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我的欧洲邻居

    楼下的邻居又给我寄了一封挂号信。上次在楼道里百年不遇地碰面时，他就跟我提过，说下面可能会要求我把本应付给房东的房租交给他，他代表业主委员会，正在协调楼里共用的物业管理的费用问题。解决这问题需要钱，除了房主要掏钱外，房客的房租，也要在房主不肯交钱的情况下被“征用”。他会给我一封书面信件详细说明此事。说很有鼻子有眼、义正词严。

    这次见面后不久，我果真收到了他的一封信，是直接塞到我的邮箱里的。信里除再次义正词严地复述上述要求外，也明确表示，如果我对这封信没有回复的话，他将通过邮局寄出一封挂号信，重复同样的要求。

    比利时人和法国人一样，凡事都用挂号信说话。那时在法国，也是与一位邻居有纠纷，另一位邻居对我们说，你得给他寄挂号信，正式告知，否则他会以“没收到信”、“不知道”为由搪塞不办。如果是那样，你还一点办法也没有！

    这次，房东不想掏这笔业主委员会要的钱，这态度很明确，我也明白了。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什么问题似乎比较复杂，双方都有各自拥趸，具体谁黑谁白我也懒得搞清楚。但房东提醒我说，他要给你寄挂号信，你可以拒收。你拒收，邮递员只能把这信拿回邮局，15天之后，信只能退回寄信人。

    房东的话引起了我的警觉。且不说邮递员送来的挂号信，我在没打开、不知道内容为何的情况下拒收，可能于我不利更可能陷我于不义；即使真的照房东说的对方拿我一点办法也没有，但有一点我是绝脱不了干系的——一旦拒收这封挂号信，我就主动卷入此纠纷中了!

    房客卷入房东、物业之间的矛盾，即使没有什么直接的坏处，但也绝无好处。所以我要求房东出示一封书面证明，证明我与此纠纷无关，无论出于什么理由、根据什么规定要求我改付房租对象的要求，都由他——房东本人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我还说明，希望在下次付房租日期之前收到他的书面证明，否则对不起，他的邻居——当然现在是我的邻居——已经在两封信里说清楚了，人家有根有据，并且代表组织——业主委员会。我们中国人守纪律，宁愿得罪个人，绝不跟组织对抗。

    代表组织的邻居老谋深算，严守个人利益的房东经验丰富，其他邻居谈到此事时也都闪烁其词各有打算。都说欧洲人出思想家出战略家，其实说不定也出阴谋家，要说这“巧实力”的功夫还真不是一天两天能修炼出来的。

    另外有一次，和我的阳台相邻的邻居，说我在阳台上安装收看电视的天线，影响了他的视线，要求我拆除。他还写信给业主委员会和我的房东，正式要求他们介入此事，说“共住协定”中说得明白，各家无权在阳台上摆设除植物外的任何东西。

    我说看电视不仅是我的娱乐需要，更是我的职业需要——报社派我来，就是让我负责了解在欧洲发生了什么事情，通过我的文字告诉我的中国读者，没天线看不了电视，生生少了一个了解新闻背景的来源，岂不是砸我饭碗？再说那电视天线能让我收到两个中文台，我作为来自中国的中文记者，想能时不时看到中文电视，这点要求不算过分吧？

    那位据说在某国际组织工作的律师先生笑眯眯地给我出了个好主意：您可以把天线安装在屋里，有大玻璃窗，不会影响收看效果！

    我的天！中外家庭我去过无数家，从没见过哪家把电视天线的大锅安装在屋里的。那东西当摆设放沙发边似乎有点过于超现实主义了吧？律师邻居的这个主意透着他的职业智慧——如果不是全然不食人间烟火，就一定是蔑视公序良俗或者公然挑战你的智商！不过，这里得说明，在欧洲这地界儿，很多家庭根本就没电视，或者就一个收看几个台的小电视，因此大都不需要安装“大锅”。但大多数常驻的外国人，无论做什么工作的，一般都会安这东西。思乡，是人类共通的情感嘛！

    后来通过“谈判”，我斥资在阳台上摆上足够挡上那天线“大锅”的常青藤，算是了结了此事。当然，其间我私下咨询了另一位外国律师朋友，朋友说不怕，如果他到法庭上告你，欧盟有《新闻自由法》，你有权利享受新闻自由；你们楼里的“共住协定”相对于此法，一定是“下位法”，只能服从！有了这老兄的“法律支持”，我心里有了底。另外，我还跟邻居套了套磁，他跟我的一个朋友多年前曾是同事，再送了点来自祖国的纪念品，加上那棵常青藤算是大事化小，小事化了了。

    记得小时候学习过的伟大领袖批评自由主义的文章，曾说自私自利的自由主义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虽然不需要我在这些事上捍卫民族利益、国家尊严，不过身在这种动辄得咎的环境中，似乎也由不得自己不自私自利一点。老当“含羞草”也不是个事儿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