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金融文化的几点思考

    中国金融文化的基本内涵，笔者过去曾简单概括为五个字：“利、法、信、义、道”。即金融企业不讳言以盈利为目的，但“利”要以“法”为约束，要以“信”、“义”、“道”为前提。在目标上体现为“利”，在行为上体现为“法”，在他人体现为“信”，在社会体现为“义”，而在这一切之上，则体现为“道”。基于上述认识，我认为中国金融文化的现阶段表述应当是：“诚信为本，依法经营；科学管理，安全第一；改革发展，以信取利；服务社会，全员和谐；谋略通道，融入世界。”这一表述既可从形而下之工作层面去理解，亦可从形而上之金融文化层面去认识。

    中国金融文化存在的问题

    中国金融文化的问题既蕴含着国际金融文化问题的一般性，又有自己的特殊性，表现形式有重技轻道、重法轻德、重物轻人、重利轻义、重快轻“度”，等等，从一定层面来看，信仰文化、信用文化和内修文化严重欠账，导致一些金融从业人员的诚信意识、精神支柱和道德修养严重缺失。其表现，在信仰文化方面，奉行金钱拜物教和权力拜物教，钱权开道、乱拉业务、扰乱市场，个别甚至贪污腐化、声色犬马、纸醉金迷，等等；在信用文化方面，不讲信用、不守规则、逃废债务、欺骗造假，等等；在内修文化方面，内心浮躁、盲目攀比、急功近利、恶性竞争，等等。特别是中国金融业长期以来形成了一种片面求大求快文化，不是靠服务、靠效率赢得市场，而是靠请客、吃喝、送礼、安排关系人甚至其他无所不用其极的手段，拉存款、抢市场、占地盘，其竞争方式和业务品种也是千行一面，了无特色，不但造成了存款大搬家、费用大增加，而且整体上使金融业形象严重受损，金融秩序内生紊乱，金融风险集聚潜伏。虽然这是中国金融业发展和金融文化建设中的支流，但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有人说，上述问题属于市场经济转型过程中不得不付出的代价，那么，现在也应该是到了“偿还”这种代价的时候了。市场经济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平等经济。市场经济要求市场参与者有序发展，同时提倡社会成员确立良好的信仰，这种信仰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抑恶扬善。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如果没有信仰，只信“金钱”，这是十分可怕的。金融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经济危机不是最大的危机，甚至社会危机也不是最大的危机，信仰危机才是最大的危机。邓小平同志提出，中国最大的失误是教育，我认为这个“教育”绝不仅指学校的教育，更是指普遍的理想道德信念教育，绝不仅涵盖教育领域，更涵盖包括金融在内的社会各个领域。因此，现阶段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任务，应是在法制建设的同时进行全员的理想道德信念教育，特别是“有耻且格”教育。孔夫子言：“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意即光靠法律和施行刑罚，老百姓虽然按要求去做了，但内心不认为这样做可耻，仍然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如果动之以情，晓之以理，使老百姓认清为什么不能这样做的道理，就会“有耻且格”，自觉规范自己。制度是人定的，制度是靠人去执行的，任何制度都是有缺陷的，任何制度的执行都是有伸缩性的。“有耻且格”就是制度的客观约束性和执行的主观自觉性的结合。

    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新机遇与新任务

    事物都是一分为二的，金融危机在给人类带来灾难的同时，也将给中国金融业的发展带来机遇。与此同时，中国的金融文化建设也将处于十字路口，我们需要针对金融文化扭曲问题进行纠偏，借鉴国际金融文化的优秀成分，结合本民族的传统文化，建设有中国特色的金融文化，为中国金融业抓住新的发展机遇提供精神文化保障。

    从现在起，中国金融业就要全员身体力行，从思想上重视金融文化建设问题，把金融文化建设作为与金融发展、金融改革、金融开放、金融监管、金融法制建设同等重要甚至更为重要的任务。要加强对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组织领导，设立专门的机构承担对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统筹协调职责；要集中力量围绕中国金融发展现状研讨中国金融文化的定义、内涵、外延和发展重点，编制《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纲要》，规划和指导中国金融文化建设；要通过组织培训、自学以及各种寓教于乐的方式，对中国金融机构员工进行金融文化教育，包括从解决现实问题的角度出发，将“有耻且格”教育作为中国金融文化建设的切入点；要通过制度建设和行为引导，形成金融系统员工积极学习金融文化、深刻领会金融文化、认真实践金融文化、努力发展金融文化的自觉性。

    而为达此目的，首先需要中国金融业进行整体的“反思悟道”，坚持安全与发展并重，提倡发展，重视安全，安全第一；竞争与服务并重，改善服务，文明竞争，服务第一；德治与法治并重，提倡德治，并用法治，德治第一；信任与管理并重，增进信任，加强管理，信任第一；信用与效益并重，提倡信用，合规增效，信用第一；信仰与约束并重，提倡信仰，兼以约束，信仰第一；谋技与通道并重，重视技术，更重“通道”，“通道”第一。

    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勇于担当的金融家

    马克思曾经讲过，“银行家的话比牧师的话还重要”。这就对银行家、金融家提出了严格的道德要求。然而，目前一些“金融家”的社会形象并不让人乐观，金融危机以来尤甚，甚至有的沦入全球共诛讨的境地。可见，真正的金融家不应是单纯的技术专家，更不应是唯利是图的“资本家”，也不应是诸如“庞氏骗局”的发明家，而应当是在金融这个特定领域精通专业、兼通其他，能够把握行业规律、掌控发展方向、带领行业前进的实干家；应当是有思想而非空想，有信仰而非迷信，有理想而非理想“化”的思想家；应当是对社会负责、严于律己、勇于担当的政治家。政治家与政客有何区别？政治家以社会为己任，以社会为“家”，他们站在历史的巅峰上考虑问题，这是一种境界。政客是在社会做“客”，以社会为施展权术的平台，这是“现得利”主义。培育万年松当然不如栽种白菜萝卜来得快，但万年松的价值岂是白菜萝卜可以同日而语的？中国金融文化建设需要一批对社会负责、勇于担当的“金融家”。他们应以社会为己任，以行业长远发展为己任，“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不在乎一时的利害得失，不计较个人的功名利禄。中国金融文化建设能否成功，中国金融业能否抓住机遇，继往开来，关键就在此。

    (作者系中国光大集团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