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古代哲人用江河比喻历史的流程,确实十分贴切而生动。历史“江河”的水文状态,一如自然的江河。有的河段宽缓,有的河段狭急,或则“潮平两岸阔”,或则“激湍涛汹涌”。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各个不同阶段,生活节奏的速率不同,历史创获的总量不同,文明之光的亮度不同。可以说,在不同的历史阶段,人们对于人类智慧宝库所增益的内容也是不一样的。
历史上智慧的表现,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差异呢?
“智慧史”也许是文化史、知识史、科学史和发明创造史研究者应当关注的一个主题。
回顾历史,智慧的生成,智慧的发挥,智慧的积累,可能有复杂的因素。考虑这样的问题,宋代文化巨人苏轼的意见或许可以给予我们重要的启示。他在《东坡易传》卷六写道:“凡人智生于忧患,而愚生于安佚。”说智慧因忧患而生,愚昧因安佚而生。另一位宋人李昭玘也,然而与其对应的,是“祸见于已形”。南宋人张九成则说:“抑又闻之,天下之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张九成的话,推想源出《孟子·告子下》语:“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然后知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也。”苏轼等人指出“智生于忧患”,已转孟子之意,注意到“智”之生成的条件在于“忧患”,也算是对智慧的历史表现的一大发现。
先来看“智生于忧患”的第一层涵义。就社会个体来看,“忧患”可以磨砺意志、锤炼精神、修养心性,激发个人内心的智慧。张九成在发表“天下之智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的论点之后,又说:“故德慧术智乃起乎疢疾。”随即阐发《孟子·告子下》“天将降大任于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语意。接着又写道:“顽嚚傲很,乃成大舜。险阻艰难,乃出晋文。岂天之成就人才,每以困苦为造化乎!”司马迁亦早已有关于忧患困苦可以“成就”智慧的论述:“昔西伯拘羑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大抵贤圣发愤之所为作也。”
所谓“智生于忧患”的第二层涵义,也许是关心历史的人们应当更为重视的,这就是从社会整体层面而言,“忧患”可以激发社会智慧的发生和盛起。通过对社会文化发展过程的观察可以发现,经过社会历史的动荡,激烈的锻淬,往往使得社会广大层面的智慧得以焕发。在这样的历史时期,“事态百变,人才辈出,令人喜读”(毛泽东:《〈伦理学原理〉批注》)。所谓“人才辈出”,就是说社会智慧的闪光点其亮度和密度都十分可观。
《庄子·缮性》发表“古之治道者,以恬养知”的理念,又提出所谓“以知养恬”,主张“知与恬交相养”。“知”就是“智”。宋代文学家杨万里又说:“智生于仁。”这些意见似与“智生于忧患”有所不同,然而都是从不同角度对智慧发生学的思考。“以恬养知”之说和“智生于仁”之说,指出了智慧应当有道德的基础和文化的氛围。只是这些认识,较之“智生于忧患”的历史发现,毕竟是另一层面的理解。
作者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