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经学的现代化

    姜广辉《新经学讲演录》是其在《理学与中国文化》《走出理学》《义理与考据》《易经讲演录》《诗经讲演录》《论语讲习录》《中国经学思想史》之后的一部颇具新意的经学研究成果，该著能够将学术性与普及性结合起来，在研究方法与研究旨趣方面体现了近年在经学研究方面的新进展。

    两个学术创新

    学术创新有两个基本条件：一是新文献材料的发现；一是研究方法的创新。

    在新文献材料的运用方面，在经学史上，考古发现的新文献材料很少，因此通过新文献材料的发现达到经学研究之创新在学术史上很少见，传统经学研究的文献主要集中在传世文献的考证方面。但是，以新发现的先秦诸子及其相关文献材料为佐证，通过考古发现的新材料间接进行经学元典产生之时代背景的考证研究则有很大的学术空间，但是这种研究需要研究者具有广博的国学文化素养和扎实的学术史知识。姜广辉《新经学讲演录》一书在很多地方通过考古发现的新材料研究传统经学，如作者引用青铜器铭文中的材料和郭沫若先生的考释文章来考证“经”字之本义。引用马王堆帛书本《老子》甲乙本的版本考证先秦典籍被称为“经”之时代。引用《郭店楚墓竹简》研究“六经”提法出现的时代。引用《郭店楚墓竹简》中“仁”字的写法阐释“仁”字之本义。引用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简《孔子诗论》考证《诗经》的分部，解决了《诗经》学史上关于《诗经》分为《风》《雅》《颂》和《诗经》分为《南》《雅》《颂》的争议。正是由于作者综合运用考古发现的新文献材料推断先秦古书产生的时代等经学研究中长期有争议的问题，因而很多以前没有解决的问题基本被解决。新的文献材料的发现和运用在学术研究中具有极其重要之作用，中国20世纪学术研究之所以能够取得重大成就，与甲骨文、敦煌文献、居延汉简、马王堆帛书等文献的发现不无关系，王国维等学者正式利用这些文献实现了学术创新，新的文献材料的运用也是姜广辉《新经学讲演录》经学研究能够取得重要学术创新的一个重要原因。

    首先，利用学术史研究我国固有之经学。

    按照传统的观点，清代学者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为经学研究之一转关，使得经学为现代主流学术之史学研究提供了无比丰富的文献资源。姜广辉则对章学诚“六经皆史”之说进行了批判，认为此说“挑战了‘六经’的经典地位”“章学诚否定三代以后的文化发展，本身就是一种非历史主义和隐蔽的文化退化论”。姜广辉认为：“经学是华夏民族核心价值观的集中体现。”这就为经学同作为20世纪显学的史学争得了同等的地位，而且作者认为“经学为中国文化命脉”的观点其实暗含经学的地位高于史学的思想。重估经学之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这是姜广辉《新经学讲演录》提出的经学研究的新的重大命题。

    20世纪西学东渐以来，我国学者以西方的学术方法研究我国固有之学问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该书运用西方哲学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哲学材料进行系统组织，使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资源被重新激活，而且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截断众流”，从老子开始讲起，使得中国哲学的研究建立在信史的基础之上，因而该著在方法论方面对20世纪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姜广辉对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进行了反思，认为：胡适作《中国哲学史大纲》，不是从“六经”讲起，而是从诸子百家讲起……“截断众流”，无异于对中国文化斩“根”断“魂”。

    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没有以传统经学为基础，而是“截断众流”，使得中国文化的根脉被截断。包括哲学史在内的中国文化史研究应该以经学元典为基础，这也是姜广辉《新经学讲演录》提出的新的重大学术命题。作者认为：检讨和反思80年来中国哲学史和思想史的研究状况，我们得到这样一种认识：以往的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缺少“根”，即经学，而以往的中国经学史又缺少“魂”，即价值和意义，因此想要写一部有“根”的中国哲学史（或思想史），须先写一部有“魂”的中国经学思想史。

    作者在反思学术史的基础上认识到了中国经学研究对于中国文化重建，特别是构建中国文化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意义。在20世纪学术史上，以顾颉刚为代表的古史辨学派在中国学术走向科学化的过程中曾经起到过重要作用，但是，古史辨本身也有缺陷，因为在如何对待史前传说的问题上太过于偏激，因而不利于对中国文化的重建，古史辨派的学者后来也认识到这一点，所以这一学派很快淡出学术史，此后很长一段时间这一问题被搁置。姜广辉《新经学讲演录》将古史辨派遗留的问题重新提出，作者引用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古代社会》将史前史分为蒙昧时代、野蛮时代、文明时代的理论，认为：清人马骕编的《绎史》，发现此书所排列的中国古代传说有一个有巢氏、燧人氏、伏羲氏、神农氏、轩辕氏前后延续的系列，这个序列正好与摩尔根所述的蒙昧时代、野蛮时代的各个阶段一一对应。据此作者认为，“中国上古传说由来有自，很可能是由上古时代口耳相传的‘集体记忆’保存下来的。因而这些传说有真实历史的影子在。”因而认为：“‘六经’具有信史的资质。”这就很好地解决了“顾颉刚难题”，“六经”中关于中国史前史时代的传说是可以作为史学研究的材料的，“六经”完全可以作为信史来看待，这也在某种程度上提高了“六经”的学术史地位。作者运用王国维、梁启超、顾颉刚、吕思勉、梁漱溟等人的研究成果来研究传统经学，这都是运用学术史研究传统学问的经典例证。作者认为学术史的发展有一个特殊规律，这就是“返本开新”，即通过中华元典的重新阐释推动经学理论创新。作者认为：中国自古以来的汉语文献，有三个语言体系：一是以今文《尚书》为代表的“老古文”语言体系；二是春秋末至清末的“古文”（也可称“新古文”）语言体系；三是晚近的“白话文”语言体系。“三个语言体系”的学说很好地解决了唐代韩愈以来学者们普遍认为《尚书》语言“佶屈聱牙”的难题。上述这些观点都是在梳理学术史的基础上得出的，因而使得传统经学研究实现了向现代化的转变。

    其次，以比较的视野研究传统之经学。

    在传统的经学研究中学者们很少运用中西比较的方法，因为经学为中国所独有，中国经学没有比较的文化参照对象，姜广辉《新经学讲演录》也很好的处理了这一学术难题。作者引用汤因比关于古代中国文明的起源理论分析中国经学发生的历史背景。作者引用西方学者的“集体记忆”理论和“文化记忆”理论研究“尧舜禅让”问题，顾颉刚“层累的造成的中国古史说”及日本汉学家白鸟库吉的“尧舜抹杀论”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作者引用德国哲学家伽达默尔评论《荷马史诗》在希腊社会中的地位理论评论《诗经》在先秦中国文化中的地位。以比较的视野研究传统之经学，开拓了传统经学的研究空间。 

    再次，综合运用各种国学方法研究传统之经学。

    姜广辉《新经学讲演录》一书提出了很多新的学术观点，这些观点都是建立在扎实的国学功底基础之上的，是作者综合运用多种研究方法综合得出的结论。如作者对汉代齐诗的“四始五际”之说进行了研究，认为“两千年间，学者对这三段话只是转录，无人解释”，姜广辉则指出此学说“实际是关于政治改革和社会革命的时间节点理论”，“这个破译，得益于我对汉代象数易学的了解，以及对诗经学的了解，同时也得益于我平时对历史上改革和革命历史规律的关注”。由此可见其扎实的国学功底以及高超的综合运用各种国学方法研究传统经学的能力。姜广辉认为经学研究有“治经”和“论经”两种路数，《新经学讲演录》也自觉运用这两种方法来进行经学研究。其实，“治经”运用的是汉学的考证学方法，“论经”运用的是宋学的义理学方法，中国传统学术不外乎上述两种方法。历来研究经学者要么只重视考证学，要么只重视经学典籍义理之阐发，能够把上述两种方法圆满结合起来的著作较少，因而传统的经学很难创新。姜广辉《新经学讲演录》能够很好地将汉学的考证学方法和宋学的义理方法结合起来，因而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经学研究之创新。在学术史上，不朽经典的产生往往源于研究方法的创新，例如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之所以能够对20世纪学术产生深远影响，原因就在于其能够运用西方哲学的理论体系对中国哲学材料进行系统组织，使得中国传统哲学思想资源被重新激活，因而该著在方法论方面对20世纪学术产生了重要影响。研究方法创新是姜广辉《新经学讲演录》经学研究能够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

    重经学主旨大义略繁琐训诂考证

    姜广辉《新经学讲演录》是传统经学研究走向现代化过程中的一部重要著作，作者对经学的研究体现了重经学主旨大义阐发而略繁琐训诂考证的经学研究思路。这可与作者“弘道重于传经”的思想有关，作者认为：“孔子之后，孟子为‘弘道’之儒，荀子为‘传经’之儒，‘弘道’比‘传经’更重要。”姜广辉《新经学讲演录》之所以能够成为经学史上的一部重要著作，同样也是因为该著在经学研究中采取了“抓大放小”的方法，作者能够抓住各部经典的主旨大义进行阐发，而舍去传统经学研究的繁琐训诂考证，能够在简短的篇幅中对重要经学著作的产生时代、作者、主旨思想及文化价值进行论述，该著有点类似《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的做法，能够起到经学研究入门工具书的功效。传统经学在当代逐渐走向衰微，因为在学术史上经学既是“专门之学”又是“学究之学”，“专门之学”重“师法”和“家法”，一般不从事某种经学研究的人因为不具备经学研究所必须具备的基本学术素养而不敢轻易涉猎；“学究之学”使得经学成为精英文化中最高深的学问，一般的文化人对经学望而生畏。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中，经学逐渐走向衰微，传统经学的文化资源不能作为当代文化建设的资源而加以充分利用。姜广辉《新经学讲演录》能够克服传统经学作为“专门之学”和“学究之学”所产生的弊端：一方面，因为是课堂讲课的实录，所以具有口语化的特点，能够为一般读者所理解。另一方面，因为重经学主旨大义阐发而略繁琐训诂考证，能够对十部重要经学著作的主旨大义进行阐发，使初学者在较短的时间内能够对传统经学的主要思想有一个大概的认识。姜广辉《新经学讲演录》既可以作为初学者进入经学研究的津梁，又可以成为一般读者了解中国传统经学文化的普及读物。传统经学文化功能在当代的重新发现该著重视传统经学思想在当代核心文化价值观建构方面的作用，使得传统经学在当代新的学术背景下焕发出活力与生机。作者认为：“古代经典凝聚着一个民族各方面的经验和教训，这种经验和教训经过历史的淘汰与锤炼，它是对整个民族精神的探讨、反思和弘扬的公共平台，也可以说是精神家园，因而具有强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作者能够抓住传统经学著作的核心精神思想以及这种思想对当代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构的作用加以论述，如作者认为《尚书》的主要思想是“协和万邦”，《周易》的主要思想是“忧患意识”，《春秋》的主要思想是“大一统”等。作者以全新的理论视域对中华元典进行了诠释，而且作者的这种诠释对当代文化建设具有“开新”之功效。在这种文化思想的指引下，作者提出了重估经学之学术地位和学术价值等重要经学研究命题。（作者系宁夏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