能分工，但现在各方的信息共享与联动还需不断沟通磨合，这种情况必然会影响禁止令执行的效果。

    因此，要想让“禁止令”真正落到实处，加强社区矫正机构的建设，完善相关制度，必须摆上议事日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