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香港蒙难

    上期本专栏选载了陈寅恪在清华任教时的家庭生活片断。

    1937年“七七事变”后北平沦陷，陈寅恪一家于10月逃离北平，经天津、山东、江苏、湖南、广西等地一路辗转，1938年1月抵达香港避难，至香港沦陷后，1942年5月初再次逃离。其间陈寅恪只身赴西南联合大学授课，往返滇港之间。

    （1941年）12月8日星期一早晨，流求提着籘书箧，走出家门下楼去上学，刚走到楼梯口，听到几声巨响，门窗震动，不知何事，赶紧退回家中。以后方知，是日军轰炸离我们家不远的九龙启德机场。不久九龙、香港相继陷落。事出突然，我家和所有百姓一样，毫无准备，没有储存食物，商店闭门、学校停课、工厂停工，一时社会秩序大乱。日军占领后，禁止使用大额港币。粮食奇缺，母亲费尽心机，寻找全家吃的口粮，并不得不控制我们进食。红薯皮都成了美食，但谁也没吃饱过。此时“洽庐”（陈家在港第六次搬家租住处。——编者注）的全体住户空前团结，全部都住到了底楼幼儿园里，便于各家互相关照，窗户用被子毯子遮挡，以防弹片。更令人焦急的是，日军某部看中了此栋楼房的地理位置及楼旁的那片空地，勒令全楼居民，限时搬空，用以驻军。大家赶紧商量对策，父亲因自己通日语，不顾个人安危，与房东及几位年长者出面和日军交涉，要求缓迁几日。眼看我们将无家可归，主要路口多处被架设的铁丝网阻断，有日军把守，禁止百姓通行，想投靠亲友，也走不过去。第二天清晨，母亲含着眼泪，拿一块浅色布用毛笔写上家长及孩子姓名、出生年月日、亲友地址，缝在四岁美延的罩衫大襟上，怕万一被迫出走后失散，盼望好心人把她收留送还。如此情景，不仅全家眼眶湿润，连正要告辞返乡的保姆也哭了。父亲长声叹气，流求暗想这真是当亡国奴了。后来因该部队调防，“洽庐”各户才躲过此遭劫难。

    戒严期间一天深夜，听见阵阵凄厉的哭叫声，很闹了一阵，大家和衣而卧，紧张地听动静。次日听说，离我家不远有一户人，五个女儿全遭日军强暴。这年流求刚上初中，母亲不由分说，立刻将她头发削剪成男童发式，穿上父亲为赴英伦所缝制的衬衫（活动的衣领、袖口，便于洗涤），装扮成男孩子，由父亲将她送走，到较热闹的弥敦道八表叔俞大纲家，短期暂避。公共汽车已经停开，步行途中，每经日军关卡，即有哨兵以日语厉声喝止，叫绕道另行，怎奈大多数行人看不懂日军的告示，更听不懂日语，未按要求行事，就被日军开枪或用刺刀乱捅，常有路人应枪声倒地。父女二人总算平安到达。小彭也剪发扮成小男孩，因年龄较小，仍留居家中。

    随着日军占领愈久，食物愈发紧缺。一次，流求、小彭跟随邻居去菜市场，买了一块豆腐，突然有个消瘦而模样斯文的男青年，一把抢走生豆腐，立刻塞进嘴里吞下，在场的人都没有说话。一天，陈乐素先生带领一个孩子，背着一个布袋来到我家，原来布袋中装的是米。他扮成携子回乡的难民，冒着生命危险，绕路把米送到我们家。冼玉清教授派人送来四十元小面额可通行使用的港币，父母亲谢而未收。还有其他雪中送炭的友人，诸如此情，对朋友们的深情厚谊，父母始终感激非常，铭记于心。

    （1942年）2月中旬旧历年底，有人送来整袋面粉，父母因来路不明不肯接受，在家门口推出推进，最后来人扔下面粉就跑了，母亲只有将其分送给共患难的邻居们。春节过后不久，突然有位中等偏瘦身材，穿着灰色西服的中年男子来访，自称是陈先生旧日学生，寒暄后接着说：奉命请老师到当时的沦陷区广州或上海、北平任教。以后，又与人同来，父亲卧床称病。情况正如父亲致傅斯年信中所述：精神上之苦，则有广州汪伪组织之诱迫，陈璧君之凶妄，北平之伪“北京大学”亦以伪币千元月薪来诱招，香港倭督及汉奸复欲以军票二十万（港币四十万），托办东亚文化协会及审查教科书等，虽均已拒绝，而无旅费可以离港。父亲明白自己已被敌伪盯上，必须尽快逃离。4月底忽得朱家骅营救之秘密电报，借到数百港元，因欠债颇多，再以衣物、皮鞋抵债方能上路。香港九龙沦陷前“洽庐”全楼住户各自闭门，几乎不往来，经过数月的患难相处，共同御敌，大家关系密切了许多，我们离港前，房东还送一顶自己工厂生产的帽子给父亲，作为纪念。这段在香港沦陷的日子，虽然仅有半年，其所见所闻，特别是父母亲在乱世的为人处事，深印在我们少年时代的脑海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