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范文澜先生上个世纪50年代提出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见范文澜《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P22，新华书店1949年北京订正第一版）以来，几乎成为一种定论。钟叔河先生上世纪80年代所写的《走向世界丛书总序》中，也称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不过说林则徐为“鸦片战争以来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则可，说林则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则不可。因为在林则徐之前的清代人中，早已有人“开眼看世界”，此人名为谢清高，其著作名为《海录》。
谢清高是已知的鸦片战争之前的清代人中走得最远、最广，又留下著作的第一人，是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在他之前，康熙年间樊守义（1682-1735年）曾出游西方12年并写成《身见录》一书，但是此书直到1937年才被人发现，对近代中国未产生任何影响。
作为一个微不足道的小人物，谢清高是因为偶然的机遇，走遍世界，成为清代“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的。谢清高（1765—1821），广东嘉应州（今梅州市）人。18岁时，从商人走海南，风覆其舟，为外国商船救起，以后便随着外国商船，遍历海中诸国，其航海生涯大约在1782-1795年。后因双目失明，结束海上生涯，返回澳门定居。嘉庆二十五年（1820），谢清高请嘉应举人杨炳南将自己的经历记录整理成书。
《海录》一书约有2500字，记述了世界上90余个国家和地区的情况，可分为东南亚、南亚、欧美三个部分。欧美部分记载最详的是大西洋国（葡萄牙）、荷兰国和英吉利国。《海录》是中国人所写的第一本介绍世界地理、历史及风土人情的著作，尤其是介绍了遥远的欧美，正如吕调阳重刻《海录》序文中所说“中国人著书谈海事，远及大西洋外，自谢清高始”。
作为一个中国人，谢清高以亲身经历，介绍的诸多方面堪称首次。
首次全面、详细地介绍了英吉利：
英吉利国，即红毛番，在佛郎机（法国）西南对海……海中独峙，周围数千里，人民稀少，而多富豪，房屋皆重楼叠阁。急功尚利，以海舶商贾为生涯。海中有利之区咸欲争之。贸易者遍海内，以明呀喇（孟加拉）、曼哒喇萨（马德拉斯）、孟买为外府。民十五以上，则供役于王，六十以上始止。又养外国人以为卒伍，故国虽小而强兵十馀万，海外诸国多惧之。
介绍了英国的地理位置、英国的富庶与强大、善于经商和长于海外贸易、军事制度以及四处殖民扩张的侵略面目。想一想鸦片战争前夕道光皇帝尚不知道英国在世界上哪个角落，还以为英国在新疆的西边不远，从陆上就能到达英国，便知道《海录》的记载极其可贵。
他述及了英国海上救助的“善政”：“其海艘出海贸易，遇覆舟，必放‘三（舢）板’拯救，得人则供其饮食，资以盘费，俾得各返其国。”此可证明谢清高的亲身经历，颇有价值。
他介绍了独立后的美国，说“咩哩干国（美国）”在英吉利西边，“亦海中孤岛也”，原为英吉利“分封，今自为一国”，“即来广东之花旗也”。关于美国的地理、历史，介绍是不太准确的。
他还介绍了轮船，“其国出入多用火船，船内外俱用轮轴，中置火盆。火盛冲轮，轮转拨水，无烦人力，而船自行驶”，轮船系富尔敦在1803年发明，中文著作中介绍轮船当以《海录》为最早。
书中记述了英国、荷兰等国家在亚洲的争霸及殖民侵略活动：“明呀喇（孟加拉），英吉利所辖地，周围数千里，西南诸番一大都会也”；孟买，“为英吉利所辖地。有城郭”；“旧港国（印尼巨港）不知尊中国，而畏荷兰、英吉利如虎。”由此可看出当时清朝的朝贡体系面临崩溃，西方殖民者在逐渐取而代之。
在介绍明呀喇时，描绘了“客长”陪审审理制度:
凡鞫狱讼，上下俱穿黑衣。唯三酋长两肩有白绒缘，头戴白帽，用白发织成，状如风帽。酋长上坐，客长十人旁坐。客长，客商之长也。每会鞫，必延客长十人旁坐者，欲与众共之也。其狱，必佥曰是，然后定谳。有一不合，则复谳，虽再三不以为烦。然怙奢尚利，贿赂公行，徒事文饰，无财不可以为说也。
这可能是中文文献中对外国陪审制度的最早介绍。
书中记载北极地区爱斯基摩人的生活：“其人甚稀，而形似中国（人），食干鱼。每日见太阳在南方，高仅数丈，一二时即落，而未甚昏黑”。“由此复北行二十馀日，至一海港，复鸣炮（告知当地请派人引船进港），不见人来，遂不敢进，闻其北是为冰海云”，看来他们是到了北冰洋无人区。谢清高可能是北极探险的第一个中国人。
华人在东南亚的情况，多有记载。在泰国，“颇知尊中国文字，闻客人有能作诗文者，国王多罗致之，而供其饮食”，“商贾多中国人”；在咭兰丹国（位于马来西亚），“俗淫乱，而禁妇女嫁中华人，故闽粤人至此鲜娶者，有妻皆暹罗女也”；在荷兰殖民统治下的巴达维亚，“中华人在此贸易者，不下数万人，有传至十馀世者”，但“民情凶暴，用法严峻。中华人有殴荷兰番者，法斩手；戏其妇女者，法绞”。在昆甸国（位于印尼），乾隆时有粤人罗方伯在此贸易，因驱除鳄鱼，为民除害，“华夷敬畏，尊为客长”。在戴燕国（位于印尼），乾隆时有粤人吴元盛被奉为国主，“元盛死，子幼，妻袭其位，至今犹存”。
《海录》是清代最早记述南海诸岛的著作之一，对西沙、东沙、南沙群岛多有记载，由于《海录》是以航海实践为基础的，南海诸岛的一些岛礁沙滩又在中国驶往海外的航路上，耳濡目染，因而《海录》记述南海诸岛的方位大体上是准确的。
书中记述了各地的一些奇风异俗。在印尼一些地方，“其男子若出海贸易，必尽载资财而行。妻妾子女在家，止少留粮食而已。船回，则使人告知其家，必其妻亲到船接引然后回；否则以为妻妾弃之，即复张帆而去，终身不归矣”；在呢是国（位于印尼），“年老者，子孙则抱置树杪，环其下而摇之，俟跌死而后已。其灭绝伦理，至于此极”；在丁咖啰国（位于马来西亚）有种捕野象法：“各国王俱喜养象，闻山中有野象，王家则令人砍大木，于十里外周围栅环之，旬日渐移而前。如此者数，栅益狭，象不得食。俟其羸弱，再放驯象与斗，伏则随驯象出，自听象奴驱遣”。
总之，谢清高记述的价值在于，他以亲身经历，记载了所到国家的情况，这是那些得自传闻、不可验证、述奇志怪之作无法相比的。他的写作态度也是严肃的，在书末他明白宣告：“其东洋诸国，清高所未至，故皆不录”，书中没有关于朝鲜、日本、琉球王国的记载。他接触到了欧洲的工业文明，包括伦敦的自来水供应系统、高大精美的建筑、富足的生活、火轮船等等。还记述了西方殖民者东来以及中国面临的深刻危机。只是谢清高并没有意识到这一切意味着什么。
令人遗憾的是，谢清高虽然开眼看了世界，但对世界的认识是浮光掠影、较为肤浅的，更无世界视野和世界眼光。仅从世界地理知识而论，无论是他本人或笔录者杨炳南，对于传教士写的第一部中文世界地理著作《职方外纪》（1623年出版）便无一字提及，更没有将自己所看到的情况与《职方外纪》相印证。《职方外纪》全书分为亚洲、欧洲、非洲、美洲、四海总说五卷，给人一种清晰的世界图景，但是《海录》则是依据所到国家离中国的远近大体分为东南亚、南亚、欧美三个部分叙述，其地理观念反而不如明末出版的《职方外纪》。这充分说明闭关锁国时代的中国人不关注世界地理知识，甚至谢清高和杨炳南是否读过或知道有《职方外纪》都令人存疑。
谢清高是出海谋生遭遇风暴而得以走向世界并留下著作的。有意思的是，在闭关锁国时代，日本也有众多的平民百姓在出海时遭遇风暴袭击，漂流到国外，这些漂流民回国后被幕府命令陈述海外见闻，写下了大量的漂流记，仅《续帝国文库》中的《漂流奇谈全集》（石井研堂编，明治三十三年刊行）便有30多种，其中关于俄国、美国的漂流记各有7种。正是这些漂流记，使日本人眼界大开，成为了解世界的一个窗口，并由此产生强烈的危机和忧患意识，“幕府末期的漂流者们以惊讶和好奇的心情得来的情况信息，为保证近代初期日本的独立帮了忙”（鹤山和子《好奇心与日本人》，西安交通大学出版社1986年版，P111）。与之相反，由于清朝严厉禁止出洋贸易，中国漂泊异乡、逾期不能归国的漂流民命运极为悲惨，能留下著述的则更是凤毛麟角。正如博克塞在《明末清初华人出洋考》一文中所说：“一般出洋之华人，乃与法令抵触，自不敢留下其冒险事业于书册也。正统派儒家对留西方之浪人或海客的冒险事业之记载，认为浪费笔墨，大为不屑”（载朱杰勤译《中外关系史译丛》第一辑，P91，海洋出版社1984年6月版）。因此，虽然存在种种不足，远涉重洋的谢清高留下的《海录》依然值得人们珍视。
谢清高的《海录》，对林则徐等人“开眼看世界”有深远的影响，林则徐在鸦片战争前夕，为了了解外国情况，就曾仔细读过《海录》一书，在道光十九年(1839)的一份奏稿中专门提道：“《海录》一书系嘉庆二十五年在粤刊行，所载外国事颇为精审。”林则徐在奏稿中还引用了谢清高记述英国情况的材料，向道光帝汇报（见《林则徐集·奏稿》中册，中华书局1956年版，P680）。后来徐继畲著《瀛环志略》、魏源编撰《海国图志》，都曾大量引用《海录》的资料。
回头再说范文澜的《中国近代史》，他一方面肯定林则徐是“满清时代开眼看世界第一人”，另一方面列举出一些林则徐“自高自大不识时务的旧见解”，如“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即无以为命”，“绝市闭关，尔各国生计从此休矣”，说明林则徐对外部世界的认知有肤浅可笑的一面。他还认为：“林则徐的才能、道德，在当时自然是第一流，但闭关时代的传统知识，限制了他不知道中国以外的世界，而且是资本主义的世界”（《中国近代史》上编第一分册P21，新华书店1949年北京订正第一版）。何况谢清高的才能、道德，与林则徐实在无法相比。因此对谢清高《海录》中的种种不足，我们亦应作如是观。
19世纪前期，在西方，尤其是在英国，工业革命正蓬勃兴起，各种新发明层出不穷，野心勃勃地对外扩张——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而在地球另一端的中国，则是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与世隔绝，安于现状，以天朝上国自居。到鸦片战争爆发，中国从此落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深渊。马克思评论说：
一个人口几乎占人类三分之一的大帝国，不顾时势，安于现状，人为地隔绝于世并因此以天朝尽善尽美的幻想自欺。这样一个帝国注定最后要在一场殊死的决斗中被打垮：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真是任何诗人想也不敢想的一种奇异的对联式悲歌。（《马恩选集》第一卷，P716）
邓小平也曾指出：“如果从明朝中叶算起，到鸦片战争，有三百多年的闭关自守，如果从康熙算起，也有近二百年。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P90）。
长期的闭关锁国、夜郎自大、与世隔绝使中国根本不了解外部世界，丧失了大好的发展机遇，乃至在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前不堪一击，这一惨痛教训是何其深刻啊。
李一氓在为钟叔河先生《走向世界》一书作序时说：中国自成为一个国家以来，就朝代而论，只有汉唐两代最为开放，最具有世界性，对自己国家、民族的力量充满自信，不搞锁国主义。所以“汉”成为我们民族的族称，而“唐”亦作为汉族之异名，直到现在。其他的朝代，如宋、明、清朝，则自己把自己封闭起来，出息不大。
今天的中国，是历史发展的最好时期，正在全力以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我们更应“充满自信，不搞锁国主义”，无论风云如何变幻，都要以开放的心态、世界视野和世界眼光看待外面的世界。
（作者系长沙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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