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敏先生和汉藏语言比较

  俞敏先生在汉藏语言比较研究上的成就早已为海内外所共知。他是这一领域的开拓者之一，他的远见卓识，给这一领域的学人带来的启迪，可以说难以估量。

  “汉藏语系”这个概念在19世纪上半叶开始成为历史语言学界的话题，不过最初的基础只是欧洲人对中国语言的表面知识，其后虽然经过几代学人的努力，确立汉藏语言谱系的终极理想却始终没有达到，至少是在学术界没有形成相对统一的认识。上世纪前期中国国内的学者，或者惊喜地像发现新大陆一样急忙向国人介绍外国汉学家的观点，或者把汉藏语假说看作是个大而无当的课题而不予理会，而更多的则是迷惘于这个课题的艰难而视之为遥远的将来的任务。

  俞敏先生与同时代的学者相比有一个最大的不同——他精读过西方语言学的大量名著，可是绝对不跟在某个现成的理论或方法论后面亦步亦趋。他也精熟九经三传子史百家等中国传统文献，可是从来不局限于某个学派的研究方法。他敏锐地发现，把汉语放在汉藏语系和世界语言的大背景下来研究，才是中国语言学的出路，而立足于丰富的汉藏语言资源和文献资源，才是中国语言学的坚实基础。俞先生虽然首倡大量利用藏语来支持自己的结论，但自始至终都是从汉语文献出发再落实到汉语文献的解释，而从来不会脱离文献证据，去做那种为理论而理论的演绎。这个崭新的学术思路基于他对古代汉语和藏语的深刻理解和超出常人的学术眼光。他并不是像众多学者那样，仅在一两本现代字典里去寻求个别汉语词和藏语词在表面形式上的偶合，而是到上古汉语的原始典籍中去逐一查证词的语义场和语法功能，然后在汉语上古音的分类框架下整理出汉语词和藏语词成系统的对应关系。举个例子来说，著名的汉藏语言研究专家，美籍华人张琨的一个问题对汉藏同源词的研究是严厉的批评：“偶尔有一两个词，比方说‘飞’和藏语的phur-ba 很相近，可是深究一步，《切韵》里微部的字跟藏语的-ur有多少对应的呢？很难说。”也就是说，他认为汉藏同源词的比较是零碎的、不成系统的，因此是不可靠的。事实也正是如此。在俞敏先生之前，王静如、西门华德等人从事的汉藏同源词研究确实存在这样的情况，就是张琨本人，虽然他的论文《汉藏语系的“针”字》(1969)、 《汉藏语系的“铁”字》（1971）非常著名，但是拿他自己的问题一对照，也还是令人气馁。而俞敏先生的汉藏同源词比较研究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他不是停留于表面，而是敏锐地抓住了其间的系统性对应，似乎是预见到会有张琨之问出现。早在上个世纪40年代，他就按黄侃28部古韵系统来做汉藏同源词的系统比较，1949年发表在《燕京学报》上的《汉语的“其”跟藏语的gji》附录的“汉藏韵轨”就是标志性的成果。“韵轨”就是语音对应规则，就不再是一两个词的“偶尔”的、表面的相同或相似，就不是“很难说”的，而是可以建立起汉藏语音历史演变系统俞敏先生、邹晓丽和谢纪锋、储泰松、张福平。刘广和、聂鸿音、施向东、谢纪锋、邹晓丽、俞敏。规则的依据。到了1989年的《汉藏同源字谱稿》，他所列的同源字数达到了600，韵部根据罗常培、周祖谟的古韵分部且有所分并。在古韵“微部”列了19组汉藏同源词。《谱稿》后来成了汉藏同源词比较研究的操作标准，意义重大。

  俞先生在辨析文献资料的深度上超出了欧洲学者，在使用语言资料的广度上超出了章黄学派，可以说，他以自己毕生的研究实践了欧洲历史语言学和中国传统语言学方法的交融。从这个思路再扩展一步，俞先生开始尝试结合语言学和历史学方法对汉藏两个民族的起源做出回答，他的《汉藏两族人和话同源探索》（1980）虽然谈论的是一个多世纪前人们争论的一个古老话题，但其关键价值并不仅在于对汉藏两种语言是否同源做出回答，而且在于为语言史和民族史研究示范了一套多学科相结合的论证手段。最新分子生物学的成果也证明了俞敏先生的看法。中科院昆明动物研究所研究员宿兵于1996年在DNA中找到了汉藏同源的证据。他发现汉人和藏人在M122以及在其分支M134上都有相同的突变。而且宿兵通过对Y染色体主成分进行分析，发现藏族的突变频率与汉人最接近，这意味着在藏缅语系的诸多民族中，藏族和汉族最接近。他们分化的年代约在5000年前，这与俞敏先生的论证可谓殊途同归。

  我们是俞敏先生手把手领进语言学研究之门的。读研的时候先生告诉我们，学汉语音韵学眼光不能限制在帮滂並明东冬钟江这些传统文献上，也不能局限在音韵学上，必须有语言学的大视野，有汉藏语系和世界语言的大视野，有语言史的大视野。他请了精通拉丁语的马香雪先生教我们拉丁文，请了藏语专家张建木先生教我们藏文，并亲自教我们梵文，还领着我们通读《广韵》《史记》《诗经》《马氏文通》，亲自批改我们读这些文献的作业。当然，督促的同时也常常鼓励我们。有一次他告诉我们，某位外国汉藏语专家跟他谈起诸葛亮还是位音乐家，他的根据是諸葛亮“好为梁甫吟，每自比于管乐。”当然俞先生不是在调侃那位，而是向我们指出中国是汉藏语的故乡，古汉语是现代汉语的根，作为中国人，我们占有天时地利人和的优势，比起研究汉学的外国人占有更多的有利条件。这不仅是循循善诱，而且隐隐有一种使命感含在其中。

  应该承认，语言学界走在俞先生道路上的学者始终不多，那是因为这种方法对研究者的学术素质要求太高。我们作为俞先生的学生，当年也产生过很大的畏难情绪，不知道这辈子能不能达到先生那样深广的学识境界。而我们的学生则更觉难以为继——不要说再学习一两门语言，甚至连作为“国学”基础的《十三经注疏》都没有时间通读一遍，以这样的水平来谈汉藏比较，将来的路恐怕会长得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作者简介：施向东，1979—1982年俞敏先生的硕士生，南开大学汉语言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聂鸿音， 1979—1982年俞敏先生的硕士生，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研究员，博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