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近代中西医的博弈》

    中西医的“博弈”能否实现双赢？这个问题，恐怕经过了2019年末至2020年初的与新冠病毒的战斗，已经可以说明，中西医的博弈应该是可以双赢的。然而至近代以来，尤其在细菌致病说出现以后，中西医的博弈可谓你死我活。《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一书，敏锐地抓住了“细菌学”这一中西方治疗逻辑的分水岭，从一个常为人忽视的角度，重新书写了近代中国医学史。

    西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 他对治愈的基本认识，就是恢复身体的平衡与和谐。比如，身体发热，就要冰块或冷水来阻止；热病初期不宜出汗，就用被褥捂汗或者催吐，甚至放血，等等，这样的观念一直绵延到近代。中医虽然不会用这些方法，但追求“平衡与和谐”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然而，当肉眼看不见的细菌被西医发现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人们开始知道，感冒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细菌或病毒；导致上吐下泻的毒质，其实也是细菌或病毒。在抗生素被正式发现前，中西医的交手还难以分出高下。直到抗生素被临床运用，两者才正式出现了重大分歧。中医是科学还是迷信之争，也借此甚嚣尘上。民国以来，从学界到政界，对中医的压制甚至废黜的思想，占据了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余云岫、吴汝纶、梁启超、傅斯年等各界人士，都是批判中医的急先锋。当然，这也是中医开始主动向西医学习，并正视细菌学的重要动力。中医不谈“气”是不行的，这是中医之为中医的本质。中医必须依据寒热与气候，即气的对证治疗，方能实现其治疗目的。但气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存在，而细菌则是事实存在。在客观事实面前，中医是不得不妥协的。因此，要想兼顾两者的唯一办法，就是将细菌学纳入中医气论的范畴中，用自己的话语对其进行重新消化、理解，亦即“再正典化”，由此出现了近代中西气论与细菌论会通的“历史模式”。不得不说，这实在是医学史研究上的新面向。《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一书非常专业，温病、热病、伤寒等概念，非具备一定专业知识者很难领会其中的微妙区别。但有一点我还是读懂了，即近代中医学人非常努力，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向西医汲取经验教训，在废黜压力最大的民国时期，不断地尝试把细菌学纳入自身领域的思考之中，甚至结合中医的原有传统，取得了不少创造性的成果。书中提到恽铁樵的一个关于治疗白喉的案例，正体现了中西医汇通下的创见。恽铁樵认为，若白喉伴随太阳病症状，那么“太阳病解，不论何种病菌，皆渐就消灭”，认为这个结论适用于除了结核病之外的各种热病。意思是症状判断比病菌判断更直接有效。且同一种病菌，进入身体不同部位，反应出来的症状是不同的，所以恽铁樵认为，要追症状而不是追病菌。这里的思路就是，解决一个关联性问题，那么根本性问题也就解决了，未必非要追求所谓“针对性”。其实，恽铁樵把焦点放在症状上是有一个前提的，即当时的验菌能力并不精确，且化验时间太久。但他总结出的道理是对的。今天我们又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即检验病毒的能力很精确，但是没有针对性的抗病毒药物，同样也是束手无策，这就是与新冠病毒的抗争。2020年2月，上海儿科医院接受了两名感染了新冠肺炎的轻症儿童，一名10岁，一名1岁。当她们出院时，医生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他们的治疗方案，即“对症治疗，辅以中成药”，没有使用抗病毒药物。所谓的症，是咳嗽的症状。缓解了咳嗽的症状，再辅以中成药，基本上就达到痊愈的目的。2月20日出院的一名7个月女婴，则只是服用了咳嗽药水。既然没有针对性的抗病毒药物，不如曲线救国，通过抑制相关症状以及提高免疫力，实现治愈。这一思路，可能就是恽铁樵的中医抗菌思路。

    中医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中医从来也没有故步自封，她学习、创新、提升，这就是科学精神。任继愈先生是较早正视中医科学性问题的学者，他提出，中医保障了如此众多之人口大国延续至今，岂能不是科学？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医的现代性转型，恰当的批判继承非常关键。比如李申教授发现，《吕氏春秋》不讲五行和五脏的配属问题，且《淮南子》中五脏与五官的配属更与《管子》《内经》都不一致。他认为，五行对于中医而言，其实是一个外来的理论，五行与五脏配属的合理性，具有非常相对的意义。中医界的邓铁涛先生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将五行的类比取象、生克乘侮与具体的临床实践区别出来，他建议将阴阳五行学说正名为“五脏相关学说”。医学史学者区结成又进一步理清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内涵，指出古代“辨证论治”的主旨是辨别伤寒与瘟疫两种主要的“证”，而现代中医所指之“证”，是“在致病因素作用下，机体内外环境，各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紊乱所产生的综合反应”，并且强调了疾病所处的阶段性，即时相性，且这一点是中医所特有的。梁颂名等学者还从实证角度发现，除了排泄功能外，肾脏还参与了钙的吸收与代谢（维生素D3的活化），是骨骼代谢中的关键环节，与中医“肾主骨”的说法不谋而合。

    所以说，中医学本身一直处在自觉发展的过程中。然而，发展离不开启示，《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一书从中医抗菌史的角度切入，固然开创了医史研究的新视角，但其实它不仅有功于历史研究，还有助于中医现代医学话语的建构。必须承认，中医是一门未曾中断过的，具有高度中国特色的科学，在今天的各类中医院校，传统医古籍仍是必读之书目。然而同样的书，在不同的语境下读出不同的新意来，才是对经典最好的传承。《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一书就有这一启发性意义。它通过回溯在细菌学影响下的中医的“再正典化”，其实也是一种创新现代中医话语的动力。今天我们反复倡导的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就是要于传统中求出新意吗？中医抗菌的历史语言建构告诉我们，差异如此之大的细菌论与气化论尚且能够对话，那么中医现代医学话语的建构当然也是可能的，而且我们绝不能怕走的太远。借用恽铁樵的话说：“吾侪研究所得，渐与古说相离，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命之为新中医。”这句话是积极的，而且应该是现代中医发展的方向。质言之，这门古老的科学要想继续造福华夏子孙，那就一刻也不能脱离求变求新。（作者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