木棉花开（报告文学·节选）

    编者按：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报告文学《木棉花开》（《广州文艺》2008年第四期刊登）再现了任仲夷在广东推进改革开放的事迹。1980-1985年，任仲夷担任中共广东省委第一书记，和全省干部、群众突破重重困难和阻力，在改革开放先行一步的探索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广东的先行一步，亦对带动全国改革起到巨大影响。现节选部分段落，以飨读者。小标题为编者所加。

 

    “鱼骨天线”风波

 

    很多广东人至今仍能清晰地记得当年的“鱼骨天线”风波。

 

    经济状况稍稍好转，广东沿海地区的不少家庭有了黑白电视。可有了电视却没有可看的节目，内地电视节目少，信号弱，且播出时间短。很快，不知谁发现了一个好看处，那就是香港电视节目，只需一根鱼骨形天线，即可直接收看。于是，美味的食品，漂亮的服饰，欢快的主持人，自卖自夸的广告，还有邓丽君的情歌，恋人的拥抱和接吻……哇噻，香港人竟然是这样生活的！

 

    一时间，家家户户效仿，很快就普及了整个珠江三角洲。连广州市的高高矮矮的楼顶上也发豆芽般地长出了密密麻麻的鱼骨天线，像向日葵一样，仰望东南。

 

    当时正值全国舆论开始猛烈围攻广东的时候，“鱼骨天线”事件不啻是火上浇油，再次引爆了海潮般的谴责声。

 

    迫于压力，省委、省政府制订措施，严禁收看香港电视，并督令各地派出工作组，动用消防车逐村逐户强行拆除，同时动用大功率电台施放干扰信号，常常使得珠三角地区的电视屏幕里飘满茫茫大雪。

 

    老百姓竟然想出了一个当年对付日本鬼子的办法：空舍清野。工作组未进村，消防车刚出动，家家户户的“鱼骨天线”就快速撤下来，夜幕降临之后，再悄悄地送上屋顶。

 

    外商们意见更大。此时，佛山、南海、江门、中山、顺德、东莞和惠州一带的“三资企业”正在渐成气候，无数的港、澳、台客商及东南亚华侨资本如过江之鲫，纷纷来穗试水。他们都在驻足观望：连香港电视也不让看，还算什么经济特区？我们的生意怎么做？我们的信息哪里来？我们的娱乐何处寻？

 

    鱼骨天线，恰如鱼骨在喉，顿时成为任仲夷最为棘手的火辣辣的难题。

 

    广东省委宣传部原副部长张作彬告诉我，当时的省委真是左右为难，上级三令五申，严禁收看，坚决拆除，而城乡群众怨声载道，情绪激烈。长期下去，不仅进一步激化干群矛盾，而且将严重影响外资的进入。任仲夷苦思许久，终于下定了决心。一天，他打电话把张作彬找去，给他布置了一个特殊任务。

 

    1983年5月上旬的一天，张作彬带着两名干事，悄悄赶到深圳，住进了临近香港的一家旅馆里，三天三夜没睡囫囵觉，把香港电视所有的节目一一记录下来，并写出了一份调查报告。报告分析，香港电视剧和综艺节目，是为了迎合一般市民口味设计的，比起还处于起步阶段的内地电视，自然具有较大的吸引力。低俗无聊的节目时有所见，而黄色和反动宣传几乎没有。

 

    几天之后的一个上午，任仲夷来到省委宣传部，召集宣传文化系统负责人开会，正式表明了自己的看法和意见。

 

    采访时，我想方设法找到了这份当年记录的讲话稿。

 

    在这份约5000字的讲话里，他主要谈了两个问题。一是不提倡看香港电视，要与中央保持一致。第二就是要千方百计办好自己的广播电视节目，丰富群众的文娱生活。

 

    正是在这个讲话里，他第一次提出了那个著名的观点：“排污不排外”。自觉排污是必要的、明智的，但决不能因噎废食，笼统地反对一切外来思想文化，对资本主义国家先进的科学技术和优秀的文化成果，我们不仅不能排斥，还应当积极地吸收借鉴。

 

    在整篇讲话里，对于拆除鱼骨天线和干扰香港频道，他只字未提。

 

    从此之后，香港电视在任仲夷的任期内再也没有受到强行干扰，鱼骨天线也成了南粤大地一道独特的风景……

 

    正是这个时候，发酵的珠江三角洲像一个硕大无朋的香喷喷的蛋糕，依靠毗邻港澳的独特地理优势和侨乡众多的人文优势，以较低的土地价格和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吸引了大量外资的直接进入，尤其吸引了港澳台制造业的大规模转移，以“三来一补”为主要贸易形式的外向型企业迅速遍布城乡，掀起了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第一轮经济大潮……

 

    新名词：私营经济

 

    那一年，郑炎潮还是华南师范大学的一位在读研究生，专业是经济学。

 

    这时候，他惊奇地发现了一个秘密：马克思经典著作与广东现实之间竟然存在着尖锐矛盾！

    按照《资本论》的界定，个体经济的雇工不能超过8人，超过这个数目就是资本主义经济，其性质是剥削。据此论断，国家明确规定，不允许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存在和发展。但广东的现实大相径庭，随着与港、澳地区联系的增多和外资企业的逐渐进入，大量家庭作坊和私营工厂规模越来越大，雇工数目很多已突破80人，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经济呢？他们都是新兴的资本家吗？

 

    面对这种现状，郑炎潮很是担心，但这个课题却又强烈地吸引着他。于是，他在毕业论文里悄悄列出一章，专门探讨。经过大量调查，他为这种新兴的经济形式定义了一个名字：“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私营经济”。无疑，这个概念太敏感、太越轨了。答辩前夕，导师明确告诉他，这一章必须放弃，否则，答辩肯定不能过关，他也不能毕业。

 

    这时候，他偶然听到一则消息：省委第一书记任仲夷很重视个体经济发展，最近曾要求广东学术界专门研究。于是，1982年5月的一天，他突发奇想，把这一敏感的章节单独抽出来，买了一张8分钱邮票，用平信寄了出去。

 

    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仅仅几天之后，任仲夷就亲自给他打来了电话。于是，第二天下午，两人便有了一次难忘的会面。

 

    郑炎潮永远记得，那是在任仲夷的办公室。原来，以任仲夷为首的广东省委，对新兴的个体经济不仅没有任何“制止”和“纠正”，而且一直在努力为其争取着合法地位。上一年底，广东省工商局就出台了全国第一个鼓励支持个体经济发展的具体措施，就在十多天前，佛山市还成立了全国第一家个体劳动者协会。

 

    任仲夷说：现在对于个体经济，只能扶持不能压制，但要扶持，首先就要正名，如果头上始终悬着一把“资本主义”的达摩克里斯之剑，那还怎么发展？马克思关于个体经济有一个“8人规定”，但是到底超过雇工8人的个体经济应该叫什么？我们也没有想好，刚好看到你的论文，这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和创新，为我们的决策提供了依据，我支持你！我们还要围绕你的这些观点，制定一个政策，给它取一个正式的名字，就叫作“私营经济”怎么样？

 

    从此，中国改革开放史上正式诞生了一个全新的名词：私营经济。

 

    这一年，广东省进一步出台了一系列支持个体私营经济的措施，并组建广东省和广州市个体私营协会，同时划分皮具、服装、美容、饮食、眼镜等行业分会，西湖路灯光夜市、一德路咸杂干果市场、文园电器城、番禺易发商场等专业市场纷纷成立。

 

    “东南西北中，发财到广东”。一时间，广州成了个体私营者的天堂，成了试水者冒险家最早的乐园，大街上挤满了操着南腔北调，提着大包小包的外地批发商……

 

    喇叭裤、牛仔装、运动鞋、电子表、计算器、烫发头、迪斯科、邓丽君……“广式潮流”引发的蝴蝶效应，像春风一样吹绿了全国城乡的角角落落，为正在从动乱和贫穷中走出的12亿国民送上了第一束五彩缤纷的时尚之花。

 

    他们为传统的中国带来了时尚，带来了财富，带来了活力，也带来了方向……

 

    第一家五星级宾馆

 

    1981年，广东旅游部门开始组织内地公民香港游。也是在这一年，香港歌星第一次来广州演出。按照多年的模式，歌者只能端庄地站在舞台上，对着固定的麦克风，像做报告一样表演。但是这一次却出了大乱子，唱到兴奋处，这位名叫罗文的著名歌星，一把抓过麦克风，拉起电线，在舞台上边跳边唱，指手画脚，摇头摆尾，煞是陶醉。这一下引来舆论大哗，各地报刊纷纷开炮，痛批“资产阶级腐朽台风”。

 

    时尚渐起渐盛，街头巷尾处处飘起了港台流行的抒情歌曲，浓浓的情歌情调中，款款而行的是烫发头、喇叭裤、迷彩服、高跟鞋、超短裙……内地传言成虎：广州街头到处是“美军”（因男青年的迷彩服上襻多、兜多，类似美国军服）！到处是妓女！内地一位副省长来广州出差，看到种种场面，气愤得在旅馆里擂墙大哭：“没想到我们社会主义国家竟然变成这个样子了！”还有一位老将军，更是跺足捶胸，仰天长叹：“靠这一代年轻人当兵上战场，我们部队如何能打胜仗？”于是向中央写信控诉，痛骂广东，坚决要求“收复失地”。

 

    白天鹅是内地出现的第一家五星级宾馆，由香港霍英东投资。

 

    可想而知，白天鹅从开工的第一天起，就引起国内舆论热议：“共产党怎么能和资本家签约呢”，“五星级宾馆里允许开妓院”……

 

    白天鹅本来是涉外宾馆，服务对象是港澳台外地客商，可是为了汇聚人气财气，1982年试营业时，霍英东决定向全社会开放。于是，门童的斑马裤、迎送小姐的旗袍、银制的餐匙、精致的牙签、室内的瀑布等等都惊爆了广州人的眼球。

 

    可好景不长，尴尬事接踵而至。原来不少广州人此时还没有见过牙签、餐巾等一次性用具，顺手就牵走了。当时卫生纸在普通市民中还未普及，因此酒店卫生间的厕纸也成了抢手货，一天就要补上几百卷。更让店方痛惜的是，一些男青年穿着时髦的带有铁掌钉的皮鞋，在大理石地面上随意踢踏，留下了难以修补的斑斑点点。

 

    宾馆不得不有所规定：衣冠不整者禁止入内，皮鞋掌钉者禁止入内，并在门口专设了拔除铁掌钉的工具和工作人员。

 

    这一来，羊城内外、南北媒体口诛笔伐，气势汹汹地围攻这一只刚刚出巢的白天鹅：根本不合中国国情，倡导资产阶级生活方式，歧视国人，是旧中国“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翻版。

 

    霍英东忧心如焚，悔恨自己投资内地过于冒险了。

 

    苦恼中的霍英东决定在白天鹅请任仲夷吃一顿饭，于是便试探着发出了一份请柬。

 

    身边人员劝说任仲夷，这种场合还是不要去了吧，一旦出席，明天的香港报纸就登出来了，北京也都知道了。你吃一顿饭，人家就会说你与资本家穿连裆裤，是把兄弟。

 

    他边打领带边笑哈哈地说：“广州和香港不是把兄弟，而是亲兄弟，不仅合穿连裆裤，还同吃一个奶（指同饮珠江水）。今天亲兄弟请客，又是一个出名的好机会，我为什么不去？况且，谁规定共产党的省委书记不能去五星级酒店呢？”席间，面对着境内外的新闻记者，西装革履的任仲夷与港澳各界商人谈笑如故友，满堂生春风。

 

    霍英东喜出望外，唤来纸笔，请他题词。他环视大家：“题什么好呢？”稍稍构思，援笔立就，是李白的浪漫诗句：“两岸猿声啼不住，轻舟已过万重山。”

 

    白天鹅起飞之后，李嘉诚、胡应湘、郑裕彤、利铭泽、李兆基等港商投资的中国大酒店、花园酒店也先后落户羊城。接着，连官方的东方宾馆也扩建成了五星级。

 

    1985年，中国公布了内地第一批五星级酒店，共5家，前4家全在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