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烈士的生命换来的

    1947年，重庆乌云压城，腥风血雨。我出生在民建中学的猪圈旁边，那年是猪年，属猪的我冥冥中开始接受磨难。因为是早产，生下来后我不会哭，连吸奶的力气也没有，接生婆抱过一看，皱皱眉头说，这个娃儿怕喂不活。可我活下来了，民建是地下党办的学校，于是我有许多“干爹”、“干妈”，母亲没有奶水，“干妈”就弄来奶粉，调开了用棉花蘸湿挤进我的小嘴里。6个月后，我被寄养在农村一个佃户老婆婆屋里，父母有时来看我，见我躺在灶台边的禾草堆上，苍蝇嗡嗡嗡地围着我飞舞，老婆婆熬好了米糊，用手指抠起一点一点抹进我嘴巴里，就这样把我养到一岁，当时谁也不知，老婆婆的东家有个肺痨病人，不满一岁的我感染了肺结核。

    1948年，重庆地下党组织遭遇灭顶之灾。作为乡建学院地下党组织负责人的父亲懵然不知，到了约定时间，未见学运特支书记胡有猷来接头，又较长时间未见地下传递的《挺进报》，预感到巨大的危险在逼近，只好启动紧急程序，到北碚“接头”，并由我母亲在后面远远跟着，一旦发现不测立即回去报讯。就在北碚一座石桥桥墩旁，父亲与一个穿长袍的青年对上了暗号，细一打量，发现他竟是化了装的重庆北区书记齐亮，他在重庆《新华日报》工作时，父亲和他有过联系。齐亮机警而冷静，却低声说出了晴天霹雳的几句话：“有人叛变，摊子被搞烂了，胡有猷被捕了，情况非常严峻。你回去马上把已经‘红’了的人，不管是党员还是外围六一社员，尽量撤离重庆，回家隐蔽、分散下乡，都行。你家在香港，你最后走，如有实在没地方去的人，得把他们带到香港去。你要准备好！什么时候走，等通知。”说完他们紧紧地握了手，齐亮旋即匆匆离去。

    父亲回校后马上安排党员和外围积极分子撤离到上海、武汉、云南以及四川各地，自己也在焦急地等待最后的通知。一天清晨，风尘仆仆的齐亮突然来找父亲，紧急通知：立即带着找不到隐蔽地方的同志撤到香港去！分手时他紧紧和父亲拥抱，并深情地说：“恐怕今后很难再见面了，望多多保重！”然后又一转身飘然而去。

    老父亲每每向我追述那一时刻，都令我怦然心动，思绪难平!那真是个千钧一发的生死关头，是考验一个人的信仰有多真诚的严酷时刻——60多年后，我已经无法探究那个清晨时分,齐亮伯伯在通往歇马场乡建学院小路上疾走如飞时会想些什么？我只知道，往前走，他可能挽救党的一个基层组织和一批进步青年，成为救出几十条生命的天使、英雄；也有可能身涉险境，一步跨入牢笼，因为整个组织已经破坏了，乡建学院的地下组织是由条块结合组成的，任何一个环节出问题，他的舍命奔走都有可能成为自投罗网。而如果退回去，他可以有更多时间自保，更有机会逃出虎口，他深知自己已是敌人重点追捕的目标，每一分钟都会有被捕的危险，先摆脱追捕，隐蔽自己也似乎无可厚非。可是，他义无反顾地作出抉择：逐一通知别人先撤离，把生的希望先给同志，死的危险留给自己。信仰！党性！在那清晨的疾走中发挥到了极致!

    我凝视着齐亮的遗照，他向我微笑。我又隐约听见自己的心跳。  

    如果不是眼前这个微笑着的人冒死在那个清晨中奋然前行，我的心跳可能早在62年前的某个时刻戛然而止，因为我会是另一个“监狱之花”、“小萝卜头”。而就是他，让我的心脏一直跳到长大成人，结婚生子，从青年变成中年，成为新中国的一名作家……

    当年父亲与齐亮分手后，马上到老婆婆家里接走我，按原预设方案，没有暴露的母亲留下继续坚持斗争，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党员同志带我坐船撤到香港。同行的女同志充当我的母亲，不料，发着低烧的我死不认这个“妈”，拼命啼哭，同船的旅客纷纷投来诧异的目光，有人问：这娃儿怪咧！咋不肯跟妈？父亲尴尬地“解释”：孩子妈一直在乡下教书，我在城里做事，带孩子方便些，所以孩子只认我，跟妈反而生分了。江轮每停靠一个码头，都有军警特务上船盘查，父亲见我们这引人注目的“一家三口”破绽太大，临时改变了计划，在宜昌下船，从陆路经武汉南下广州、香港。后来我们与转移到香港的南方局领导钱瑛大姐接上头，这时父亲才知道：无耻叛变了的重庆市委书记刘国定竟带特务飞到上海搜捕钱瑛同志，并在码头上拦截从重庆撤离的地下党员，正是父亲决定在宜昌下船这一随机应变，让我们又逃过一劫。我奶奶在香港的家，是“东纵”的地下联络站，不久，我母亲也回到香港，一家人总算团聚了。广州解放后，父母先后奉调回到广州，在党的怀抱里，我治好了重病。但不久收到噩耗：我们的救命恩人齐亮和他的爱人马秀英同志（她是著名作家马识途的堂妹，是在他的引导下参加革命的），在转移隐蔽到成都以后，被时任重庆市委副书记的叛徒冉益智出卖，双双英勇牺牲在渣滓洞里。胡有猷、杨翱、陈诗伯也惨被屠杀，为信仰献出了宝贵的青春和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