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国庆”

  对于多数人来说，国庆是个现代的概念，人们在一年一度的国庆日到来之际为共和国的丰功伟绩献礼、为祖国的繁荣美好献上祝福。这是一个表达民族自豪与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盛大节庆。而作为民族的盛典，我国的国庆所具有的深厚独特的历史根源往往被人忽视。在繁盛的中国节庆文化与起源研究当中鲜有关于国庆节的讨论，传统与现代的文化渊源似乎因为庆祝日期和形式的变更发生了断裂，而国庆所应有的文化内涵也在断裂中失却了历史的纵深。唯有在追根溯源当中，我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国庆节作为普天同庆之国典的题中之意，品味传统与当代精神，品味历史与现实、个人与民族之间勾连时空的心弦共鸣。

  《辞源》概括了“国庆”的三条意涵：第一是国家喜庆之事。例如晋朝陆机《五等诸侯论》，“国庆独享其利，主忧莫与其害”；《晋书•武帝纪》，“晧遣使之始，未知国庆，但以书答之”；唐司空图《太原王公同州修堰记》，“翌日堰乃成，水折而东，皆若导，而徒令邑里交贺，合乐以迓之，流闻京师，中外以为国庆。”第二是举国庆贺。例如南朝宋鲍照《数诗》，“三朝国庆毕，休沐还旧邦。”第三是指国庆日，例如我国国庆是十月一日。虽然这样的三条分类在意义上并没有严格区分开来，所涵盖的内容也远不能呈现这一盛大庆典在历史中的全貌，但它至少打开了一扇窗，带我们管窥民族盛典深厚的历史根源。

  最早关于国庆盛况的记载出现在作为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的《诗经》当中。在《小雅•甫田》中有专门一章关于祭祀神祗、庆祝五谷丰登的描述：

  以我齐明，与我牺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农夫之庆。琴瑟击鼓，以御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谷我士女。

  这一章诗歌主要从祭祀的形式、庆祝的缘由和祈福的内容三个方面为我们描述了这场隆重的庆典。在盛大的祭祀仪式中，人们恭敬地向四方神祗奉上五谷烹制的美食，献上毛色纯净的羔羊作为牺牲品，秋祭四方，报成万物，完整地承袭了周礼“罗弊献禽以祀祊”的传统。记载虽然简短，可伴随着诗歌的韵律与内在节奏，以及深厚的历史连接，呈现出来的确是极具庄重仪式感的盛典。紧随严肃的祭祀仪式之后的是农夫的欢庆，而庆祝的缘由当然是喜遇丰年，六畜兴旺，年谷顺成，这便是自古以来最为意义重大的国庆。对此，《十三经注疏》载郑玄笺云，“我田事已善，则庆赐农夫。谓大蜡之时，劳农以休息之也。”孔颖达在正义中则进一步解释说，“王者以岁事成熟，搜索群神而报祭之，而谓之大蜡。又为腊先祖五祀，因令党正属民饮酒于序，以正齿位，而劳赐农夫，令得极欢大饮，是谓休息之。”也就是说，因为黍稷茂盛，为报五谷成熟之功而有了“大蜡”这一在《礼记》中被列为“天子之祭”的祭祀庆典。在“大蜡之祭”中，百姓得到休息，并受到赏赐开怀畅饮，可以说是一年当中受到天子最高礼遇的举国狂欢。这样一种“恣民大饮”的庆赐相当难得，因为首先，“大蜡”并不是每年都有，“年不顺成，则八蜡不通”，遇到收成不好的年份，为了避免铺张浪费，“以谨民财”（《礼记•郊特性》），这样的典礼则不会举行。其次，根据孔颖达正义的解释，“《酒诰》周公戒康叔禁民饮酒，民无故不饮酒欢乐。今以岁穀丰熟，场功毕入，而特听之，故谓之庆赐劳息”，饮酒作乐时常是被禁止的，老百姓只有在特定的庆典中才有了纵情狂欢的机会。由此，庆典之隆重、氛围之浓烈可想而知。这正应了《下杂记》的记载，“子贡观於蜡，曰：‘一国之人皆若狂’”。这虽然并不能被简单等同于措辞与意义明确的国庆，却也如孔颖达所说，“汉世每有国庆而赐民大酺，亦此义也。”“大蜡”以庆功慰民为核心的罕见的举国欢庆，毫无疑问为后世的国庆提供了礼法的依据，为历代百姓上下同欢、为社稷祈福的热烈情怀奠定了深厚的心理基础。

  在庆祝的形式上，除了饮酒，“琴瑟击鼓”当然也必不可少。世代相承的庆典形式不仅仅是上古先民“仓禀实而知礼节”的醇厚民风的表现，更重要的则是传承的形式在难得的歌舞升平中营造了喜悦的公共氛围，从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心理距离，达成了社会与民族的共识，并且强化了共同的愿望。这些共同的愿望质朴而强烈，从根本上说自《诗经》以来便没有发生过变化，那便是如这首《甫田》所描述的，感念田祖神农对农事的开创之功，并向他祈求风调雨顺，保佑来年五谷丰收，以养育万千子民。这是上古先民对美好生活的质朴愿望，也毋宁说是相承至今人们勤勉工作、共同努力的目标。这与我们今天对祖国繁荣昌盛的祝福有着相通的内核，也是贯通古今的民族凝聚力最集中的表达。

   这一系列隆重的仪式和凝聚的精神在《诗经》这样极具渲染力和时代穿透力的文学作品中得到了最早的呈现，也伴随着审美的体验进入后世，成为历代国庆最根本的基调。而从历代典籍对“国庆”的记载中我们也能看到这一盛大庆典的意涵在“庆赐农夫”的基础上不断丰富的清晰历程。

   如《辞源》所说，将“国庆”作为特定概念的较早记载出现在《晋书》当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陆机列传》中引用陆机劝谏君主应效仿“圣王经国”、“采其远指”所撰写的《五等论》中的句子：“降及亡秦，弃道任术，惩周之失，自矜其得。寻斧始于所庇，制国昧于弱下，国庆独享其利，主忧莫与共害。虽速亡趋乱，不必一道，颠沛之釁，实由孤立。” 陆机在讨论秦朝覆灭的原因时提到“国庆”，认为秦朝君主“弃道任术”地建立与民争利的制度、致使民困国弱，在国庆之时独占利益而不能与民同享其乐，在百姓忧难困顿之时不能与其共同承担痛苦，是秦朝国运颠沛、快速灭亡的主要原因。由此可见陆机认为，“国庆”之时君王应与民同乐、共享盛世、共渡忧患，不然则会陷入孤立，导致颠沛。在这里，“国庆”呼应远古之时率土同庆、扎根民生、与民休息、全民受益的核心内涵，其平民性被从反面突显出来。

  除此之外，不同于一年一度的固定节庆，秉承“庆赐劳息”而来的更广义的庆功也是国庆的独特性质之一。例如《宋书•武帝本纪》中记载武帝即位后有诏曰，“夫铭功纪劳，有国之要典，慎终追旧，在心之所隆。自大业创基，十有七载，世路迍邅，戎车岁动，自东徂西，靡有宁日。实赖将帅竭心，文武尽効，宁内拓外，迄用有成。威灵远著，寇逆消荡，遂当揖让之礼，猥飨天人之祚。念功简劳，无忘鉴寐，凡厥诚勤，宜同国庆。” 在这里，“铭功纪劳”，感怀国家基业创建之辛劳，报谢有功之臣，悯恤劳苦，与民共享“天人之祚”，以激励臣下继续为国家社稷尽诚尽勤，无疑是“国庆”最为重要的意义之一。在这样的意涵之下，国运昌盛、皇子诞生也可以成为“国庆”的理由。例如《魏书》中便有“顷永安驭运，载育皇储，遂锡帆阶，以申国庆” 的记载。在国庆的日子里，为庆昌隆兴旺之功，封官授爵也是古已有之。

  正是因为不同于固定节庆而对农夫大众“庆赐劳息”的平民性的侧重，加之随后发展而来的对民族社稷重大功绩随时进行表彰的灵活性，国庆的意涵有时被进一步放大，成为了一般意义上的举国欢庆，因而具有了描述常态的形容词性质。当然，这只有在国家鼎盛时期才成为常态，可以被认为是对圣王治世的最高评价标准。正如《宋书》载孝武帝所言，“国庆民和，独隔凯泽，益以惭焉。” 而值得注意的是，所谓“国庆民和”的圣王治世，在贤臣名将的评价标准中，则不仅仅是国运昌盛、百姓和乐，同时也应体现出天人合一、万物一体的好生之德。《南齐书》中便载有文宣王子良上书劝谏射猎野鸡的故事。他说，“伏度陛下以信心明照，所以倾金宝于禅灵，仁爱广洽，得使禽鱼养命于江泽，岂惟国庆民欢，乃以翱翔治乐。” 在这里，“国庆”有了万物昌明、生生不已的内涵，不仅与“博爱之谓仁”的哲学命题关联起来，也因为哲学理想与政治理想的融合而呈现出更为深入人心的美好图景。

  这种鸢飞鱼跃、万物翱翔的普天同庆主要取“万物莫不尊道而贵德”（《道德经》）、“仁民爱物”（《孟子》）以及“仁者浑然与物同体”（《二程遗书》）的哲学意涵，而不同于谶纬之作中渲染蛊惑的对所谓祥瑞之兆的迷信和追求。这一点即使在古代社会帝王贤达之间也得到了严肃的讨论和充分的辨识。《资治通鉴》中便有记载唐代贤臣杜悰与唐文宗就祥瑞之物的出现是否值得百官称贺、以为国庆的一段对话。杜悰说，“昔河出图，伏羲以画八卦；洛出书，大禹以敍九畴，皆有益于人，故足尚也。至于禽兽草木之瑞，何时无之！刘聪桀逆，黄龙三见；石季龙暴虐，得苍麟十六、白鹿七，以驾芝盖。以是观之，瑞岂在德！……愿陛下专以百姓富安为国庆，自余不足取也。”文宗深以为然，并且日后也对宰相说到，“时和年丰，是为上瑞；嘉禾灵芝，诚何益于事！” 由此可见，即使在受制于认知水平和科技发展的古代中国，举国的庆典也是隆重而严守礼法，与万物同欢而谨守勤勉职业的质朴美德，不书谶纬、不庆祥瑞，在厚重的历史传承和以仁德为本的天人格局中表达对生活美好、国富民安的一片热忱。

  由此，“国庆”不同于普通的年节庆典，在历史的发展中以传统的仪礼为根基，内涵不断得到丰富的过程被清晰地展现出来。也正是因为“国庆”所具有的独特的“庆赐劳息”的恤民情怀、“铭功记劳”的至诚之心，以及“国庆民和”、“翱翔治乐”的美好愿景，它甚至出现在帝王的年号当中，完全超越了国庆日的限制，成为一个吉祥词，用以表达对和乐、昌盛的期盼，也是君主以礼治国、百姓各安其职、欢欣鼓舞的象征。例如《宋史》中便有记载夏国君主秉常“在位二十年，改元乾道二年，天赐礼盛国庆五年，大安十一年，天安礼定一年。” 至此，“国庆”被与古代社会人们笃信的泽被万物的天恩、以及奉为至典的传统礼法并列等同了起来。

  “国庆”具有文学、历史、哲学、政令制度等多个方面的丰富内涵，而具体到作为盛大节庆的国庆日，人们的庆祝也当然是极尽隆重，而不失对于传统礼法和核心意涵的尊重。对于上层社会的君王贵戚来说，尤其发展到清代，国庆日的仪式之隆盛几乎不亚于帝王登基的仪礼。仅以国庆大宴的仪式来说，因为这样的仪式并不是每年举行，只有在“遇万寿正庆，或十年国庆”的时候才会在原有元会宴的基础上“特行宴礼”，所以极为盛大。根据《清史稿》的记载，本来一年一度的元会宴就已经具备一套完整的庆祝宴饮仪式：

  设御筵宝座前，内大臣、内务府大臣、礼部、理藩院长官视设席。丹陛上张黄幔，陈金器其下，卤簿后张靑幔，设诸席。鸿胪寺官引百官入，理藩院官引外藩王公入。帝御太和殿，升座，中和韶乐作，王大臣就殿内，文三品、武二品以上官就丹陛上，馀就靑幔下，俱一叩，坐。赐茶，丹陛大乐作，王以下就坐次跪，复一叩。帝饮茶毕，侍卫授王大臣茶，光禄官授群臣茶，复就坐次一叩。饮毕，又一叩，乐止。展席幂，掌仪司官分执壶、爵、金卮，大乐作，群臣起。掌仪司官举壶实酒于爵，进爵大臣趋跪，则皆跪。掌仪司官授大臣爵，大臣升自中陛，至御前跪进酒。兴，自右陛降，复位，一叩，群臣皆叩。大臣兴，复自右陛升，跪受爵，复位，跪。掌仪司官受虚爵退，举卮实酒，承旨赐进爵大臣酒。王以下起立，掌仪司官立授卮，大臣跪受爵，一叩，饮毕，俟受爵者退，复一叩，兴，就坐位，群臣皆坐。乐止，帝进馔。中和淸乐作，分给各筵食品，酒各一卮，如授茶仪。乐止，蒙古乐歌进。毕，满舞大臣进，满舞上寿。对舞更进，乐歌和之。瓦尔喀氏舞起，蒙古乐歌和之，队舞更进。每退俱一叩。杂戏毕陈。讫，群臣三叩。大乐作，鸣鞭，韶乐作，驾还宫。

  而在此基础上的十年国庆之礼则增加了各种形式的舞蹈和乐曲演奏，也极为重视百官的参与其中，以及不同民族和边缘人群的积极融入，更加突出了喜庆、亲民、与民同乐和民族融合的欢畅特色：

  乾隆三十五年、五十五年，圣制元会作歌，宴仪如前。惟行酒后，庆隆舞进，司章歌作，司舞饰面具，乘禺马，进扬烈舞。司弦筝阮节抃者，以次奏技。喜起舞，大臣入，行三叩礼，循歌声按队起舞，歌阕，笳吹进，番部合奏进，内府官引朝鲜俳，回部、金川番童陈百戏，为稍异耳。

   在对这样一个国庆日的简单却毫不简约的宴饮环节的描述中，我们看到国庆的庆典与传统的节庆得到了融合，并且因为狂欢乐舞的加入而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更为盛大，在既定的盛大仪式中更加强调了国庆日深厚的历史连接，以及自《诗经》以来便被内化为集体认同的与民同乐、庆功简劳、在狂欢中增强民族凝聚力的独特内涵。

  当然，除开典有所载的君主与群臣百官的宴饮舞蹈的隆重庆祝，还有很多其他的庆祝形式。这其中理所当然便包括了写诗作赋，以审美的形式回应这本来就世代传承着审美体验的举国庆典。清代《碑传集》当中便有“遭逢国庆，朝士拟进诗颂辞赋”的描述， 辞赋之艳，自不待言。历代典籍中也时有提到在国庆之际建寺铸塔以纪念四方来贺、并祈风调雨顺、国运昌盛。例如乾隆时期所建的普陀宗乘庙便因此而来：“乾隆庚寅、辛卯间，迭逢国庆，旧藩、新附蒙古诸部落咸集庆祝。诏放西藏布达拉都网法式，建此迓釐。且蒙古皆重黄教，并寓怀柔之意。” 唐代李白诗作中也有关于国庆寺的记载，不再赘述。

   以“十一”为国庆日虽是现代的事情，可“国庆”的概念本身却有着深厚的历史根源和文化意涵，庆祝的形式也是与民族的传统精神一脉相承的。在浩浩汤汤的历史纵轴与波澜壮阔的时代横轴的交汇点上考察国庆的意义，能够提醒我们贯通古今、寻回传统，以为当代国族的荣耀增添新的色彩。（作者单位：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文艺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