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种历史言说

    对于红军长征的文学想象,是和史诗、传奇这样宏大的字眼紧密相连的,但张品成的《可爱的中国》却给人一种全然一新的感觉。他完全不对语言文字进行细致打磨,更不刻意营造宏大的历史背景,而以通篇浅白如话的文字彻底解构了那段传奇岁月和人们的诗意想象。作者以一种宛若置身事外的零度叙事,抵达的却是一种哲学的、历史的深度,带给读者的,是对历史和战争的重新思考,而这是文学在审美之外理应有的一种诉求。

    故事是在作者不温不火的语态下渐次展开的:以方志敏为首的红十军团奉命掩护主力红军撤退,最终几乎全军覆没。没有艰苦决绝的浴血奋战,也没有血腥杀戮的骇人场面。作者甚至回避对战争的描写,常常是简单几个字,一袋烟工夫战事就结束了”。战争,成为铺垫核心故事的一个背景,近于模糊的背景里,映衬着的是一个清晰的身影,即方志敏。小说以主要的篇幅来描述方志敏的狱中生活——他如何写字和写作。我们不能用传统的叙事文学的标准来衡量它,也谈不上什么现代小说技巧。然而掩卷之后总有些什么挥之不去。

    相对于个人命运来说,历史也是由一个个选择组成的。如果在那一刻,方志敏和其他将领们所做的是另外一种选择,中国革命历史或许会是另外一种样子,而造成这种局面的,仅仅是两台坏了的发报机。意想中一场艰苦卓绝的突围战,却意外地轻松取胜。在急需上级下一步指示的紧急关头,两台发报机全部坏掉。忠心耿耿、一丝不苟执行命令的方志敏和其他将领,选择重新进入包围圈,完成他们围魏救赵的战略计划。后来的历史表明,这已经毫无必要。这次选择,让他们迈向了死亡的第一步。第二次选择,则直接导致了他们最后时刻的来临。因为敬重方志敏的人格和才学,狱中几个官吏合谋将他挟持到大门外,以为是“把只鸟拎了丢到野地里它也知道自己飞吧”,可他偏偏就没有飞。他无法相信,自由就在眼前,触手可及。良机的错失,让他付出的代价不仅是自由,还有生命。

    两次选择,将方志敏的生命永远地定格在了那个漆黑的夜里,他把自己三十六岁的生命留存在他写下的那些关于死亡的文章里。历史,有一些荒诞,而选择死亡,也许是我们超越荒诞,留下生命的尊严的唯一方式。想想几十年后,成千上万的精英人士所遭到的屈辱和迫害,谁能说方志敏的选择和死亡,不是一种苍天的垂爱呢?真正的英雄,恰如海明威说过的,可以摧毁,但不会被打败。也正因为珍惜作为人的尊严,不论面对囚禁,还是死刑,方志敏都可以做到从容不迫、宠辱不惊。监狱里,他可以挥毫泼墨,为后人留下《清贫》、《可爱的中国》等珍贵的文字。所以,字里行间,人们所能够读到的只有两个字:尊严。因此,尽管他的身上只有两个铜板,作为一个人的体面却让他征服了狱中每一个人,上至高官,下至厨子。

    可惜,他无法征服那些利欲熏心的人。一个头脑简单的农民意外地获得了敌人赏赐的五块大洋时,头脑中闪现的是一块好田,黄灿灿的稻谷,看见了自己的新房子和女人。白花花的大洋在他的眼前闪耀着,他渴望着另外五个,他指认出了方志敏。无独有偶。当组织上积极营救方志敏时,一个满脑子金银财宝的人出卖了行动计划。这,不仅仅是英雄的悲哀,更是一个民族的悲哀。对于子民,我们缺少一个爱护他们的上帝;对于英雄,我们缺少保护他们的子民。在一个宣扬了千年“仁义道德”的古老国度里,一个“敌人”费尽心机想要救助的红军将领,却被曾经的革命同志出卖了两次——为了五块大洋。很荒诞,是吗?这就是我们曾有的历史。

    文字,并不能还原历史,但却是我们审视历史的最好媒介和隐秘通道。对于这样一段充满传奇想象的历史岁月,作者采取的却是平铺直叙的白描手法,在消解人们惯常的意识形态思维模式中构建起新的历史意识和英雄定义,把汉语作为表意符号的功能降到最低。没有深刻的寓意和复杂的意象,也没有坚硬的词语和生僻的句法结构,更别提匠心独运的精心结构。一切都是轻描淡写,一如飘落的雪花和倾泻的月色那般不经意,却颇有几分水墨写意画的风韵。但作者直接将方志敏的《可爱的中国》作为自己小说的名字,相信他是有所喻指的,这不是一个评论者所能妄加揣摩的。文字,是最好的纪念。那段岁月,已很少有人再去回首;那个时代中的人,已在人们的纪念中被逐渐忘却。然而,从那段历史,我们照见现在的虚华;从他者,我们照见了自我的卑琐。文字里,我们看不到作者任何的情感倾向和语意指向,而是几近原生态地把一段历史岁月呈现在读者面前,达到了一种纯粹的客观写作。细节,终究会呈现出一些意味深长的精神寓意。看上去素朴甚至笨拙的文字中,透射着灵魂的力量和穿越历史时空的想象。这是以往的战争文学中所不曾给予的。这既是朴素的文字对于我们的吸引,更是一种精神魅力的召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