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进入新世纪以来,文本解读逐渐成为国内马克思主义研究总体格局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和研究路向,研究者在注重改变过去那种单纯依据作品中的片言只语便对马克思思想进行概括和提炼的做法、注重在比较思想史视野和当代实践格局中讨论文本中提出的具体问题以显现其意涵变迁和现实意义的同时,特别关注国外“马克思学”界的研究动态,尤其是马克思、恩格斯著作的“历史考证版”新的编辑、研究状况。本文就是对这方面情况的介绍和评论。
把马克思生前所撰写的全部文字以全集的形式整理出版,是恩格斯晚年的夙愿,在结束《资本论》第3卷的整理工作以后,他曾经着手筹备全集的出版。然而,天不假以时日,他就赉志辞世了。梅林在编辑《卡·马克思、弗·恩格斯和斐·拉萨尔的遗著集》时曾经提到编全集的事,但实际上并没有更多地推进这项工作。此后,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如火如荼,对阅读和研究其著作的要求愈益迫切,各种形式的文集编纂计划纷纷上马,然而,让谁也没有想到的是,囊括“德意志人民两个伟大儿子的全部著作遗产”的愿望历经一个多世纪,到现在也仍然没有实现!
迄今为止,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的编辑中有独立价值的版本(这里所谓有“独立价值”指的是下列情形中的一种:首次以原始文字排印;虽非原始文字但翻译最早、最全者;编排体例方面有独特之处;其他文种版本的母本)计有:俄文版(1928-1946,29卷;1955-1981,50卷)、德文版(1957-1968,39卷;1973、1974,2卷)、英文版(1975-2004,50卷)和历史考证版。这其中后者是收文最全、考证最权威的版本。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历史考证版(Karl Marx\Fridrich Engels Gesamtausgabe,简称MEGA),又称国际版或原文版。对于那些生前著述甚丰但没能全部出版,或者手稿仍处于散乱状态、没有完成或保留着几个过程稿,以及留存着大量不供发表但在其中明显透露或表述了自己的观点、思路乃至思想和情感历程等的笔记、札记和书信等等的思想家,西方学术界有编纂其著述“历史考证版”的传统,即“按原始文稿刊出全部著述”,特别着眼于定稿以外的准备稿、过程稿、修正稿和补充稿等等。马克思恩格斯著述的历史考证版第1版是与俄文第1版同时开始编辑的,但两者的编纂原则、方针不同,后者“是供广大读者阅读的,它并不是供学术研究的包括卡·马克思和弗·恩格斯全部著作的完整的版本”;前者则力图“以最大的准确性有系统地再现马克思恩格斯的全部精神遗产”,也就是说,编入该版的全部著作都要按作者写作时所使用的文字发表,除已经完成的著作和书信,还收入未完成的手稿及其准备材料,其目的是供专业研究者学术研究之用,为出版其他文字的马克思著作全集提供基础的版本。主持其事的达维德·梁赞诺夫为此付出了艰辛的劳动,诚如有的论者所说:“马克思研究之所以成为一种特殊的科学,首先是因为有了梁赞诺夫的科学工作、编辑工作和组织工作”,“是他为马克思研究打开了真正无限广阔的历史和国际视野”。历史考证版第1版1927年开始出版,到1935年,9年内共出版了12卷13册(其中第1卷为两册)。这一版本为马克思恩格斯权威著述的编纂积累了非常宝贵的经验,后因主持其事的梁赞诺夫在苏联“肃反”运动中被捕,这一巨大的过程便夭折了。
随着作为“大众阅读版本”的俄文版第2版的陆续刊行,编辑专门为学术研究之用的新的历史考证版的必要性更显突出,呼声也愈加高涨,到上世纪60年代末苏联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和柏林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达成协议共同编辑出版历史考证版第2版。1972年出试编本,1975年正式出版了第1卷,到1990年共出版43卷。苏东事件使这一工作遭受重创。为了避免像第1版那样重蹈夭折的命运,经过多方讨论,柏林和莫斯科两个研究院之外,荷兰阿姆斯特丹国际社会史研究所和德国特里尔马克思故居研究所等作为主要力量加入,重新确定了编辑原则:一是国际化,即这项工程只能在国际范围内实现,要吸收更多的国家和研究机构参加;二是学术性,即为了各方能进行合作,必须放弃任何意识形态成见。1990年5月四家机构商定建立“国际马克思恩格斯基金会”,10月基金会的理事会在阿姆斯特丹成立,并接受了历史考证版第2版的出版权。到目前为止共出版55卷。
历史考证版第2版包括四个部分:第一部分是除《资本论》及其准备著作以外的全部著作和草稿,共32卷,已出版17卷,正在编辑中的9卷,列入计划的有6卷。第二部分是《资本论》及其手稿卷,共15卷,除了第4卷第3册外其他卷次已经全部出版。第三部分是书信卷,共35卷,已出版12卷,正在进行中的有5卷,列入计划的有18卷。第四部分是摘录、笔记卷,共32卷,已出版11卷,正在进行中的有10卷,列入计划的有11卷。
按照历史考证版的总原则和调整后的编辑方针,这一版本将所有已发现的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字材料(当时还没有录音)一律收入,包括读书批注,边页上打的记号,赠书题字等等;而且全部文献都以原著文字刊出,这就避免了转译带来的歧义及其他弊端;同一著作的不同稿本一律刊出,某些著作的译本,凡经作者审阅的,也一律收入,比如《资本论》第1卷,不但刊出通行的恩格斯整理的德文第4版,而且收入马克思生前整理的德文第1、2版,法文版和英文版,以及恩格斯整理的德文第3版;《资本论》第2、3、4卷,不但刊出恩格斯和考茨基加工整理过的正式版本,而且还收入马克思的手稿本。此外,这个版本每一卷都分“正文卷”和与其相应的“学术资料卷”,后者内容包括对原著写作经过和历史背景、文中重要名词概念、史实的注解、原著流传情况简介,手稿原貌描述和版本演变的情况介绍,原著译文详介、人物简介和文献索引、名目索引等等。这个版本如果编辑完成,才可真正称得上马克思恩格斯著述的“全集”。
我们知道,研究基础的完整、准确、权威,对研究水平的提高有不可限量的基础性意义。事实上,举凡亚里士多德、斯宾诺莎、休谟、康德、黑格尔这些著作的历史考证版出版最完整的思想家,其研究水准也是最高的。而从以上的介绍不难看出,距离马克思恩格斯完整著述的全部刊行,还有相当漫长的距离;而没有一个可靠的完整的文献基础,要准确而全面地把握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怎么能不受到一定的限制呢?
当然,这里必须强调指出的是,第一,我们提出要重视MEGA,但不是搞“MEGA崇拜”。在我看来,MEGA只是为马克思恩格斯思想的研究提供了权威性的文本基础,但绝不意味着对其思想的理解和解释有了终极结论,因为真正的研究最终要体现在对文本、文献的解读、分析和评论中、体现在对思想的历史原貌的勾勒及其与当代社会发展实践内在关联的探询和建构中。因此,我并不认同很多MEGA编辑把文献考证与思想阐释截然分离开来的做法。第二,我们提出要重视MEGA,并不是要否认通行本的价值和意义。客观地说,包括中译本在内过去编辑的马克思恩格斯著作集哺育了几代马克思主义接受者和研究者,极大地影响了20世纪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在,我仍有个基本判断,在目前国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泥沙俱下、质量堪忧的状况下,中央编译局的翻译机制和方式(集体的而非单个人的)保证了其译文总体上的可靠(当然,个别文本、个别观点和概念的译法也可以讨论,而这很多是源于中、西文字所表达的思想的非对称性、理解上的歧异性),特别是作为“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重大项目新近出版的《马克思恩格斯文集》10卷本,根据新的文献材料包括MEGA的研究成果对过去的译本做了一定程度的修订,这就与MEGA一起构成了一个互补的、多样的文本基础,弥补了因后者很多部分尚未出版或者研究者无法直接阅读原文而带来的遗憾和不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