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文化自古以来就有一种具象类比的思维传统。据《周易》载，早在上古伏羲时代，就在天、地、人三才万物之间，“近取诸身，远取诸物”，并根据“观物取象”“立象以尽意”的基本思路，始作“八卦”，初创了中华文明。后来，《诗经》《楚辞》的创作与批判所遵循的“比兴”之义，便是这种思维方式在文学领域的一种具体实践。因此，有人认为，中国诗道之成，就是立足于“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但是，当初儒门的“比兴”概念是属于社会学、伦理学和政治的范畴。据《周礼》记载，乐师之长从事师教使用的“比兴”术语，是指《诗经》的语用功能，即公卿士大夫在言谈中引用《诗经》中一章或几句，通过它来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所谓“赋诗言志”。后来，“比兴”含义逐渐变化，多转指诗篇命意的讽喻作用和诗歌的艺术表现手法，并成为《诗经》学的概念。东汉郑玄在注《周礼》中指出：“比，见今之失，不敢斥言，取比类以言之；兴，见今之美，嫌媚谀，取善事以劝喻之。”又引司农郑众的解释作补充说：“比者，比方于物也；兴者，托事于物。”但是，比兴在先秦时代既是一种方法，又是一种文体，两者并未清楚地划分。《礼记·春官》云：“大师教六诗，曰风，曰赋，曰
比，曰兴，曰雅，曰颂。”刘勰在谈到比兴时也说：“毛诗述传，独标兴体”，“起情故兴体以立”，又说“比体云构”等，均为体法并用的。而把诗经风赋比兴雅颂“六义”严格地看作三体三法的是唐代的孔颖达，兹不赘述。
总之，随着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的水准不断提升，比兴的内涵不断丰富，外延也不断扩展，乃至与传统文化多个支系融成一体，致使“比兴”成为学界难以攻破的“堡垒”。
魏晋南北朝时期是文学的自觉时代，在文学理论上也有长足的发展。刘勰和钟嵘在对比兴内涵的认识上突破了旧说，总结了新经验。刘勰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说：“比者，附也；兴者，起也。附理者，切类以指事，起情者，依微以拟议。起情，故兴体以立，附理，故比例以生。”并提出了“拟容取心”原则。所谓“拟容”，即描绘景物形象，略近乎“取境”；所谓“取心”，即在物象中蕴含作者的感情。这便是后来“意境”说的萌芽。钟嵘在《诗品序》中也说：“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这些解释都说明他们更多地认识到了比兴方法所构成的中国古代诗歌含蓄蕴藉的艺术特征。
到了唐代，随着诗歌等文艺的发展，也将比兴艺术发展到一个新的高峰。在理论上最先有建树的是初唐的陈子昂。他在《修竹篇序》中提出了著名的“兴寄”说，强调诗歌要言之有物，寄怀深远。而因物喻志，托物寄情，正是对前代诗歌比兴手法的继承和发展。中晚唐时期比兴理论建设出现了较大突破。皎然的《诗式》、司空图的《二十四诗品》先后问世，进一步冲破传统诗教的束缚，着重于诗歌艺术自身规律的探讨，从比兴手法深入意境的研究。《诗式》说：“凡禽鱼草木人物名数，万象之中义类同者，尽入比兴。”在《二十四诗品·含蓄》中，司空图提出了“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主张，这与皎然的“情在言外”说一脉相承，对比兴方法到艺术风格的认识都有进一步的提升。及至近代，王国维的《人间词话》论词主意境说，也与《诗式》《二十四诗品》中比兴观点有承继关系。
但是，前人研究比兴多从理论上着眼，很少涉及具体作品，更少对词语比兴的诠释。中国最早解释诗歌章句含义的学者当是东汉时期的王逸，其代表作是《楚辞章句》。他在《离骚经序》中，对楚辞创作中所采用的比兴隐喻手法作了精辟的论述：“《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喻。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
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托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在这种比兴理论的基础上，王逸建立了一个“香草美人”的楚辞阐释系统。这个系统虽然延用儒家对《楚辞》的研究手法，难免有偏颇之见，但对后世直至今天仍有很大影响。
如果说《楚辞章句》是研究阐释《楚辞》比兴的集大成之作，那么南宋朱熹的《诗集传》则是诠释《诗经》语句比兴的重要著作。此书以理学的观点研究《诗经》，虽然存在局限，但对《诗经》中比兴的研究却有可贵的进展。首先，朱熹对比兴有了更为明确的义界：“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其次，他对《诗经》具体章句都注明赋、比、兴。这与《毛传》的单标兴体和只标首章的做法相比，便更好地揭示了《诗经》比兴手法的区别和联系，是《诗经》注疏史上的创新。
在现当代，著名学者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钱锺书等在引进西方隐喻理论的同时，对中国诗歌的“比兴”都做了积极大胆的比较研究，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闻一多认为，“隐”在“六经”中相当于《易》的“象”和《诗》的“兴”。朱自清在清华讲学时指出，后世“比兴”连称，“兴”往往就是“譬喻”或“比”，也就是说，他把“比兴”统归为“比”。但当代一些中青年学者对此却有不同看法。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古典文论中的“比兴”被某些西方研究者当作英文“metaphor”（隐喻）的同义词，是很不恰当的。因为在中国古典文论中，“比”和“兴”原本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诗·大序》说：“诗有六义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可见“比”和“兴”应属于两类不同的“义”。“比”和“兴”的主要区别之一是“比显而兴隐”。
“比”之所以“显”，是因为和西方的隐喻一样，其喻体与本体的关系是线性和推理的。而“兴”之“隐”则源于一种更为复杂的互动呼应，其关系则体现为一种多维的、曲折的应和，两者之间的连接不靠线性的推理来完成。例如《诗·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中“关雎”和“淑女”并无逻辑上的联系，只是在直觉和情感中相互关合。
闻一多对诗歌“比兴”的研究不仅在理论上有贡献，而且在对《诗经》中具体词义的诠释上也有独到见解。例如：他认为“饥”为情欲未遂的隐语，“食”为遂欲的隐语；“鱼”为匹偶或情侣的隐语，“打鱼”“钓鱼”为求偶的隐语等。不过，闻一多对《诗经》词语的阐释仅限于“国风”中某些关于性和情爱的语句，而对其他大量的古典诗词中有关“比兴”的词语却无提及。
在当代，首次提出将古典诗词的比兴词、语境加以诠释并编写一部词典的，是已故著名学者李汉超先生。“古典诗词比兴研究”原是辽宁大学中文系的省级“七五”科研课题。李汉超教授为这一项目的主持人，当时参加这项研究工作的主体为中文系第二届助教进修班的全体学员，结题成果便是编写一部辞书。在编书时，东北财经大学、辽宁师范大学的教师也参加了部分编写工作。后来，因李汉超先生体力不支，而由艾荫范先生代为支持。他列目分类，探源释义，历经三年始完成初稿，又经李汉超先生抱病审订了三年，终于1995年付梓。该书定名为《古典诗词比兴小辞典》，收词目近600条，29万余字。
由于受当时的条件和编者的识见及精力所限，这本《古典诗词比兴小辞典》的讹误和疏漏自不待言，其中收录词目的范围也极有限，只是选列了唐宋诗词中少量词语。时隔近二十年后，2014年东北大学出版社为弘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决定重新编写、出版一部新的比兴辞书。为此组成了以国学大师傅璇琮先生为主任的编委会，并邀约国内150余位学者参加编写工作，其中不乏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等顶级专家为领衔撰稿人。在编委
会的指导下，重新制定了《编写体例及细则》，扩大了选词范围，凡诗、词、曲、赋、散文、小说、戏曲等古典文学作品上自上古名篇下至当代中华诗词佳作，常见的比喻、象征、拟人、双关、烘托、渲染等词语都在入选之列，并新增了转义词和必要的释义、注音等，将字数扩至150余万字，更名为《中华古典诗词比兴转义大词典》（以下简称《比兴大词典》）。
《比兴大词典》因重点收录的不是难词生语而是有比兴义的词目，所以多为人们所习见。因此，初看这些词目，往往一看就懂，似乎并无深义。例如“白蘋”，一般词典仅释为“一种水上漂浮不定的水草，其色白，故称”；而此词典中给出了三项新义：一是暗示男女惜别或相思之情。二是兴寄留别或怀友之情。三是暗示归隐或寄身江湖。又如“白杨”，不仅列出许多新义，而且将其一般义“代指墓地”和衍生义“渲染感伤之情”叠加起来，又给出新义。清代黄景仁的名诗《都门秋思》说：“寒甚更无修竹倚，愁多思买白杨栽。”其后句并非只是要买白杨树栽，而是隐喻愁极欲死之意。从这个意义上说，《比兴大词典》与其说是用以备查的，不如说主要是用来阅读的。于无疑处见新义，看似寻常却深曲。这既是它的特点，也是它的亮点。
在中国传统诗学理论中，“比兴”具有与生俱来的暗示性和模糊性，并且随着文学创作的发展和演化，其含义也在不断变化。“比”，在现当代更多地是以比喻、象征、拟人等修辞手法出现；而“兴”则为双关、烘托、渲染等形式所代替。但“比”与“兴”又是相互联系的，往往比中有兴，兴中有比。这便是朱熹所说的“比而兴”或“兴而比”，如《汉乐府·陌上桑》：“日出东南隅，照我秦氏楼；秦氏有好女，自名为罗敷”，其中的“日”便是“兴而比”。它既有引起之作用，又有比喻“美妇人”之义项。
《比兴大词典》自1986年确定选题至2018年出版，历经断续三十余寒暑，前后四代人为之付出了心血。尽管编者做出了最大努力，但“暨手篇成，半折心始”，难免成为
“遗憾的艺术”。这除了诗词比兴本身特质外，诗歌的本质即具有语境的含蓄性和理解的伸缩性。特别是将比兴手法落实到关键词语上，其蕴涵更为复杂，往往只可意会，难以言传。因此，这部词典所提供的释义并非都具有唯一性，读者们自可见仁见智。正所谓“作者之用心未必然，而读者之用心未必不然。”从这个角度说，此词典其实只是一部参考书，只能给读者提供参考答案或一种思路。因为古典诗文的修辞本身就是发散性的，而艺术创造恰恰在于弃旧图新。比如“月”，诗人们不仅用盘、轮等圆形物比喻，还拉来月的神话，诸如嫦娥、桂树、蟾蜍、兔子等指代，由它们再变成素娥、金桂、冰蟾、玉兔等，再变成“桂华流瓦”之桂华、“嫠影当窗”之嫠影，等等。写诗鼓励这种变化，而不是死守前人留下的格局。因此，工具书永远收不尽文人所创制的新词，工具书的编者也冀读者比前人走得更远，有更加新颖的审美创造。
(作者简介：刘继才，1964年毕业于辽宁大学中文系，先后任教于辽宁函授学院、辽宁教育学院。现为沈阳师范大学教授，兼文化部辽宁美术创作基地书画研究院副院长、辽宁唐代文学会会长等。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荣获教育部曾宪梓教育基金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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