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话文运动的危机》在两岸三地出版，引起了些反响。不少读者联系我，表达了对汉语文体和修辞思维的深刻兴趣，并希望了解相关书籍，旨在提高汉语言文字表达和理解的修养。今友人何玲女士又诚恳相邀为其公子孙胤航开列书目，我很感踌躇，遂勉为其难一试，答谢读者与友人。
中国书目部分
一个人的修辞素养，是在成长和受教育过程中自然习得，无意识地积累而成。在健康和正常的语言环境下，不必刻意求之。但我们处身的文化氛围和语言文字生态，却存在人为地造成断裂的状况，割裂古今，对立文言和白话，简化字取代了通行三千年以上的繁体字，白话文取代了典雅多姿的文言。这样的语言文字环境下，弘扬民族文化，显得相当空洞，我的问题是，需要填补吗，以什么填补？
我的基本观点是，民族语文的复兴，是中国文化复兴的基础。没有这个基础，再好的想法也难以变成现实。而民族语文的复兴，首要的是认识到我们今日在语言文字上存在的生态危机。自然环境的危机是显在的，容易被观察到，空气土壤水资源污染，即刻便会危及人的生存。语言文字是历史的有机物，是在故土生长四五千年枝繁叶茂的大树，我们已经连续两三代人困惑于话该怎么讲、文章该怎么写。为了学会说话、思考、提问，学会阅读和写作，须返回祖荫，寻找家园，如何返回家园？唯有依靠读书，并动动手写几篇。在典籍面前，我不辞简陋，将自己一点微薄所得，与年轻人分享，并请方家指正。
读书是没有止境的事，书到今生读已迟。书籍刊布流播，所以才会有所谓读书人，中国典籍之丰富汗漫，足以令普通读者迷芒，鲁迅那一代主要的途径是读古书。各类书目答问并不少见，古人为学，确是从了解书目起步，那么从哪里入手？如何挑选重要的书首先去读？
我的标准有两个，第一，认为这些书重要，在文化史上绕不过去，即使困难重重亦应下功夫弄懂它。第二，有趣味，写得有吸引力，阅读本身即为享受，做为己之学。当然这两条实行起来，限于个人的眼界和判断，是较为主观的。
先从中国的书说起。第一部是《段注说文解字》，古人强调先识字后读书，这个顺序是肯定的。所以为学次第，小学先行。年轻人不要怕吃一些苦，得敢拉硬弓。没有小学的底子，直接去碰经学史学是困难的，对于子部和集部的领会，也须倚靠文字。戴震《孟子字义疏证》所以高出同侪，乃因其小学功夫深厚。海德格尔加达默尔皆从古典学中获得更新欧洲哲学传统的资源，实际上于古典学和语文学的重视，从尼采就开始了。乾嘉学派的经学成就和对中国传统的崭新诠释，最大的成果是戴震。章太炎当年在东京宣传排满和佛教，并给鲁迅等讲授《说文解字》，认为中国的传统存身于三个地方：语言文字，典章制度，以及人物事迹。后两者不谈，语言文字须受到所有读书人的重视。语言决定思维，首要须设法将母语弄懂弄通。古人的小学课程，今天完成高等教育的人几乎全部欠缺，且终生欠缺，这是今天中国文化危机的根源。所谓国学热很容易向道德主义上偏。驯化不等同教育，驯化与培养独立思考、追求精神自由相反，与教育的本义相违背。对于一部书来书，如何去读，为谁而读，决定了它将被领会为一部什么样的书。
《诗经》《楚辞》是我最珍惜的。劳妇思妇的真挚情感，士大夫的馥郁情怀，仅仅念念那些汉字就舒心适意、惆怅感怀，此两著应如西人对《圣经》的熟悉程度视之，我的一点看法是，将信仰的书当文学读，将我们诗的源头视作信仰。
严可均《全上古三代秦汉三国六朝文》，逯钦立辑校编订《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上中下），唐以前的诗文几乎全在这里了，通读固然值得，置诸案头翻阅必不可少。它是中国文明在勃勃生机的年代留下的文字记载，有馀力者可将“前四史”（《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放进来一起读。再有馀力者，《魏书》《梁书》值得细看，到了唐宋，文字的东西多了起来，《全唐文》《全唐诗》系清代所编，近年出版的是《全宋文》《全宋诗》《全宋词》，可适当自选部分阅读。
魏晋南北朝的四百年，是中国历史伟大的时代：《昭明文选》《文心雕龙》《世说新语》《陶渊明集》《三曹集》《严氏家训》《洛阳伽蓝记》，这是需要反复阅读的，读书人是通过这些书而成为自己。魏晋风流或魏晋风骨不是某种概念，而是濡染，这些书籍熟悉了，便会受到熏陶，它提供的是某种可以称为灵魂的事物，艺术之魂，文章之魂，诗歌之魂，书法之晋唐心印，代代相传不绝。杜甫认为李白的诗“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没有魏晋，何来盛唐？但作为入门亦可先过目余冠英选注《汉魏六朝诗选》，陈中凡编选《汉魏六朝散文选》及瞿蜕园选注《汉魏六朝赋选》，然后再读许槤《六朝文絜笺注》（黎经浩笺注）和明代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题辞注》（殷孟伦注），最后上述其他。上世纪90年代中期，我在南京大学随张伯伟教授研究典籍，深入研读的是《文选》。
诸子之中我喜欢的是《庄子》，《老子》是艺术的本体论，治艺术者，老庄必读，其次是《荀子》和《韩非子》。朱熹《四书集注》由于变成了科举考试的教材，将《论语》和《孟子》成功推向了社会，从那时到清末的千年，实际是四书塑造出来的世道人心。明朝有四大奇书可与四书匹配，即《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在修齐治平的常规道路上，不妨看下反其道而行之会是什么状况？西门庆的所谓齐家之法，《西游记》的修身之学，《水浒传》的造反之道，《三国演义》的平天下之术，可令人别具只眼。过去有《西厢》诲淫，《水浒》诲盗之说，金圣叹将水浒西厢列入天下才子必读书，撰写了专门的读书法。
明代更重要的作品是汤显祖《牡丹亭》和临川四梦，人类的情感，可以如汤显祖这般，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需尽力研读者，还有朱熹《近思录》，王阳明《传习录》，顾炎武《日知录》，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王夫之《船山遗书》，戴震《孟子字义疏证》和章学诚《文史通义》，康有为《大同书》等。
《聊斋志异》里有极好的文言，周作人说自己从阅读此书学会了文言。《红楼梦》《镜花缘》和《老残游记》是最好的旧白话小说，从生动活泼的口语到深奥典雅的诗词歌赋，对联谜语食谱药方，应有尽有。我们读旧白话，着重体会它的说话方式，调理语言的办法。能够在语言的清通上继承伟大白话小说的作者，是张恨水、张爱玲以及赵树理，这些旧白话的继承人与我们今日新白话的作者文风之间的差异，需要仔细体会，新白话成熟了么？但可读之文却是有的，老舍的《骆驼祥子》《茶馆》，沈从文的《边城》，汪曾祺的小说和散文，废名的诗文，穆旦的诗以及他的翻译，钱锺书的《围城》《人鬼兽》，既是英国小说的产物又是儒林外史的现代版，《管锥编》对有馀力者亦不妨做小说来读，《李长之文集》于何谓学术何谓批评，有很好的示范。
上世纪80年代热爱文学艺术的青年人的那些情绪，多是傅雷培养出的，即使没有读过《傅雷家书》《约翰克利斯多夫》，也受到过那个时代的熏染，但于文学艺术的热情，无论如何还是需要首先落实在文体与技法上面。
《鲁迅全集》和《周作人文类编》，是新文化运动最大的收获，白话文在当代最好的体现是周氏兄弟，从文体的意义上阅读鲁迅和周作人，来体会刘半农所言“托尼学说，魏晋文章”，以及周作人的十八般兵器和“半儒半释”、苦雨苦茶的意味。
《毛泽东选集》于年轻人来说恍若隔世。假如能读一些，便能学会观察在当代的主流媒体报刊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拥有话语权，影响多数人言说方式思考习惯的，不是别的正是毛选。它至高无上的地位和传播方式，将其观念和思维熔铸进社会体制和普通人血肉之中，这是需要体会的。
喻守真《唐诗三百首详注详析》推荐给有意写作古诗的读者。《声律启蒙》《笠翁对韵》着意于声韵调的学习，对孩子的启蒙来说，没有更好的了。李渔编《芥子园画谱》是中国画的入门书。《龙文鞭影》的知识点多，典故丰富。
学会近体诗，想在文体上再上层楼的话，可以学习八股文。如果说《四书》是科举考试的义理之学，《文选》就是辞章之学，没有这些辞赋上的训练，很难写出精彩的八股文。文选烂，秀才半。科举考试没有了，但我们于汉语汉文特有的修辞技巧不可以不知。启功、张中行、金克木合著的小册子《说八股》，可以作为了解八股文的入门书。五七言诗，四六文是汉语书面语的最高成就，诗从《诗经》时代的四言为主，到汉魏时代的五言登坛，只增一字用去千年，古人惜字如金一字不苟，于文字的态度与今日作家不同。所谓四六文，骈四骊六，本义是华丽的车马，假如不解骈文和赋的好处，汉语是不能行远的。吴曾祺在辛亥革命那年出版的《涵芬楼文谈》是极好的指导写作之书。韩愈在中唐发起古文运动，曾攻击骈文，一如胡适在白话文运动中攻击古文，但后果大不相同。骈文在唐代非常兴盛，即使韩愈之后仍不绝如缕，晚唐的李商隐直至清代的汪中，皆为骈文大家。胡适身后，莫说写古文，今天阅读些必要的古籍已经成了少数人的特殊技能，远不如阅读英文的人数多。
最后推荐的《章太炎全集》，聊做备选。此书上世纪80年代初陆续出版，近年终于补齐。章文不好懂，鲁迅说自己看不懂，但小学家出身的太炎先生，学问大，思想深，境界高，后来者无人可匹，特别是他于汉语言文字和文学历史哲学宗教的通识，远超同侪之上。读他的书不容易，建议从《国学讲演录》《国故论衡》《太炎先生文录》开始，逐步深入，尽量多读。《菿汉三言》可视作其哲思录。鲁迅临终之际向人推荐的是《中华民国解》。
读书是一辈子的事情，散漫地写出这个中国书目部分，是与年轻人略加讨论，非为治文史之学术研究者开列，所以并不是一定要当作功课去做的。
外国书目部分
外国书目还是两个标准，第一是文化上的重要性，第二是阅读本身的乐趣。但这里所说的文化，乃是我了解的西方文化，与包含着外国视野的中国文化区别是很大的。
第一部是《圣经》，或称《新旧约全书》合和本，不是将其作为基督教宗教圣典，而是视作普通的书籍去读，类似于历史、文学、诗歌和格言汇编的一部总集。然后是希腊罗马神话和英雄传说，这类可供选择的较多，就原典而言，两部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三大悲剧家埃斯库罗斯、欧里庇德斯、索福克勒斯，加上赫西俄德的《神谱》，维吉尔《埃涅阿斯纪》，奥维德《变形记》，或可将周作人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也算上。今人了解希腊罗马神话和英雄传说，大多有更方便的文本可读，Gustav Schwab（楚图南译作斯威布）（1792-1850），Thomas Bulfinch（胡荣发译作布尔芬奇）（1796-1867），Charles Mills Gayley（北塔译作盖雷）（1858-1932），Edith Hamilton(余淑慧译作汉密尔顿)(1867-1963)以及E.M.Berens等，都编著过类似作品，有汉语译本。雅典和斯巴达时代的希腊人，被后来的欧洲文明视作人的典范，尼采欣赏悲剧英雄，卢梭推崇斯巴达战士，差异固然很大，却有共同之处，言必称希腊，是西方文化的口头禅。《圣经》和希腊罗马神话，除了本身的叙事和修辞技巧高超，构成的西方语境和其前理解，是最低限度的西方文化基础知识的汇总。二希传统的希腊和希伯来于中国文化而言，理解希腊传统相对来说容易一些，理解希伯来传统困难很大，难点在于一神信仰，造物主的概念，道成肉身的概念，十架的救赎和人类的原罪。尼采激烈地批判这些，但就其气质而言，他与其说是渎神者，不如说是虔敬者更为准确。宗教于人类社会的重要性，启蒙运动的先贤普遍认识不足。基督教的衰落是突出的现代事件，置身于这一衰落过程中的西方社会，它的凝聚力和价值基础仍然依赖于延续了两千年的宗教。
在尼采看来，生命就是文本，人生的所谓创造，是对这一文本的解释，没有哪种解释可以宣称是唯一的真理，且所有的解释都是非道德主义的。生命始终有待塑造和完成，阅读的过程，携带鲜活的感受，穿行于纪念碑构成的文本丛林，假如不愿迷失，首先要学会加以辨认。
但丁《神曲》，奥古斯丁《忏悔录》，帕斯卡尔《沉思录》，马基雅维利《君主论》，克劳塞维茨《战争论》，蒙田的随笔，莎士比亚的戏剧，塞万提斯《堂吉诃德》，歌德《浮士德》，卢梭《忏悔录》《一个漫步者的遐思》，康德，黑格尔，谢林，费希特，以及巴赫，贝多芬，莫扎特，萧邦、马勒、肖斯塔科维奇等。这个名单会因人而有差异，他们的著作曲谱，曾经存世的主观世界，却汇入了永恒。
五四运动将要百年了，一场新文化运动下来，新在哪里？新的价值在我们旧文化中生根了吗？尼采视哲学的使命为重估一切价值，创造新价值，甚至是新的理想和新的文化。时光葳蕤，中国的实践证明，标新容易立异很难。近几十年译著流布，但消化和真正吸收西方文化还须假以时日。
20世纪初是那么地仓促，五四那代人，对外国文化的了解很匆忙，就被迫去应用了。鲁迅著《摩罗诗力说》，许多知识以日文翻译获得了解，胡适的西学底子，是一套哈佛丛书。冯友兰、张荫麟、雷海宗、梁宗岱、李健吾、朱光潜、贺麟、盛澄华、钱锺书在国外求学的时间不长，学贯中西是相对的概念，与后来封闭国门后成长起来的学者相比是中西皆通的，但与前辈章太炎那代相比，中学却差了许多，他们于西方的认识和把握，以今天的眼光看存在局限。
以我个人的浅见，尼采是西方文化的一个大关键。尼采八友——伊比鸠鲁和蒙田，歌德和斯宾诺莎，柏拉图和卢梭，帕斯卡尔和叔本华，对于尼采的重要性他自己阐述得清楚。与尼采的关系是一件有趣味的事情，此八者可以作为阅读的线索。尼采认为为了能和少数先贤谈话，他付出的是自己的血，读书的要义需将书读活，将自我的生命体验带到书本中去，与那些卓异的生命对话，读进去并且读出来。
尼采之前的奥古斯丁、托马斯阿奎那、马基雅维利、康德、休谟，尼采之后的海德格尔、福柯、德勒兹、列维纳斯、巴塔耶、加达默尔、德里达、布尔迪厄，可以关注了解。
英国小说家多丽丝莱辛认为文学、小说、故事甚至一行诗，具有摧毁帝国、浸染整个时代的力量，如果推荐少量作家，他们是司汤达、福楼拜、普鲁斯特，哈代、康拉德、劳伦斯、乔伊斯，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契诃夫，卡夫卡、穆齐尔，博尔赫斯，卡尔维诺，纳博科夫，他们没有人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诗人我喜欢的是聂鲁达、洛尔卡、帕斯、佩索阿、保罗策兰、谢默斯希尼、艾米莉狄金森、艾米丽勃朗特等。剧作家要多一些，莎士比、易卜生、萧伯纳、果戈里、契诃夫、皮兰德娄、尤金奥尼尔、布莱希特、阿瑟米勒等。
对于新价值在中国社会中的落地生根发芽培育生长到开花结果，我们不可能不期待。在传播新价值方面，文学是具有独特优势的。我曾著文谈及标新与立异，立异之难，也许超过所有人的预料。鲁迅所说的改造国民性，带着那个时代特有的唯意志论色彩，且口气夸张，国民性是历史自然形成的某种相互矛盾冲突的倾向性总和，评价已属困难，何谈改造，以什么标准来改造，由谁去改造，改造之目的何在？这些问题，似乎不在那代人的考虑之中。
正德、利用、厚生，是中国文化在上古时代认可的价值观，也是支撑着历史数千年沧海桑田不绝如缕延续至今的内因。学者和文化人的工作，类似于知识考古，经过专业和细致的分析，为公众呈现出清晰的个人观念在历史中的演进轨迹，新的中国就在新的成熟的个人的面貌中，这是未来之本。我们对于西方文化的了解越来越深入了，与此形成反差的是，除了少数汉学家以外的西方学者，他们于中国的思想和文化，仍然所知无多，汉语和汉字成为无法克服的障碍。人类的文化假如真的可以整合东西方加以融会贯通，或许要靠中国的学者。
(作者简介：李春阳，任职于中国艺术研究院美术研究所，学者，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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