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年轻人恐怕很难理解我父亲的执着。他是吃过大苦的,14岁逃荒流落北平城郊,差点饿死,后来受生活所迫当了掏粪工,又饱受压榨、盘剥和歧视。新中国成立后,父亲才挺起了腰杆。他对党和国家,充满了感激与热爱,这是时传祥精神的来源。
“工作无贵贱,劳动最光荣”,父亲并不是孤独而不合时宜的。我与那个时代一些著名劳模,比如王进喜、老孟泰等人的后代常有联系。我们依然保留着那个火热年代的记忆:在旧社会曾经被侮辱、被损害的“下等人”成了全国人民的偶像,朴实无华的人性光辉被放大,成为新中国精神道德大厦的基石,照耀着一代中国青年的前途。
我从父亲手中接过了一面旗帜,成为一名环卫工人。刚当上环卫工人时,我被分配在使馆区当垃圾分拣工,每天都要分拣出好几吨垃圾。我总是抢着干最苦、最重的活,在累得实在顶不住时,就想想父亲背着一个200多斤重的粪桶,一天要背93桶,清理出的粪便要用一辆大卡车才能拉走,与父亲那种深入骨髓的疼相比,自己的工作显然要轻得多。
令我惊喜的是,我的努力工作也得到了大家的肯定,我以自己的行动传承了父亲的精神。1979年,我荣获北京市青年新长征突击手称号;1989年,我被评为北京市劳动模范;1990年,我荣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
让我永远难忘的是,1999年10月2日,江泽民同志握着我的手说:“小时啊,你子承父业,要好好工作,为人民服务!”
我和父亲一样勤勤恳恳、踏踏实实工作。不同的是,我生活在一个更好的时代,获得了比父亲更好的机遇,从一个垃圾分拣工,走上了领导岗位。尽管工作岗位不同了,但我努力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传统永远不会变。
(本报记者 殷泓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