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韵学梵汉对音学科的形成和发展

  俞敏老师博古通今、学贯中西，对古代汉语、现代汉语的诸多问题做了创造性研究，怹的很多成果在相关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怹在梵汉对音研究上做的工作，对这个学科的形成和发展有不可磨灭的贡献。

  /壹/

  近年来，我国学术界大力提倡国学，假定你想认真学国学或者研究国学，就不能不读经史子集。读古书，照着章太炎先生的说法儿，通小学是一件紧要的事。

  传统的“小学”包含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读古书为什么要具备音韵学知识？古人写文章用字常出现写“错别字”的现象，没用本字，用了音同或者音近的另一个字，要是不懂音韵学知识，遇见了这些通假字就难弄明白。比方说，《诗•商颂•玄鸟》“方命其后，奄有九有”，汉朝的《毛传》说九有的“有”是州的意思，“有”怎么能讲成州呢？到了宋朝朱熹依然是囫囵吞枣地说：“九有，九州也。”一直到清朝古音学昌明了，才真正能讲明白。马瑞辰《毛诗传笺通释》说：“九有即九域之假借，《韩诗》作‘九域’……域、有一声之转，故通用。”由音韵学上说，“有”字音云九切，中古声母是云母，韵母属于有韵，先秦属于之部。“域”字音雨逼切，中古声母也是云母，韵母属于职韵，先秦属于职部。照着王力先生构拟的上古音体系，《诗经》时代“有”字音 ，“域”字念 ，“域”“有”字音极相近，“域”比“有”多了个入声韵尾k。《韩诗》的“九域”是正字，《毛诗》的“九有”之“有”是假借字。域包含地域、邦国的意思，所以《毛传》把“九有”讲成九州。

  到了清朝，音韵学的研究攀上了一个高峰，尤其是古韵分部成就巨大，王国维说“谓之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也”。

  清朝学者利用韵文押韵、谐声偏旁等可以给古韵部做分类，单用这些材料想推定各个古韵部的读音就不方便了。比方说，段玉裁《六书音韵表》根据先秦韵文的押韵分古韵十七部，支、脂、之分立成三个韵部。他很自豪，说：“千百余年莫之或省者，一旦理解，按诸三百篇画然，岂非稽古大快事欤？”他的老师戴震高度赞赏他，说：“至支、脂、之有别，此足下卓识，可以千古矣。”可是段玉裁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他晚年写信给江有诰，说：“能确知所以支、脂、之分为三之本源乎？何以陈隋以前支韵必独用，千万中不一误乎？足下沈潜好学，当必能窥其机倪。仆老耄，倘得闻而死，岂非大幸也？”遗憾的是他始终没得到答案。段玉裁的提问，关键在他没有办法解读支、脂、之三个韵部的音值。明清时期也有学者尝试推测古韵音值，可是依靠老材料、老办法推论的读音有时候不可靠。比如，《诗经》里头，《著》“著素华”相押，《出车》“华途居书”押韵；《木瓜》“瓜琚”为韵，《信南山》“庐瓜菹祖祜”押韵；《鸱鸮》“据荼租瘏家”相谐，《采薇》“家故居故”谐韵。既然押韵，押韵字的韵就该是一致的，换句话说，字音的主要元音以及韵尾（如果有韵尾）应该相同，那么，上头押韵的这批字的古音，主要元音该是a还是u呢？顾炎武说华“古音敷”、瓜“古音孤”、家“古音姑”，照着他说的，这一批押韵字的主要元音先秦时期都是u，其实，这个推断不可靠。《诗经•生民》说：“诞置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后稷呱矣。”周始祖后稷出生以后，被扔到冰上，大鸟展开翅膀盖上他温暖他。大鸟飞走离开了，后稷呱呱地哭。呱是拟声词，照着顾炎武的学说，咱们上古的婴儿不是guagua地哭，而是gugu地像鸽子叫。可信吗？

  推测古音音值，老材料老办法遇上了瓶颈。

  /贰/

  欧洲在十八九世纪兴起了历史比较语言学，学者们用多种语言或者方言之间系统的语音对应关系，推测原始母语的语音形式，取得了若干研究成果。瑞典汉学家高本汉（Bernhard Karlgren）由1914年到1925年用历史比较法研究汉语中古音，完成了《中国音韵学研究》，他根据《切韵》音系框架和汉语33个方言的语音材料，推测了《切韵》音系声母和韵母的音值。上个世纪20年代林语堂就开始翻译、介绍高本汉讨论《切韵》音的文章。

  在历史比较语言学的影响之下，中国的汉语音韵学研究者们开始了探索古音音值之旅。梵汉对音研究应运而生。

  什么是梵汉对音？佛教传进中国，打后汉三国起就有人翻译佛经，许多朝代都有数量不等的译经。汉语翻译的佛经里头，梵语的很多名词和咒语往往采取音译，比方说，buddha对译佛陀（简称佛），arhan对译阿罗汉（简称罗汉），树名 对译娑罗，意思为觉悟的bodhi对译菩提，咒语namoindrāya对译曩莫印捺啰野。用汉语音对译梵语音叫梵汉对音。利用梵汉对音材料，通过梵文相传的读音研究汉语古音，也叫梵汉对音，它是汉语音韵学的一个分支学科。

  在中国，倡导研究梵汉对音的是钢和泰、胡适。钢和泰是北京大学外籍教授，他写了《音译梵书和中国古音》，胡适翻译的，发表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年第1期。钢和泰说，研究各个时代汉字的读音有三种重要的材料，其中一种是外国字用中国字的译音。他强调印度梵文佛经的汉字译音的重要性，特别强调梵语咒语汉字对音的可靠性。他说：“释迦牟尼以前，印度早已把念咒看得很重要。古代的传说以为这种圣咒若不正确的念诵，念咒的人不但不能受福，还要得祸……这个古代的迷信，后来也影响到佛教徒，所以我们读这些汉文音译的咒语，可以相信当日译音选字必定是很慎重的。”他用宋朝初年法天和尚的一部分梵汉对音资料，跟高本汉用历史比较法拟测的《切韵》音、现代宁波音、北京音对照，证明梵咒译音的参考价值。

  在中国，第一个取得梵汉对音研究实际成绩的学者是汪荣宝。他写的《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发表在北京大学《国学季刊》1923年第2期。他的结论是：“唐宋以上，凡歌戈韵之字皆读a音，不读o音；魏晋以上，凡鱼虞模之字亦皆读a音，不读u音或ü音也。”证明唐宋以上《切韵》歌戈韵字主要元音都读a，一共拿出六十六个梵汉对音例证，涉及歌戈韵的译音字二十一个，有阿迦伽柯多埵陀驮那波簸婆媻魔摩磨罗逻娑莎诃。例如，agada对译阿伽陀，anutara对阿耨多罗，pāramita对波罗蜜多，gandhāra对健驮罗，bodhisattva对菩提萨埵，brahman对婆罗门，raksasa对罗刹，stūpa对窣堵波，其中阿对a，伽对ga，陀对da，多对ta，罗对ra，波对pa，驮对dhā，埵对tva，歌戈韵字主元音都对a或ā。证明魏晋以上《切韵》鱼虞模韵字主要元音也读a音，不念u或者ü音，他从正反两方面论证。从正面论证，梵词的a，早先魏晋以上多用鱼虞模韵字对音，后来南朝改用歌戈韵字对音。例如buddha早先对浮图，图对dha，后来改对佛陀，陀对dha；candala早先对旃荼罗，荼对da，后来改对旃陀罗，陀对da；upāsaka>ubāsaka早先对伊蒲塞，蒲对bā，后来改对优婆塞，婆对bā；pindola早先对宾头卢，卢对la，后来改对宾度罗，罗对la。他又从反面论证，梵词的u，早先汉魏六朝是用尤侯韵字对音，后来唐朝才改用鱼虞模韵字对音。例如，kuru早先对鸠楼，鸠对ku，楼对ru，后来改对拘卢，拘对ku，卢对ru；stupa早先对数斗波，斗对tu，后来改对窣堵波，堵对tu；sindu早先对辛头，头对du，后来改对信度，度对du； 早先对首陀罗，首对 ，后来改对戍陀罗，戍对 。这也证明早先鱼虞模韵元音不是u。

  汪荣宝的论文一出来马上引起音韵学界的一场大辩论。对他的考证，赞成或有修订的有钱玄同、林语堂、李思纯、唐钺，反对者有章太炎、徐震。

  太炎先生的驳难可以代表反对派的意见。他的《与汪旭初论阿字长短书》主要谈了两点意见。

  第一点，他跟现代印度学者学的梵语“有阿字长音，无阿字短音”。汪荣宝的《论阿字长短音答太炎》回答他，六朝、唐朝译经师给印度悉昙字母的译音证明，古代译经师读的梵语a、i、u都有长短音的对立。比如

  太炎先生第二点意见说，古音“歌戈必为阿字短音……歌戈部字音稍敛则近于支，今京师呼哥可何河等字……再敛则遂入支，唐韵支部所采皮施奇仪匜离吹为等字是也……若本阿字长音，虽曼音转移，无由有此转变”。他的意思是，上古音歌戈部元音要是念a，古歌部的皮施奇仪这一批字就不可能到唐朝把元音变成i。林语堂的《再论歌戈鱼虞模古读》解答了这个质疑，他说皮施这批字是三等韵，有i介音，上古韵母是ia，可以逐步演变成ie，再变成i。

  赞成汪荣宝的学者有的也提出了修正意见。汪荣宝说歌戈鱼虞模的主元音上古都是a，解释不了为什么后来歌戈部跟鱼模部分化为不同的读音。钱玄同在《歌戈鱼虞模古读考附记》提出来，西周春秋时期歌戈字读a，鱼虞模字读o。林语堂在《读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书后》提出来，古音歌部读a，周秦汉魏时期鱼部常跟尤幽萧宵部相转变，鱼部应当假定为开o ，有时候受前音的影响或者因为方音不同变成合o[o]。

  汪荣宝的梵汉对音研究和这场大辩论显示了新材料、新方法在古音研究上的长处，为汉语音韵学研究开拓了一条新路。汪、钱、林三位先生的研究成果推翻了清朝流行的“家，古音姑”的学说，对现代学者的研究产生了很大影响。比如王力《汉语史稿》上册拟测上古音，歌部主元音是[a]，鱼部主元音是[ɑ]，郭锡良《汉字古音手册》继承了王先生的拟音。王力《汉语语音史》拟测汉朝音，歌部主元音是[ɑ]，鱼部主元音是 。

  /叁/

  第一个用梵汉对音研究汉语古代声母的是罗常培，1931年罗先生发表了《知彻澄娘音值考》。中古音声母端组包括端、透、定、泥，知组包括知、彻、澄、娘，共有八个声母。端组叫舌头音，知组叫舌上音。清朝钱大昕提出古无舌上音，说上古音端、知两组合而未分，这个学说大家接受了，一般是把端知两个声母拟成[t]、透彻拟成 、定澄拟成 [d]、泥娘拟成[n]。高本汉《中国音韵学研究》主张，公元六世纪《切韵》音端、知两组已经分化，音值是端[t]、透 、定[d]、泥[n]和知 、彻 、澄 。敦煌《守温韵学残卷》说“端透定泥是舌头音，知彻澄日是舌上音”，明确记载端、知两组分家。罗先生想考察晚唐知、彻、澄的音值，从梵汉对音、藏译梵音、现代方音、韵图排列几个方面求证，其中梵汉对音的份量最重。梵汉对音材料有两类，一类是梵文字母ta、tha、da、dha、na的译音，另一类是含有t-、th-、d-、dh-、n-音的梵语名词的译音，一共有一百五十五个例证。比如唐朝智广的《悉昙字记》t4a对吒，t4ha对侘，荼对d4a，荼重音对d4ha，拏对n4a。罗先生说，知、彻、澄应该读作t4 、t4h 、d4 或者d4h 。李方桂赞成罗常培给中古知、彻、澄的拟音，1980年他在《上古音研究》里指出，高本汉给中古知组的拟音跟高本汉自己的一个学说有矛盾。高本汉说，知组、照二组都是从上古舌尖前音，受二等韵母的影响变来的。李先生问，同样是舌尖音，二等韵母前的，为什么上古知[t]组到中古变成舌面前音 组，而上古照[ts]组到中古变成舌尖后音 组，这不是自相矛盾吗？因此他赞成罗先生的拟音。

  陆志韦1940年的《汉语全浊声母是什么时候才送气的》、1947年的《古音说略》讨论《切韵》全浊声母送不送气，都用梵汉对音材料作为重要证据，证明《切韵》全浊声母不送气，比如定字声母当时念[d]，不是高本汉拟测的 。

  李荣1956年的《切韵音系》用两晋南北朝至隋的梵文字母的汉字译音再次论证《切韵》全浊声母是不送气浊塞音。

  国内第一个用梵汉对音研究一个历史时期汉语古音声、韵、调系统的学者是俞敏老师。1979年俞先生在北京师范大学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发表了《后汉三国梵汉对音谱》。这部力作再一次显示了新材料、新方法的优点。比方说，王力的《汉语语音史》把汉语音系分成先秦、汉、魏晋南北朝、隋至中唐、晚唐五代、宋、元、明清、现代共九个阶段，各个阶段的声母、韵部基本都有拟音，唯独汉代缺少声母拟音。为什么？他说：“关于汉代的声母，我们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考证，这里缺而不论。”单纯依靠传统的材料、方法陷入了困境。俞先生用梵汉对音证明了，后汉三国时期声母没有复辅音；古无轻唇音；古无舌上音；娘日归泥；匣母一分为二，一部分混同群纽念g，一部分混同喻三对v；喻四跟定纽不同，念[j]等。填补了汉语语音史研究上的一段空白。在梵汉对音研究史上，这是一部里程碑式的作品。1988年《中国大百科全书》语言文字卷收有“梵汉对音”词条，它标志着一个新学科的形成。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前，国内学者用梵汉对音做研究的很少，原因在于它需要研究者具备汉语和梵语两方面儿的相关知识。为了薪火相传，叔迟师从1979年开始，直到1995年，先后招收三批研究生，亲自传授音韵学和梵语，指导刘广和研究唐朝不空的译经、施向东研究唐朝玄奘的译经、聂鸿音研究唐朝慧琳的译经、储泰松研究宋朝施护的译经、张福平研究宋朝天息灾的译经等等，怹培养了一支学术队伍。后来这些俞门弟子成长为活跃在这个学科的生力军，让梵汉对音研究出现了空前的发展。（作者简介：刘广和，1979-1982年俞敏先生的硕士生，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教授； 储泰松，1988—1991年俞敏先生的硕士生，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院长，教授；张福平，1988—1991年俞敏先生的硕士生，山西省语言文字测试中心主任，高级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