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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博览群书 2020年12月01日 星期二

    看《近代中西医的博弈》

    周贇 《 博览群书 》( 2020年12月01日)

        中西医的“博弈”能否实现双赢?这个问题,恐怕经过了2019年末至2020年初的与新冠病毒的战斗,已经可以说明,中西医的博弈应该是可以双赢的。然而至近代以来,尤其在细菌致病说出现以后,中西医的博弈可谓你死我活。《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一书,敏锐地抓住了“细菌学”这一中西方治疗逻辑的分水岭,从一个常为人忽视的角度,重新书写了近代中国医学史。

        西医的起源可以追溯到古希腊的希波克拉底, 他对治愈的基本认识,就是恢复身体的平衡与和谐。比如,身体发热,就要冰块或冷水来阻止;热病初期不宜出汗,就用被褥捂汗或者催吐,甚至放血,等等,这样的观念一直绵延到近代。中医虽然不会用这些方法,但追求“平衡与和谐”的思维方式是一样的。然而,当肉眼看不见的细菌被西医发现以后,情况开始发生变化了。人们开始知道,感冒不是因为冷而是因为细菌或病毒;导致上吐下泻的毒质,其实也是细菌或病毒。在抗生素被正式发现前,中西医的交手还难以分出高下。直到抗生素被临床运用,两者才正式出现了重大分歧。中医是科学还是迷信之争,也借此甚嚣尘上。民国以来,从学界到政界,对中医的压制甚至废黜的思想,占据了当时社会思潮的主流。余云岫、吴汝纶、梁启超、傅斯年等各界人士,都是批判中医的急先锋。当然,这也是中医开始主动向西医学习,并正视细菌学的重要动力。中医不谈“气”是不行的,这是中医之为中医的本质。中医必须依据寒热与气候,即气的对证治疗,方能实现其治疗目的。但气在本质上是一种观念存在,而细菌则是事实存在。在客观事实面前,中医是不得不妥协的。因此,要想兼顾两者的唯一办法,就是将细菌学纳入中医气论的范畴中,用自己的话语对其进行重新消化、理解,亦即“再正典化”,由此出现了近代中西气论与细菌论会通的“历史模式”。不得不说,这实在是医学史研究上的新面向。《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一书非常专业,温病、热病、伤寒等概念,非具备一定专业知识者很难领会其中的微妙区别。但有一点我还是读懂了,即近代中医学人非常努力,他们一刻也没有停止过向西医汲取经验教训,在废黜压力最大的民国时期,不断地尝试把细菌学纳入自身领域的思考之中,甚至结合中医的原有传统,取得了不少创造性的成果。书中提到恽铁樵的一个关于治疗白喉的案例,正体现了中西医汇通下的创见。恽铁樵认为,若白喉伴随太阳病症状,那么“太阳病解,不论何种病菌,皆渐就消灭”,认为这个结论适用于除了结核病之外的各种热病。意思是症状判断比病菌判断更直接有效。且同一种病菌,进入身体不同部位,反应出来的症状是不同的,所以恽铁樵认为,要追症状而不是追病菌。这里的思路就是,解决一个关联性问题,那么根本性问题也就解决了,未必非要追求所谓“针对性”。其实,恽铁樵把焦点放在症状上是有一个前提的,即当时的验菌能力并不精确,且化验时间太久。但他总结出的道理是对的。今天我们又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即检验病毒的能力很精确,但是没有针对性的抗病毒药物,同样也是束手无策,这就是与新冠病毒的抗争。2020年2月,上海儿科医院接受了两名感染了新冠肺炎的轻症儿童,一名10岁,一名1岁。当她们出院时,医生在新闻发布会上介绍了他们的治疗方案,即“对症治疗,辅以中成药”,没有使用抗病毒药物。所谓的症,是咳嗽的症状。缓解了咳嗽的症状,再辅以中成药,基本上就达到痊愈的目的。2月20日出院的一名7个月女婴,则只是服用了咳嗽药水。既然没有针对性的抗病毒药物,不如曲线救国,通过抑制相关症状以及提高免疫力,实现治愈。这一思路,可能就是恽铁樵的中医抗菌思路。

        中医的确存在一些问题,但中医从来也没有故步自封,她学习、创新、提升,这就是科学精神。任继愈先生是较早正视中医科学性问题的学者,他提出,中医保障了如此众多之人口大国延续至今,岂能不是科学?为了进一步促进中医的现代性转型,恰当的批判继承非常关键。比如李申教授发现,《吕氏春秋》不讲五行和五脏的配属问题,且《淮南子》中五脏与五官的配属更与《管子》《内经》都不一致。他认为,五行对于中医而言,其实是一个外来的理论,五行与五脏配属的合理性,具有非常相对的意义。中医界的邓铁涛先生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为了将五行的类比取象、生克乘侮与具体的临床实践区别出来,他建议将阴阳五行学说正名为“五脏相关学说”。医学史学者区结成又进一步理清了中医“辨证论治”的内涵,指出古代“辨证论治”的主旨是辨别伤寒与瘟疫两种主要的“证”,而现代中医所指之“证”,是“在致病因素作用下,机体内外环境,各系统之间相互关系紊乱所产生的综合反应”,并且强调了疾病所处的阶段性,即时相性,且这一点是中医所特有的。梁颂名等学者还从实证角度发现,除了排泄功能外,肾脏还参与了钙的吸收与代谢(维生素D3的活化),是骨骼代谢中的关键环节,与中医“肾主骨”的说法不谋而合。

        所以说,中医学本身一直处在自觉发展的过程中。然而,发展离不开启示,《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一书从中医抗菌史的角度切入,固然开创了医史研究的新视角,但其实它不仅有功于历史研究,还有助于中医现代医学话语的建构。必须承认,中医是一门未曾中断过的,具有高度中国特色的科学,在今天的各类中医院校,传统医古籍仍是必读之书目。然而同样的书,在不同的语境下读出不同的新意来,才是对经典最好的传承。《近代中西医的博弈》一书就有这一启发性意义。它通过回溯在细菌学影响下的中医的“再正典化”,其实也是一种创新现代中医话语的动力。今天我们反复倡导的对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不就是要于传统中求出新意吗?中医抗菌的历史语言建构告诉我们,差异如此之大的细菌论与气化论尚且能够对话,那么中医现代医学话语的建构当然也是可能的,而且我们绝不能怕走的太远。借用恽铁樵的话说:“吾侪研究所得,渐与古说相离,不中不西,亦中亦西,命之为新中医。”这句话是积极的,而且应该是现代中医发展的方向。质言之,这门古老的科学要想继续造福华夏子孙,那就一刻也不能脱离求变求新。(作者系上海应用技术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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