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来，文学批评似乎总是一个尴尬的身份或职业。刚开始写作的时候，就听闻圈子里两位老师闹得不愉快，好像就是一个说另一个，当不了作家才写评论的。细想之下，这句话也顶多讥刺了批评家没才华这样的意思。如果是我，我不会在意的。我的才华你哪儿懂。李健吾在他的《咀华集》里，就集中写到过作家对批评家的攻讦，看得我哈哈大笑：本·琼生把批评家说做补锅的，弄出来的毛病比补的还要多，玻特勒（Butler）说做处决才智的法官和没有权利陪审的屠户；斯提耳（Steele）说做最蠢的生物；司威夫特（Swift）说做狗、鼠、黄蜂，最好也不过是学术界的雄蜂；沈司通（Shenstone）说做驴，自己咬够了葡萄，便教人来修剪；彭斯（Burns）说做名誉之路的打劫的强盗；司考特（Scott）幽默地反映着一般的情绪，说做毛毛虫。这些话可比讥刺没才华犀利多了。
批评者也应自我批评，没有谁具备免于批评的豁免权。我对自己的批评在于：目前还无法彻底摆脱名缰利索对我的威逼利诱；自己的学识见解、思想襟怀还需砥砺修炼；人生苦短，我到底是有志于纯理论的探索还是当代批评的经营？也许到最后，我也还没想明白，攸忽人生最好的年华已经过去了。
其实也没什么好哀怨的，一代代学人、知识分子，不都这样过来的吗。作家、批评家本质上都不过是要活出自己想要的样子，证明人生一世的价值或意义。假如有的话。历来对卡夫卡的阐释已经到了汗牛充栋的地步。然而在这如海的资料堆里，同为犹太人的本雅明和汉娜·阿伦特的见解最为贴心：本雅明说，只是为了那些无望者，我们才被赋予希望。理解卡夫卡的作品，除了别的诸多条件外，必须直接地认识到他是一个失败者。失败的原因是多样的，我们不禁想说，一旦他明白将以失败告终，凡事他做来都一路顺风，恰似在梦境。每每读到这样的句子，我便隐隐感到先贤前哲早已在前面为我们蹚出了一条路。寂寞、孤独都是可以化约的代价，只管往下走，也许会遇见同路人，也许也会逐渐走散，但无限延宕的目的地就在前方。
虽然自忖写的每一篇批评都力图真诚、客观，但不给作者分辩的机会、武断地断定我所认为的，就算真诚、客观，对作者而言，完全公平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批评家不断失去作家的心，一方面也许是没有人愿意听否定性意见，另一个原因难道不是批评家根本不懂作家？可是为什么作家很少替自己辩护？为什么在中国，一种有益的在作家与批评家之间的互动总是这么缺乏？要不是相互谩骂，就是表扬集团在作战，而作战的对象为虚无——没有人关心你们自吹自擂相互吹捧。作为批评家的苏珊·桑塔格，自毁长城，提出过“新感性”“感觉美学”，倡议对当代艺术应该去体验而不是解释。有没有人敢说她没才华？《在美国》《反对阐释》《激进意志的风格》《论摄影》《火山情人》等代表作证明着她有没有才华。作为一个作家和批评家的一体双面人，桑塔格是如何做到的？写作与批评，有什么必要壁垒森严？人为设置各种球场和游戏规则，仅仅是因为自己的能量、技艺狭獈而已。对专业读者来说，阅读是一种素质底色，她正是在这种阅读锻炼中，变得越来越专业。“而你作为一个作家所积累的东西，则大部分是不明朗和焦虑”（桑塔格）。作为批评家，应充分理解作家的不明朗和焦虑；作为作家，要提供尽可能高的智慧产品，说到底，尤其小说，考验的是作家的叙述智慧而非别的。
对一个批评者来说，最幸福的莫过于，你在故纸堆里发现在灰尘中发光的语言和见解。引为知心之谈，有会心之笑。偶然读到吴小如一段话：近人侈谈欣赏——欣赏之道，支离破碎其病小，隔靴搔痒其病大，笼统言之其病小，矫揉造作其病大。支离破碎是古来考据家旧病，隔靴搔痒则是近来洋状元之新病。旧病是殷鉴，可以一望而改，新病却是传染症候，尽你防得严，却当不得来势凶猛。往往老鸦落在猪身上，见得人家黑，见不得自己黑，便一误再误，不可收拾，欲救其弊而疗其疾，必得读书破万卷。愈读得通乃愈见其方案之灵也。这些见解经住了时间的质疑和批评，穿越到今天，你仍然不能不为他的判断、机智而叹服。
我还有一点需要检讨的是，诚如一百多年前，尼采以疯癲般的夺人心魄的魅力，说出的系列讽刺时代和德国的话，其中有一句：……一旦加入到当代艺术气喘吁吁、神经兮兮的赛跑中去，他们中究竟还有多少人能保持一个战斗的文化个体的沉着、勇敢的凝视？这句话对于今天的我，何尝不是一句至痛的鞭策？我忙于各种赶稿、课题、各种赶场子研讨会……我还能沉着、勇敢吗？
也许我已丧失沉着和勇敢，然而我仍然对批评充满想象和期待。艺术家和知识分子要为国民群体创造民族的历史形象和故事；在这其中，没有批评的介入，怎么能想象有创新呢。王尔德说，创造的倾向是重复自己，每一新派的跃起，每一艺术应手的型态，我们全得之于批评的本能。可以说，正是批评的本能，在撬动人类人文学的不断前行。
（作者简介：何英，新疆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新疆文联理论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曾作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访问学者；第五届鲁迅文学奖评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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