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反思》（人民出版社2016年8月第1版）是王东京教授的著作。他是国内著名经济学家，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副校长（副院长），长期担任中央党校省部级进修班、地厅级进修班、中青年干部培训班主讲教员。为写这本书，他足足准备了二十年。
笔者长期在党校工作，多次听王东京教授讲课，只要他公开发表的论文和出版的书都会阅读。迄今为止王东京教授出版的著作大致可分两类：一类是讲解经济学原理；一类是用经济学原理分析中国经济。在写作过程中，他发现西方经济学不仅有不少理论相互打架，而且也不足以解释中国的现实。基于此，该书对西方经济理论的反思从两个层面展开：一是对某些理论原理（如凯恩斯恒等式、菲利普斯曲线等）提出质疑或对某些定理（如配第—克拉克定理、李嘉图等价定理）进行补证；二是从实践层面对西方经济理论作反思，明确理论的适用范围与约束条件（如基尼系数、奥肯法则等）。举例说吧：萨伊定律说供给可自动创造需求，而凯恩斯却说供给不能创造需求；魏克塞尔说利率是政策工具，而费雪却说利率不是工具。再对比中国的现实：“菲利普斯曲线”说低失业必导致高通胀，而中国今天低失业但并未高通胀；斯密说分工可提高效率，可时下中国的产业融合却势不可挡。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王东京教授写论文和书时注重问题导向和学理分析。比如研究生态环保问题，不同的学科有不同的学理。经济学认为生态环境被破坏，原因是企业的私人成本与社会成本分离。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不断排放废水废气，而企业只承担私人成本（料、工、费），对环境污染所造成的社会成本却不承担，正因如此，企业才肆无忌惮地污染环境。由此看，解决生态环境问题，关键是要将社会成本内化，让企业承担相应的社会成本。怎样将社会成本内化为企业成本呢？经济学有两种思路：一是庇古方案，即将社会成本与税收挂钩，由政府直接向污染排放企业征税；二是科斯定理，即由政府根据交易费用（社会协调成本）高低给企业分配排放权，并通过排放权的市场交易将社会成本内化。显然，前者是政府调节的思路，后者是市场调节的思路。
根据问题导向和学理分析，《经济学反思》一书中写道：改革呼唤顶层设计，改革也离不开地方实验，可顶层设计与地方实验到底怎样分工？从理论上讲，其实就是如何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
经济学说，计划与市场的边界取决于交易费用：若计划配置的交易费用比市场配置低就用计划，否则就用市场。同理，改革选择顶层设计还是选择地方实验，归根到底也是要看交易费用。
《经济学反思》，旨在说明对西方经济理论既不能一概排斥，但也不能简单照搬。西方主流经济学试图用一种模式强加给多样化的无比复杂的现实。他们以这样的思维逻辑看待中国改革开放的现实，必然结果就是：把中国改革开放在实践中摸索出的成功经验，曲解为“市场扭曲”；中国经验至多是“转型经济学”，即向资本主义完美市场的过渡阶段，没有经济学的普遍意义。他们认为一切不符合主流经济学标准模型的做法，都被看作是对一般规则的偏离和扭曲。很明显，这种思维逻辑是错误的。
我们在经济领域不能不加辨析地套用西方经济学理论。首先，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与我国的社会制度、基本经济制度不同，因此，彼此经济学研究的指导思想、出发点和研究对象不能相提并论。西方经济学理论是针对西方的政治经济问题做出的；一般不太涉及我国所面临的各种特殊经济理论问题，虽然他们理论中的某些内容对我们不无启迪，但决不可能完全适合我国对经济学理论的需要。其次，由利益关系和价值取向所决定，西方经济学家通常从本国和少数上层资本家的立场出发考虑问题，所提出的理论明显带有其阶级的局限性。如果完全按照他们的理论做事，将不可避免地使我国的民族利益和多数劳动者的利益蒙受损失。
许多人一讲主流经济学就是西方经济学，认为西方的经济学就是主流经济学。这是不对的。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这是我们的主流经济学。这也是我们自己的经济学理论自信问题。田书华先生通过对起源于两千多年前的中国先秦哲学思想（儒学、道学）和产生于18世纪以后的西方经济学理论（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和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进行比较发现：中国先秦哲学是西方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与中国道学理论都主张“无为”“不管”，而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与中国儒学则都主张“有为”及“管理”；亚当斯密的代表作《国富论》是受中国道学思想影响较大，而凯恩斯的代表作《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则受中国儒学的影响较大。可以说，中国道学是亚当斯密自由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中国儒学是凯恩斯国家干预经济理论的思想源泉。
如何构建中国自己的政治经济学？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最关键的是中国经济学家要有正确的立场。何为正确的立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以人民为中心”就是构建中国版政治经济学应该坚持的立场。要密切联系中国40年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实践。我国以往政治经济学教学与研究中普遍存在着脱离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实践，照搬一些经典作家只言片语、用理论裁剪现实的教条主义倾向。我国政治经济学乃至整个经济学研究，要立足国情和发展实践，揭示提炼和总结我国经济发展的规律性，推进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探索，用以指导我国的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
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我国是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没有变。从这些具体国情出发，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立场，从以资本为中心的经济学说体系窠臼中跳出来。对各级领导干部而言，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为指导，贯彻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很重要的是要摆正经济增长与改善民生的关系，了解老百姓所思所想。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在保持经济增长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落实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人民群众关心的问题是什么？是食品安不安全、暖气热不热、雾霾能不能少一点、河湖能不能清一点、垃圾焚烧能不能不有损健康、养老服务顺不顺心、能不能租得起或买得起住房，等等。相对于增长速度高一点还是低一点，这些问题更受人民群众关注。如果只实现了增长目标，而解决好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突出问题没有进展，即使到时候我们宣布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人民群众也不会认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是一个“数字游戏”或“速度游戏”，而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目标。
（作者简介：王克修，湖南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研究中心研究员。2003年评为湖南省委党校经济学教授，现任图书馆长、《理论集萃》执行主编、湖南省智库首批特聘专家。主要研究方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文化创意产业、土地资源管理与区域经济发展；曾星，怀化市委党校经济学副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学。参与多项省级社科课题研究，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论文十余篇。主讲课程《习近平话语风格新时代魅力华章》获评2017年湖南省党校系统教学比赛暨精品课一等奖，2018年入选中共中央组织部“精品党课100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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