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78年就开始文学创作，“文坛老将”王安忆历来在作品完成后有几分胜算。可是，写作《匿名》，她常常会有一种恍惚感，甚至怀疑如此写下去有没有前途。她感到了困惑，史无前例地希望听到一些回应。她说，这是她整个写作中心情最复杂、最跌宕起伏的经历。
复旦大学教授张新颖评价王安忆写了一个“大故事”。写一个人与人、人与社会上发生各种各样的关系，写一百年或一千年的历史，都有可能是小故事。但是王安忆的《匿名》是有核心的。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世界大而空虚，个人在时间当中处于怎样的位置，在空间中处于怎样的位置？这样的思考和讲述下的故事，是一个大故事。
而在这个故事的背后，王安忆的老朋友陈思和肯定了她的“具有挑战性”的精神，中国找不出第二人。一般作家会延续自己的审美趣味，被读者认可，即按照读者喜欢的不断地复制。但是王安忆在跟自己过不去，所以她走的道路也越来越复杂。
《匿名》讲述了什么？王安忆在写作中经历了什么？
王安忆在接受采访时表示，《匿名》的写作“确实挺为难读者”，在接受上的危险大约是读者会中途放弃，不与自己“死磕”到底。但她希望这困难能以价值获得补偿，即艰涩之后能有所快乐。
谈新作
小说分为上下两部，以一场阴差阳错的绑架案开端，一个退休返聘在民营外贸公司的上海老头被误会为卷钱跑路的老板“吴宝宝”，在经历了黑道绑架、审讯、失忆之后被抛入一个叫做“林窟”的大山的褶皱之中。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被迫中断，此际的他远离了现在城市文明，遗忘了姓名、身份和来路，改变了身形面貌，只记得语言与文字。于是，在褪去了文明的外衣之后，他不得不进行人类的二次进化，在这片原始蒙昧的天地中艰难求生。
他与带他来“林窟”的绑匪哑巴在长满杂草的麦地上写下一个个关于种植的古字，直指人类文明的最初；他偶遇已从“林窟”迁居“野骨”的傻子二点，建立起如父如友的温情，并逐渐找寻到遗落的文明碎片，拼凑出一个已然灭绝的山村的文明史和生存方式。文学评论家张新颖说，“王安忆写吴宝宝，实际上写的是历史，人的历史，其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包含着人类的全部历史。”
在《匿名》中，延续了王安忆一贯的景物铺陈。她重视空间的戏剧性，将空间布置好，人不说话也自有传达。她说：“小说是依附在时间的流淌上，空间转瞬即逝，挽留它停滞是义务。用文字语言刻画建设，还是仰仗时间使它存在。作者的想象力是主要的工具，身体经验攫取的材料，如何认识决定于如何起用，材料本身是客观的，质和量都有限。小说写作则是主观的工作。”她并非希望将《匿名》写成一个具有悬疑探案特色的类型小说，而是希望通过主人公从人类原始状态一步步自我进化、自我命名、自我建构所处的世界的过程，来探讨人类自我与历史、语言与文字、文明与时间之间的玄妙关系。
1987年，王安忆曾写过一部《流水三十章》，自我评价为“非常难看”的作品。那么《匿名》的写作难度是否与《流水三十章》有所区别？王安忆坦率地说，年轻时，自己写过许多不忍卒读的东西，但并不后悔，反而佩服那时候有勇气，顺着自己能写，逆着自己也能写。“如今却不能了，挺挑剔的。其中有求精的成分，也有能量弱的原因，无法泥沙俱下，漏光了再聚起，就像一口旺井，淘不干底，淘干了，一夜之间，又涌出新水。”她说，现在则要节制，不敢浪费，也是晓得精芜的差异，懂得多，写得就少。无知者无畏。《流水三十章》的难看在于没什么可写的却非要写三十多万字。《匿名》的难读正相反，有太多要写的却只写出三十多万字。一个是“言过”，一个是“犹不及”。
30年前，写《流水三十章》的王安忆“是个有力气的人，明明是强做，却也做出来了，好不好是另外一回事”。今天《匿名》的写作状态又是怎样？王安忆表示，最大的期待就是将《匿名》写出来，也就是让种子落土生根，发芽，长出东西来。小说的命运是在小说里面实现的，其他外在的遭遇其实都关系不大。
论写作
当某种工作成为职业，真正有所突破其实很难。包括写作。如何在写了几十年后还能以饱满的情绪去继续为读者讲述有趣的故事？王安忆做到了。方方在某次讲座上评价中国当今的女作家中王安忆是排在第一位的。“她的作品数量之多，风格之多变，没有一个女作家能再做到这一点，她一直在改变读者的口味。”
当写作技巧逐渐炉火纯青，写作难免会沾染职业的色彩而掩盖创作本来饱满的情感。80年代的一批作家，热情饱满走向文坛，写着写着不写了，一些作家落马正是在“职业化”上。王安忆认为，职业化对中国作家是很大的挑战，自己的写作经验谈不上丰富，但一上来写作就必须处理技巧的问题，这样反而能使她适应职业化的写作。
“当代文学最可贵的东西是创作情感是否饱满。美国的一些作家，一看都是写作班里训练出来的，技巧圆熟。就作家的命运来讲，真正的作家不仅靠感性支撑，还需要理性。小说不能太深刻——当然需要深刻的思想，也需要对日常生活的兴趣。我的小说是世俗的产物。”王安忆说，她很怀念80年代，评论家对阅读充满热情，先看小说再评，现在的评论变成两种，一种和媒体合谋，根本不屑于当代小说，很难有认真的评论出来；一种是拘泥于文本。
王安忆其实非常重视评论的意见。比如评论家陈思和曾建议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如果再写一倍的字数，分量就不一样”；《匿名》的写作，也曾建议王安忆“应该要有勇气写一部不好看的东西”。
王安忆认为，陈思和并不单纯是评论家的身份，可说是她的思想与文学的知己，“我并不将他的话当作评论家的发言。这也见出从80年代始的作者与批评的关系。开头好，步步好！我们共同创造一个文学的天地。我想，大约有些接近英国现代文学中弗吉尼娅·伍尔夫和福斯特的关系。他们都是小说家和批评家，从这点说，我希望陈思和有一天也写小说。而这一点是可以期待的。”
《匿名》的写作，明知是一次冒险，又一定去尝试。对王安忆来说，陈思和的话只是鼓励，就好比啦啦队。写作的动力还是小说本身的内动力。“每一次写作其实都是一次冒险，否则也不吸引人去做了。冒险在于不知道前景如何，到达目的地有多远，能否渡你从此岸到彼岸。所以开始之前就要掂量，这一颗种子有没有足够的能量，又有没有准备好丰饶的土壤。魅力之处不在于无法估量前景，倘一切了然也就没有兴致了。”
说影视
《长恨歌》获得第四届茅盾文学奖后，陆续被改编为电影、话剧等各种艺术体裁。但是除此外，王安忆的多数作品与影视无缘，她戏称自己的作品是导演的“死穴”。
王安忆分析，大概是由于自己的作品可能不太适合直观。“这也是我的好。我是把叙述贯彻到底，叙述性的东西很难转化成直观的影像。我希望自己永远保持这一点。我小说的好看和电影的好看不一样。我觉得这不是坏事，如果交给影视，就是准备忍受不同程度的误解。我基本上看不出这有什么好处。”
最早在80年代，王安忆曾有两个短篇《本次列车终点》和《小院琐记》，交给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作为他们的毕业作品改编电影，还参加了国际大学生电影节。那个时候的导演，像谢飞那一代，比较注重电影的文学性。现在电影改编要求直观性很强，就是生活的环境和材料的关系。
王安忆的理性思辨和繁复的语言大概也是改编的难度之一。她的作品往往注重逻辑性、环环相扣、严丝合缝，在作品的细节设置中，处处体现了她的苦心。王安忆坦言自己的确是一个注重写实的人，相信生活的外相自有喻意。《匿名》不是日常生活状态，而是反常性的。比如失踪，失忆——这在通常的叙事中，都是作为隐喻的。但在王安忆，恰恰是事实本身。小说背离她的写作习惯也在这里，似乎从形而上出发，去向哪里？这是一个抽象的故事，不是王安忆擅长，所以她极力要给形而上以“形”，这才能说服自己。她还在努力，作为读者，我们也在期待。
（作者系青年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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