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契丹族的移民进步

    公元900年前后，在我国北方出现过一次改变历史进程的人口迁徙，这场迁徙，让落后的契丹族转瞬成为强盛而进步的民族。

    辽建国于五代初期后梁贞明二年（916年），比宋建国的960年还要早44年。契丹族是相对落后的游牧民族，最初仰慕农业文化，唐天复三年（903）迁徙处于游牧和农业文化之间的奚人七千户，到自己的属地饶乐之清河，创为奚迭剌部，分十三县。随后，于唐天祐二年（906），徙云州附近民众，“拔数州，尽徙其民以归。”（《辽史》卷一太祖上）这是在契丹建国之前的两次大规模迁徙奚﹑汉人的活动。建国后，于辽神册五年（920），略地云内﹑天德（大同附近），“徙其民于阴山南”；六年（921）“兵略檀﹑顺﹑安远﹑三河﹑良乡﹑望都﹑潞﹑满城﹑遂城等十余城，俘其民徙内地。”同年，“诏徙檀﹑顺民于东平﹑沈州。”天赞三年（924），“徙蓟州民实辽州地”（《辽史》卷二太祖下）；会同七年徙贝州“俘户于内地”（《辽史》卷四太宗下）；统和十五年（997），“徙梁门﹑遂城﹑泰州﹑北平民于内地”（《辽史》卷十四圣宗五）。有学者统计，仅在今辽宁境内，被安置在头下军州的汉人就将达到三万余户，十五万多人。

    如此大规模的积极主动、目标明确，而且有条不紊、按步骤稳健地迁徙先进区域的人口活动，在人类历史上实属罕见，而一个民族以先进文明为榜样，供本民族参模，简化、优化进化过程，这样的行为和胆魄令人刮目相看。契丹破晋之后，建国号曰“大辽”，而不是以本民族之名“契丹”为号，淡化本民族观念，或即有趋同于先进文化之意图。在当初契丹的腹心之地，至今仍有多种河北、陕西方言流通。这种移民，史称“借才异代”。

    契丹人的这种意图，在初期即使中原士人产生警觉。对此薛居正等撰《旧五代史》与欧阳修之《新五代史》均有相类的记述。以《新五代史》为例，卷四十八、《杂传》第三十六《卢文进传》云：“自其奔契丹也，数引契丹攻掠幽、蓟之间，虏其人民，教契丹以中国织纴工作无不备，契丹由此益强。”卷七十二、《四夷附录》第一：“刘守光暴虐，幽、涿之人多亡入契丹。阿保机乘间入塞，攻陷城邑，俘其人民，依唐州县置城以居之。汉人教阿保机曰：‘中国之王无代立者。’由是阿保机益以威制诸部而不肯代。……谓诸部曰：‘吾立九年，所得汉人多矣，吾欲自为一部以治汉城，可乎？’诸部许之。汉城在炭山东南滦河上，……其地可植五谷，阿保机率汉人耕种，为治城郭邑屋廛市如幽州制度，汉人安之，不复思归。”“文进又教契丹为火车、地道、起土山以攻城。”“多用汉人，汉人教之以隶书之半增损之，作文字数千。”

    关于契丹之模仿汉人而进步，欧阳修《新五代史》多有强调，是站在汉人的立场和角度、站在当事人的角度反思这种现象，关注辽缘何进步迅速，在较短的时间内构成威胁，一个马背上的原始部族，如何从松散的乌合之众形成强大的政治群体，并有了文字等系统完善的特色文化，没有学习借鉴是不符合逻辑、没有道理的。但是欧阳修只是从治史的视角警觉、灵敏地感觉到这种情况，没有指出抑制的办法，也更无从谈起解脱大宋困境的策略。所以，在如此善于议论时事的宋代士大夫的文字中，并未形成集中言论。但宋人毕竟已对此产生警觉、开始反思，能进入正史的观点，当是时人的共识。《资治通鉴》卷二百八十一石晋天福二年载：“是岁，契丹改元会同，国号大辽。公卿庶官皆仿中国，参用中国人。”《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三十八庆历二年十月：“贾昌朝言，契丹近岁兼用汉人，治国建官，一同中夏。灵贼据河西列郡，而体行赏罚，善于知人，此中国之患也。”“中国之患”在于契丹的汉化，亦即快速进步。

    卢文进被正史留下姓名，“契丹所以强盛者，得文进之故也。”（《旧五代史》卷九十七，《晋书》二十三《卢文进传》）是典型的、对契丹的进步贡献很大的人物，但料卢文进式人物绝不止一人。《辽史》卷七十四《韩延辉传》云：“乃请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太宗初元，庶事草创，凡营都邑建宫殿，正君臣，定名分，法度井井，延辉力也，为佐命功臣之一。”知韩延辉亦为契丹之助力。以上所记，皆云汉人之秀逸者因故而入契丹，助契丹进入农业文明。

    《新五代史》之《四夷附录》第二记说：“至上京，所谓西楼也。……皆中国人，而并、汾、幽、蓟之人尤多。”“过卫州，有居人三十余家，盖契丹所虏中国卫州人，筑城而居之。” 文化程度较高之民族，俯首受治，以何术制驭之，以臻于此？一言以蔽之：“借才异代”。

    生存的法则是进化。一个民族摆脱荒蛮，放弃传统的生态，是一个痛苦的过程。一个群落的自我意识和生活经验一经形成，便构成稳定的不易改变的程式，何况一个千百年来逐渐形成的生活方式？这也正是契丹应该被历史特别尊重的一面。契丹王朝在中国北部持续200年的统治，隔断了中原汉政权与西方各民族的传统联系，以至于西方各族误以为契丹即是中国，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就是以契丹来命名中国，时至今日，斯拉夫语仍称中国为“契丹”，可见契丹当时之强盛，亦可理解汉民族与契丹族及其他民族构成华夏民族的公认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