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是容易好奇的动物,好奇未来亦好奇历史。充斥各书摊的猎奇书籍打着“历史疑案”的旗号大征“好奇税”。历史背景的推理小说不在少数,其中不乏涉及真实历史疑案者。其大多追求艺术性,与学术考据风马牛不相及——毕竟是小说。听说李开元著的《秦谜:重新发现秦始皇》(中信出版社2017年版)是一本“历史推理之作”,笔者很好奇。毕竟这本书作者说他是以推理小说的手法研究历史疑案,这无疑要属于学术研究了。实在不得不让人好奇这本书的内容。
中国古代历史绵长,所产之皇帝不胜枚举。谈及荣耀,秦始皇独一份;论丑闻亦然。但荣耀与丑闻下却是驱不散的重重迷雾。长久以来,关于秦始皇的考据、议论层出不穷,热烈而分化。
其实史学界唇枪舌剑这么久,总是陈瓶装旧酒,翻来覆去就是那个味道。作者对这种状况相当厌倦,决心重构史实。史料的问题固然无能为力,作者选择以推理的方式,从秦始皇亲族切入。不得不说这确实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首先,如作者所言,推理破案和学术考证本是同根生,都是基于可信证据的合理推测。其次,世袭社会中,亲族对个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还有最重要的是,作者占有的扎实史料、对史实的清理以及对遗址的充分考察——这些才是整个推想能够合理的基础。
不得不说,作者对秦始皇亲族的分析,尤其是对昌平君来历及姓名的分析、推理丝丝入扣,相当精彩。读罢有茅塞顿开之感。同时笔者对作者的推理也不乏怀疑,比如关于嫪毐之乱。按主流的观点,嫪毐发迹乃至封侯都出自帝太后的私恩。但问题是秦并不是一个颓丧的国家,二十级军功爵位制也绝非虚设。一个毫无建树的面首能凭借帝太后的私恩封侯,权倾朝野吗?这未免太过荒谬。何况帝太后本人是否大权在握还未可知。作者亦是作此想,据他分析,嫪毐封侯出自镇压成蟜之乱之功,而非私恩。嫪毐不凡的政治成就掩于面首之名下,数千年后仍有人窥出端倪,或许这正是考证之必要。
但是作者将嫪毐发动叛乱的目标定为华阳太后和吕不韦,而非秦王嬴政。作者认为这次叛乱是嫪毐代表以帝太后为首的赵系外戚集团对以华阳太后为首的楚系外戚集团的攻击。嫪毐攻击吕不韦也是因为激烈的政敌竞争。总之嫪毐等人并不意图颠覆秦国,故而不会对秦王嬴政下手。但问题是,嫪毐私盗秦王印玺调兵,无论攻击目标是谁,已然结结实实触犯秦国禁忌。不论意图如何,叛国已成事实,嫪毐与秦王嬴政势必不能两立。故而秦王当即发布“攻毐令”,命吕不韦、昌平君和昌文君带兵攻打嫪毐,之后毫不留情地处决嫪毐。那么嫪毐怎敢放过秦王?他们冒着身死族灭的风险,难道只为了换一个更加深重的危机?这不正常,他必定有更大的图谋。最起码,他需要打击和控制秦王。所以嫪毐之乱的目标必定有秦王嬴政。
细细思来,对嫪毐的追查,只来自于华阳太后一系和吕不韦吗?秦王嬴政对牵涉其声誉的事情可会毫不作为?为什么嫪毐偏偏在秦王亲政之时感到大难来临?与帝太后不同,嫪毐的危机目能所见,秦王就是他的直接威胁。那他们会不会产生分歧?还有,赵系外戚集团与楚系外戚集团不同:楚系外戚的代表人物华阳太后、昌平君与昌文君总归具有血缘联系,天然结盟。对比而看,帝太后几乎形单影只,吕不韦、嫪毐自不必论,赵系外戚集团中高官无一是帝太后的亲戚。赵系外戚依靠利益和情分而结盟,不那么稳固和可靠,吕不韦即是例证。所以,作者在这里默认嫪毐和帝太后的谋求完全一致,且对秦王绝对维护,这是很不合理的。
作者认为帝太后本人绝没有一丝一毫的理由对嬴政下手,这首要前提是她的政治觉悟十分清晰。但问题是帝太后有没有保持清醒的头脑?照作者对赵姬性格的分析来看,她被嫪毐冲昏头脑的概率相当大。而且帝太后无论如何选择,最坏处境也不过被剥夺政治权利,后顾之忧比不得嫪毐。对于嫪毐来讲,既已破釜沉舟,又何必顾忌秦国国政,一不做二不休,取而代之岂不美哉。依照帝太后对嫪毐的宠信,嫪毐具有私自行动的理由和能力。然而奇怪的是,从整个事件来看,帝太后无疑参与了此次政变。那么帝太后究竟意欲何为?所作何为?笔者无从得知。总之,笔者认为,嫪毐之乱,更可能是嫪毐意图将秦国包括秦王在内的王族大臣一网打尽。当然,种种分析都建立在派系之争和外戚政治框架之上。秦国外戚政治、严明有序的法律制度,以及人之常情构成了作者的推理逻辑。作者分析秦楚二十一代联姻,揭示了楚系外戚对秦国国政的重大作用,把从秦国到楚汉时期的历史发展脉络以更好地串联和解释,尤其昌平君的生平经历和扶苏的血统。但新问题也随之而来。作者以楚人对扶苏的同情解释陈胜吴广起义的扶苏旗号。笔者对此十分犹疑。扶苏毕竟是秦国的长公子,为什么要以他来号召楚人复国,却不用更名正言顺的昌平君?要知道,昌平君可是最后一位楚王。假借扶苏之名起事不像号召楚人,倒更像是为了安抚、争取秦人,毕竟陈胜吴广起事只是为了重建楚国,而非灭秦。此外这本书对嬴政后宫全无记载一事的推测也令人大惑不解。假若秦王的夫人们记载的缺失与对楚系外戚的忌讳和焚书有关,为何消失的只有嬴政的夫人们?连一点点传说都未曾留下?
秦汉史书中,“楚国”常作为反秦代表而活跃,堪称“亡秦必楚”。楚人在反秦中活跃,首先要考虑楚人本身力量与特性。不过,楚国在反秦中的领袖地位从陈胜吴广起义就开始确立,再前溯便是项燕与昌平君,昌平君乃是秦国楚系外戚集团代表之一,那么秦国的楚系外戚现象,会不会对此有影响呢?随昌平君前往郢陈的敢死之士会不会是楚系外戚集团?当然,笔者这种猜想未免也有些牵强。
不过,瑕不掩瑜。目前这本书的确是我们研究秦史的最新辅助方式。唯有新考古证据出现,推想的真实性才能被证实。在此之前,我们所能做的只有“更接近真实历史”。正如作者所言:“历史是永恒的迷,因为我们不能再回到过去。如果我不能给你提供最准确的史实,我将给你提供最合理的推测。”
作者也确实从新的角度,重构了秦帝国建立前后的整个历史背景。作者描摹出的秦始皇,是一个正一步步成长起来的贤明君王,他“隐忍顽强、坚决果断”,“明查谨言、知错即改”,不见丝毫暴君独裁的迹象。作者还帮秦始皇澄清了“坑儒”的罪名——“坑儒”一事完全是方士和儒生的谎言。在如此清晰的结论下,作者却也有了新的纠结:究竟要不要对“坑儒”这个谎言较真?要不要让秦始皇继续把这个黑锅背下去?这个问题或许牵扯到了史学界与通俗之间的矛盾,很难回答。不过笔者认为,起码在学术上对此较真是有必要的。
事无完美,作者的谜底也不例外,或者说对历史考据本就是永无尽头。秦始皇后宫无一记载究竟是怎么一回事,秦始皇为何迟迟不立扶苏为太子,扶苏为什么自杀,有孕之女的故事究竟是谁记载?这些事情作者只能给出一个破案的方向。
可是,这本书向读者解释的历史谜底是次要的,重要的是作者展现的历史推理方式和态度。作者采取学术的流程,几乎是以《史记》串联其他相关史料为基完成了推想——这是这本书具有可信度的根本原因。其中对文献的思考和考证方式、形式逻辑的应用等都值得深思和借鉴,并不限于史学领域,从中可窥作者学术功底之深,着实令人敬佩。
总之,这本书用这些熟悉而有限的资料巧妙地构筑了一个与传统观念迥异的秦始皇和相关历史脉络。虽然推想未必真实,作者起码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走近历史真相的新思路,这才是最重要的。近乎无穷的历史长河,总不能让一人挖尽吧。沿着作者的方向走下去,那些作者也无法解释的疑点,也许就在不远的将来被攻破。也或许某天考古学家们发掘出了新的证据,让这所有的推想均得以自证。
(作者为西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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