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阳节俗的起源
在古代节俗中，农历的一月一（春节）、三月三、五月五（端午）、七月七（乞巧）、九月九（重阳），组成了一个较为特别的重数节日序列。一、三、五、七、九在《周易》的占卜中属“阳数”（二、四、六、八、十为“阴数”），“九”为最大的阳数，故称重九为重阳。
与其他四个重数节俗的起源甚古相比，重阳节的形成比较晚近，它大概形成于东汉，成熟、普及于魏晋南北朝。从目前的文献来看，东晋葛洪的《西京杂记》中，有关于汉高祖刘邦戚夫人婢女贾佩兰的记载，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蓬饵，饮菊花酒，云令人长寿”；南朝梁代吴均《续齐谐记》中，也有东汉人桓景跟随费长房游学的事，“九月九日，……令家人各做绛囊，盛茱萸以系臂，登高，饮菊花酒，此祸可除”。贾佩兰、桓景分别是东、西汉人，其中后世重阳习俗之茱萸、菊花酒、长寿、除祸等要素均已具备。
但以上两则故事的作者却是六朝人，这会不会是六朝人的附会？应该不是。曹丕《九日与钟繇书》载：“岁往月来，忽复九月九日。九为阳数，而日月并应，俗嘉其名，以为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从其中“俗嘉其名”来看，重阳是当时习俗认可的普遍现象。既然普遍，那显非一朝一夕之功。由此推理，曹丕时代的重阳习俗由来已久。然则东汉末年重阳已成风俗，可以确定。西汉是否已有重阳，尚需进一步讨论。
重阳习俗的远源，是上古秋收之祭。在早期的农耕活动中，每到秋收完毕，人们便会用一年的丰收来祭告祖先、感谢上天，这既是对一年辛劳的告慰和总结，也是对来年风调雨顺的祈愿和祝福。《周礼·春官》《豳风·七月》里都有反映。虽然当时尚未将这项活动的具体时间确定在九月九日，但大体应在九十月间。从这个角度来说，重阳节首先是古老农耕文化的产物。与此相应的看法是，有学者认为重阳节来源于远古的“大火之祭”（心宿三颗，其二称“火”或“大火”）。“大火”是先民观察天象、指导农业生产的标准星，秋季时“大火”运行到地球的另一面，“消失”了，因此人们才会祭祀，以祈求“大火”“再生”。这种祭祀可以纳入到先民的秋祭活动之中，与秋收祭祖谢天应当是同一性质。
重阳习俗的近源是盛行于西汉的阴阳灾异学说。阴阳学家认为，“物不可极，极则反”（《京氏易传·大壮》）。重阳为阳数盛壮之极，应是由阳极返回的起点，因此，重阳之后将有不祥之灾（王莽时期有名的“阳九之厄”就是这种观念的典型反映），所以应登高禳灾。后世许多关于重阳的风俗如插茱萸、放牛羊、掷柑橘、放风筝、装点五色等，均为这种寓意的延伸。
与禳灾辟邪相伴而来的寓意是祈求长寿。曹丕说“宜于长久，故以享宴高会”，其所谓“长久”，应是长寿之意。菊花九月盛开，是九月的物候；同时，菊花又有着很好的医疗保健功效，所以，重阳节里便有了赏菊、饮菊花酒以求长寿的风习。西晋周处《风土记》载：“汉俗九日饮菊花酒，以袚除不祥。”可见，汉代已经有了九日饮菊花酒的风习。至迟在魏晋时期，士人即已经形成了赏菊、赋菊的普遍风习，有钟会、傅玄的《菊花赋》可证。
后来的生活中，人们对重阳节俗的继承各有侧重：祓除不祥的寓意逐渐减弱，而祈求平安长寿、思亲念亲的意味却越来越浓，后来逐渐发展出尊老敬老的主题；登高的主要目的不再是禳灾去邪，而是舒放心灵、抒发亲情，乃至赋诗饮酒，一展文采风流；茱萸一物，在唐代之后逐渐淡化，而菊花却受到越来越多的重视，甚至被誉为“花之君子 ”；其他各地的百姓习俗，如打糕、吃粽子等，更是丰富多彩，不胜枚举。显然，这既是重阳节俗寓意的丰富、发展和延伸，也是人们在不同历史时期，随着生活的变化而做出的自觉选择。
在重阳节俗发展过程中，赋予重阳节以更为浓厚的文人情味，并产生了重大历史影响的人物，莫过于东晋大诗人陶渊明。
陶渊明的重阳节
陶渊明首创田园诗，将田园诗带上了一个难以企及的高度，从而成了诗史的丰碑；他那清高孤介、淡泊名利的个性，也成为中国士大夫的精神坐标。这两方面，也都渗透在他对我国重阳节俗的影响中。在我们看来，陶渊明的精神气质、个性追求与重阳节有着高度的内在契合性，似乎重阳节俗专就为他而设，采菊、饮酒和登高赋诗等节俗，只有到他这里，才彻底脱离了天神地祗和世俗祈愿的牵绊，而体现出了远离尘俗、极具个性的诗意美。
1.陶渊明的重阳与菊
陶渊明“质性自然”，不愿受官场束缚，所以他辞官归隐，长居田园。当秋高气爽的九月来临时，他便“采菊东篱下”“登高赋新诗”。中秋节时，秋意尚浅、登高嫌热，且需走亲访友、世情太重，重阳日则不同，此时菊花遍野、秋气浓郁，正宜登高，而且还不用亲情互访（江南重阳日忌走访），所以，重阳日的陶渊明尽可登高采菊，把酒临风，一任来去。他用诗歌传神地描绘了田园四季，但专门写到的节日则主要是重阳，反映出对重阳的明显偏爱。其诗《九日闲居》：
余闲居，爱重九之名。秋菊盈园，而持醪靡由，空服九华，寄怀于言。
世短意常多，斯人乐久生。日月依辰至，举俗爱其名。露凄暄风息，气澈天象明。往燕无遗影，来雁有余声。酒能祛百虑，菊解制颓龄。如何蓬庐士，空视时运倾！尘爵耻虚壘，寒华徒自荣；敛襟独闲谣，缅焉起深情。栖迟固多娱，淹留岂无成。
这是陶渊明生涯后期的一首诗，一般认为作于义熙十四年（418）前后。归隐之初，陶渊明衣食无忧，生活安稳，心态平和，那是他生命中最为闲适的岁月；但是，由于拙于生计及家中失火等原因，他晚年的生活十分困顿，从这首诗也能看出来。重阳节里风凉天净，秋高气爽。这么美好的时节，本该痛饮菊花酒才好，可陶渊明却无酒可饮。酒杯也已经停用很久了，以致布满尘埃；满园菊花怒放，却无以酿酒，只好任其盛衰。对此他也只能徒唤奈何。但是，陶渊明又很快地安慰、开脱着自己：蓬庐隐居本就意味着生计多艰，何况这又是遵从自己本心的选择呢！也许，对他而言，隐居本身就是乐趣所在，是全其本心、成其志业之事，既然这样，那些许生计艰难，又能算什么呢？
这首诗由写重阳而连带及菊与酒，其写菊花也主要是从酿酒、保健（“菊解制颓龄”）的角度入手。在我们看来，陶渊明一生对菊花情有独钟，本心却绝不止于此；其采菊、爱菊，更多的是一种人生期许和人格寄托。菊花香幽花小，恬然自放，不嫌瘠薄，不计偏远，笑迎天地风雨，自成幽独世界。陶渊明在参透官场、看破功名之后长归田园，他在菊花里看到了自己的影子，找到了恬然自放、孤芳自赏的心理依据，菊花也就成了他的知己、他的寄托，所以他才会对菊花如此地钟情和痴迷。既然如此，那就任他道丧千载、知音世稀吧，任他四海猛志、车马红尘吧，我自荆薪代烛、幽独绽放、笑迎风雨。显然，陶渊明之爱菊赋予了菊花以君子品性，菊花也理所当然地成了他的鲜明标签。
我们推理，饮誉千古的《采菊东篱下》一诗，应当写于重阳节前后。采菊酿酒以待来年饮用，是古代重阳节的成俗，而陶渊明的采菊却别具一番深意：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
在这首诗里，诗人的具体情态只有一个——“采菊”。显然，采菊是全诗的“诗眼”。陶渊明虽然“结庐在人境”，但他有意地疏离于车马喧嚣，让心灵远放于红尘之外。在傍晚夕阳弥漫、静穆悠远的山野，归巢的鸟儿身披霞光，结着伴冉冉飞还。陶渊明一边采摘菊花，一边鉴赏芳泽，或许他在欣赏菊花的同时，也在欣赏、鼓励着自己的情操和志业吧？蓦地，无意之间，他轻轻抬起了头。这一抬头不要紧，要紧的是那映入眼帘的岚光中的氤氲南山，它伟岸、静美而安逸地伫立着，不招摇，不惊炫，不求名，不为利，与世无争，只为一味大美地呈现。这一刹那，陶渊明似乎深受启迪而彻悟了人生：对啊，生命就应该如此静美地呈现和绽放。什么名缰利锁、是非荣辱等，都可以轻盈地放下而一无所顾；甚至自己，甚至天地，似乎都不值一顾。于是，他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他已经融入这静美深沉、温情弥漫的暮光中，而物我两忘了。
这首诗是文学史上经典中的经典，是心物冥一境界的最高代表。而这样的经典，其实也是把菊花这一相对普通的事物，推向了文人雅致的巅峰，赋予其醇雅浓郁的君子品格，也为重阳节俗人文内涵的拓展作出了重大贡献。
2.陶渊明的重阳与酒
“白衣送酒”的故事生动反映了陶渊明重阳日的酒情结。刘宋檀道鸾《续晋阳秋》载：
陶潜尝九月九日无酒，宅边菊丛中，摘菊盈把，坐其侧久，望见白衣至，乃王弘送酒也，即便就酌，醉而后归。
江州刺史王弘敬重陶渊明，想拜访陶渊明，可陶渊明却不以“王公纡轸（按：即王公到访。纡轸，枉驾之意）为荣”（《晋书·陶潜传》），拒绝见面，于是王弘便派人在重阳日给陶渊明送酒。此时，困顿中的陶渊明正无酒可饮，满手握菊而无可奈何地久坐着。当看到送酒的白衣使者时，对酒的强烈渴望，使得他根本不顾礼节，不管来人，开罇即饮，醉而后归。这是多么率真、温情而又让人心酸的故事。作为封疆大吏的王弘，能这样关注、敬重陶渊明，应是渊明之幸，其送酒之举，为陶渊明艰辛的生活增添了一丝温情的暖色。陶渊明嗜酒如命，平日无酒似乎还可得过且过，但重阳节正是需要饮酒的日子，他却无酒可饮，这才是最最失落之事。所以，当他看到王弘送酒来时，便迫不及待，开罇即饮，以致于怠慢来人。这又是何等真率的性情。王弘于东晋末年的元熙年间（419—420）任江州刺史，此时的陶渊明，已经处于生涯的晚期，生活每况愈下，连自酿的米酒也难以为继，其有菊盈握而无酒可饮的无奈，千载之下，不禁令人心酸。
我们还可以通过陶渊明自己的描写，来看其重阳饮酒的情形。《己酉岁九月九日》：
靡靡秋已夕，凄凄风露交。蔓草不复荣，园木空自凋。清气澄余滓，杳然天界高。哀蝉无留响，丛雁鸣云霄。万化相寻绎，人生岂不劳？从古皆有没，念之中心焦。何以称我情？浊酒且自陶。千载非所知，聊以永今朝。
这首诗作于义熙五年（己酉，409），这是陶渊明诀别官场、归隐田园后的第五个年头，当时的他生计尚可，至少重阳日尚不缺酒。在他的笔下，江南秋景淡雅而明净，简洁又萧疏：草木在秋露秋风中渐次凋零，平时飘荡的尘埃被一扫而光，天宇寥廓而高远，蝉鸣阵阵，雁叫声声。这些似乎在提醒着人们：万物收敛的深秋已经到来。于是，他不由得感慨：我这劳碌的岁月，也如同季节的深秋一样步入了人生的晚年，凋零是终归要到来的！显然，生命的忧虑还是爬上了陶渊明的心头。可是，陶渊明的洒脱、旷达就在于，他可能会暂时地纠结、感伤，但不可能长期地低落、沉郁，因为他有独特的自我解脱方式——喝酒。一壶浊酒，足以让他舒缓焦虑，放松心绪，忘记感伤：流芳千载、长命百岁之事非我能知，我姑且享受这酒中陶乐吧。
在古往今来的作家中，嗜酒如命并大量写酒的，当以陶渊明为最。萧统甚至称陶诗“篇篇有酒”，是“寄酒为迹”（《陶渊明集序》），这深具眼光。在我们看来，陶渊明是嗜酒，但决非世俗意义上的“酒鬼”。酒仅仅是形式、表象，深层里则是人生思想的反映，陶渊明是在酒中寄托着自己的心迹，就如同箕子寄迹于狂、庄子寄迹于放浪形骸、米芾寄迹于翰墨一样，都寄托不凡。
可是，问题在于：既然陶渊明性格孤介、酷爱丘山，那他诀别官场、长归田园不正是适得其所的选择吗？他可以寄情于诗文，务实于耕读，流连于田园山光，这应该足以畅其怀抱，还为什么一定要“寄酒为迹”？为什么要在喝酒之后的迷幻中来解脱自己？
应该说，文人饮酒习以为常，传统的“酒以成礼”在文人的畅饮中也逐渐演变为酒抒性灵甚至“借酒浇愁”，陶渊明之嗜酒，亦不过此中之一例，就这点而言，他无甚特殊之处。但是，陶渊明毅然决然地辞别官场，以及他晚年青黄不接的困顿生活，甚至于一度乞讨度日，则是古代文人中所罕见的。我们坚信，陶渊明之辞别官场，绝非“敛裳宵逝”那么轻描淡写，而应该是他长期碰壁、痛定思痛之后的慎重选择，是不得已而为之的结果，他不是天生的隐士。归隐之初，他像鸟儿投身自然、鱼儿回归故渊一样身心俱轻，衣食无忧，所以，那时的他写出了许多心物冥一的诗篇。但是，当生活条件越来越恶化，以至于食不果腹之时，陶渊明应该明白，这是他主动选择而必须承受的后果，他得为自己的行为买单。
不过，这个承受，得有更为充足的理由，得说服自己安于这样的生活。于是，我们就能看到，陶渊明诗歌中经常有“先师有遗训，忧道不忧贫”“遥遥桀溺心，千载乃相关”“不赖固穷节，百世谁当传”之语，这些隐者、先师的遗训和固穷气节，都成了陶渊明安于清贫的理论根据。除此之外，陶渊明还有一个超脱的办法，那就是饮酒。其作品“寄酒为迹”之处极多，而这些作品主要是归隐之后创作的，由此推理，或许在归隐之前，他的饮酒可能会有所节制，越是到了晚年，越嗜酒（其《止酒》诗可以一定程度上说明问题）；嗜酒，显然是其晚境心态的反应。而且，其饮酒多是在独处或与邻人相处时，不管邻人有多么善良，对陶渊明而言，说到底也只是一般朋友，而显非知己，由此，也能推证陶渊明晚年孤独的思想底色。当面对着这样的生计艰难的、知交零落和壮志难酬时，他与所有的人一样都会心海难平，正如其诗的表述：“欲言无予和，挥杯劝孤影。日月掷人去，有志不获骋。念此怀悲戚，终晓不能静。”（《杂诗》）这样的心态和思想底色，或许是陶渊明痛饮酒、“寄酒为迹”根本原因。他从来都不是一个简单的人。
由此，再回到陶渊明重阳日的饮酒上来。我们以为，陶渊明重阳日的饮酒、无酒可饮乃至“我欲醉眠”（《南史·陶渊明传》），固然有着节俗文化影响的因素，而更多则是其自身思想的原因。在菊与酒的陶醉中，他实现了人生的寄托，暂时地放逐了心海的波澜；在岚光夕照中，他暂时地实现了心与境谐、物我两忘的超妙境界。今天来看，即使这种境界是短暂的，即使它的实现也不一定就是在重阳日（至少是在秋天），但这种境界的高度，却是自庄子以来的历代智者都未曾实现的，因而是最可贵的，是无论如何高的评价都不过分的。菊与酒把陶渊明带进了超妙的人生境界，陶渊明也赋予了菊与酒以高贵的灵魂和精神，进而也赋予了重阳节俗以更多的雅人深致和更深刻的人文内涵。苏轼曾说：“陶渊明意不在诗，诗以寄其意耳。”（晁补之《鸡肋集》卷33）借用东坡之语，我们可以说，陶渊明的诗、酒、菊花，其实都不过是“寄其意耳”，都是其人格与心迹的寄托。
最后附赘数语陶渊明重阳诗酒的后世影响。在陶渊明之前，我们似乎看不到专写重阳节的诗文，以重阳（九日）为题来作诗，陶渊明是第一人。陶渊明重阳乃至九月采菊、饮酒以及相关故实，早已化身为重阳节的符号和象征，成了永恒的经典，成为后世文人每过重阳而必然想起的典故，甚至成为他们重阳生活的精神标杆。唐以后的重阳诗、词、曲、杂剧中，以“东篱”“白衣”入典的作品数不胜数，“几乎罕有无陶的篇章”（翁敏华《重阳节的民间习俗与文学表现——以杂剧〈东篱赏菊〉和陶渊明为重点》，《文化遗产》2008年第4期）。其中有两首极具代表性，列举如下：
对黄芦卧雨，苍雁横秋，江天重九。千载渊明，信风流称首。吟绕东篱，白衣何处，谁复当年偶。蓝水清游，龙山胜集，恍然依旧。
萸实嫩红，菊团余馥，付与佳人，比妍争嗅。一曲婆娑，看舞腰萦柳。举世纷纷名利逐，罕遇笑来开口。慰我寂寥，酬君酩酊，不容无酒。
——《醉蓬莱·追和东坡重九呈彦时兄》北宋·王之道
寒食吊之推，端阳悲郢客。如何重九日，不祀陶彭泽！
——《九日杂咏》
清·赵与楩
其中，王之道“千载渊明，信风流称首”之语，可以看作是整个历史上对陶渊明重阳诗酒历史地位的精炼概括，即使放在今天，这个概括仍至为允当，陶渊明仍然堪称，也应该是我们重阳生活的精神标杆，是最高贵的“风流”。赵与楩的诗反映出他对陶渊明重阳诗酒的鼎礼膜拜，他认为：寒食节能凭吊介之推，端午节能凭吊屈原，为什么重阳节就不能凭吊、祀奠陶渊明呢？他将陶渊明对重阳节的影响提高到了与屈原对端午节的影响相提并论的高度，颇有鸣不平的意味。这是我们看到的对陶渊明重阳诗酒的最高评价。我们以为，这个评价是有根据的、合理的，是当之无愧的，即便陶渊明没有享受到屈原那么崇高的历史待遇。这也启示我们，重阳节俗的文化传承与丰厚意蕴，确实值得深入研究；陶渊明的重阳影响，我们既没有研究透，也没有宣传够；汗牛充栋的陶学研究，仍然还有愧于陶渊明。
(作者简介：杜志强，西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靳文，甘肃医学院思想政治学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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