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十年“文革”期间，正常的学术研究陷入停滞。《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开启先导，“批林批孔”、“评法批儒”达其顶点，影射史学的蔓延，对中国学术而言是一次严重的践踏戕害。在那动荡混乱的年代里，如同其本人受到严重冲击一样，郭沫若的学术也不可避免地遭际了跌宕的命运。
【壹】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学术史中，郭沫若的“经典”学术地位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确立的。当时郭沫若“文化旗手”革命地位的建构和来自最高领导层对其学术研究的直接评价，深刻地影响着有关郭沫若的学术史叙述。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毛泽东曾在《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一文涉及了中国古代社会的分期问题，他说：“中国自从脱离奴隶制度进到封建制度以后，其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就长期地陷在发展迟缓的状态中。这个封建制度，自周秦以来一直延续了三千年左右”，“如果说，秦以前的一个时代是诸侯割据称雄的封建国家，那末，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后，就建立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对于毛泽东的“周秦”二字，郭沫若1972年在《中国古代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有自己的理解，将毛泽东的古史分期观点与自己50年代初期最终确立的“战国封建论”牵强地等同在一起：“这儿的‘周秦’一个词，就是指周秦之际，犹如我们把战国时代争鸣的百家称为‘周秦诸子’一样。‘周秦’二字不能分开来讲。‘自周秦以来，中国是一个封建社会’，换一句话说，便是：中国古代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是在春秋与战国之交。”
现在看来，确实正如有学者指出的那样，郭沫若“刻意牵合，解经式地一味要从领袖人物的片言只字中寻绎出什么微言大义来，不是做学问的正路，也是对领袖人物的不尊重”。当然，如果回看1949年以后中国史学发展情形，不得不承认，毛泽东有关中国历史的种种看法，是几十年里史学界必须面对的最重要的存在。
至迟在1973年，毛泽东的中国古史分期观点有所变化，如果与当时古史分期诸论对号入座的话，应该是从“西周封建论”转向了“战国封建论”，认为中国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的交替开始于春秋战国之际，明确表示对郭沫若古史分期观点的支持——“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郭老对历史分期的看法是对的”。
当然，毛泽东古史分期观点的变化以及对“战国封建论”的支持，对于古史分期体系早已定型确立的晚年郭沫若来说，已无甚紧要了。而且，从总体上看，郭沫若仍是从学术层面来对待古史分期讨论以及自己的“战国封建论”。他一直强调：分期问题的解决还是要依靠像“战国以前的铁器”这样“更多的铁证”的获得，然后和“朋友们共同努力，脚踏实地地再作深入的探讨”，最终通过学术的手段，而不是学术之外的力量来解决。正如他所说：“在学术上展开自由争论，要使不同的意见充分发挥，决不能轻易地下结论。”
【贰】
先秦史研究领域是“四人帮”大搞影射史学的重灾区，包括“批孔丘”、“批周公”、“评法批儒”、鼓吹“复辟与反复辟斗争”、“批宰相”、“批代理宰相”等。他们文章的核心内容就是：在我国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转化过程中，以及在封建制确立以后的“过渡”阶段，都曾长期存在过激烈的“复辟与反复辟斗争”；从春秋战国时期开始，贯穿于两千多年中国古代社会的发展主线是儒法斗争，儒家代表旧的奴隶主贵族阶级，法家则代表新兴的地主阶级，儒法之间的斗争是推动中国社会变革的根本动力。“四人帮”影射史学在论述中国历史，尤其是春秋战国时期的儒法斗争时，基本都建立在认定春秋战国是中国社会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大变革时期的基础之上。也就是说，他们附会、利用了郭沫若“战国封建论”。这一方面源自毛泽东对“战国封建论”的支持。而把毛泽东在文史方面的言论作为他们影射史学的尚方宝剑，为自己张目，是其一贯做法。另一方面，客观上，“战国封建论”所叙述的春秋战国时期大变革的社会状况和阶级斗争情形，为其炮制儒法斗争理论，大搞“批孔”“评法批儒”，提供了一个较为便利的现成平台。
可以想见，在“四人帮”将“战国封建论”确认为毛泽东支持的“定论”的情况下，人们自然会推定认为，如果对郭沫若的分期说提出不同意见，不仅是“对郭沫若同志或某人意见的不尊重”，更是“反对毛泽东思想”。这就从根本上剥夺了其他分期学派跟“战国封建论”进行平等讨论的权利和可能，郭沫若的“战国封建论”也自然变成一说独大，定为一尊，成为旁人不敢触及的“禁区”。这让郭沫若及其“战国封建论”在当时及以后一段时期的中国社会和学术界里留下了很不好的印象，尽管郭沫若本人及“战国封建论”本身在这其中并没有什么错失。所以，当“四人帮”及其影射史学寿终正寝的时候，人为设定的“禁区”自然就被打破，压抑许久的人们重获学术自由之时，被“四人帮”设定为“禁区”的古史分期讨论再度热烈起来。其中，此前一说独大的“战国封建论”自然又会成为各方讨论的焦点之一。在此基础上，学者们更对过去长期聚讼未决的古史分期讨论进行深刻总结，进而在反思“五种生产方式说”基础上对中国古代社会发展形态及其演进过程进行再探讨。
【叁】
在郭沫若史学中，与“文革”及“评法批儒”运动发生关系最为紧密的可能就要数《十批判书》了。而这又在很大程度上与毛泽东新中国成立以后，尤其到了“文革”时期在看待孔子、儒家、秦始皇、法家时的态度倾向密切相关。郭沫若在《十批判书》中所取的扬儒抑法的评价态度，如崇尚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批评李斯的法术思想和秦始皇的暴政等，与毛泽东的孔子观以及整个“评法批儒”运动几乎都是相对的。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毛泽东已经逐渐倾向尊法反儒、扬秦贬孔。到了1968年10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在31日举行的闭幕会上，毛泽东再一次讲了话，并乘兴谈到了孔子评价问题，他说：“拥护孔夫子的，我们在座的有郭老，范老基本上也是有点崇孔啰，因为你那个书上有孔夫子的像哪。冯友兰就是拥孔夫子的啰。我这个人比较有点偏向，就不那么高兴孔夫子；看了说孔夫子是代表奴隶主、旧贵族，我偏向这一方面，而不赞成孔夫子是代表那个时候新兴地主阶级。因此，我跟郭老在这一点上不那么对。你那个《十批判书》崇儒反法，在这一点上我也不那么赞成。”
林彪出逃事件发生后，孔子、儒家思想的命运出乎意料地与林彪连在了一起，发起了“批林批孔”运动。这场运动肇始于1974年春，但在这之前，“批判”的风向其实已经刮了起来。其中，因为郭沫若的《十批判书》一书中对孔子的肯定、对法家和秦始皇的否定等观点，在当时显得十分不合时宜，因此被当成了尊孔反法的代表著作，并一再受到毛泽东在不同场合的批评。
1973年7月4日，毛泽东在与王洪文、张春桥谈话时说：“我正式劝同志们读一点书，免得受知识分子的骗，什么郭老、范老、任继愈、杨柳桥之类的争论。郭老现在又说孔子是奴隶主的圣人。郭老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还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啊！”
同月17日，毛泽东在接见诺贝尔奖获得者杨振宁时又说了类似的话：“有人骂我，说我是秦始皇。秦始皇焚书坑儒，坑的是一派，只有四百六十多人，他崇尚法家。郭老对历史分期的看法是对的，但是他的《十批判书》有错误，是崇儒反法。法家是前进的嘛！我们的社会要发展，要前进……秦始皇是统一中国的第一人。坑儒也不过四百六十人。”
明显可以看出，毛泽东之前虽然对郭沫若《十批判书》中肯定孔子的态度“不那么赞成”，毕竟还没有将孔子及儒家评价问题同政治问题直接连在一起。但是，到了这个时候，毛泽东不仅对郭沫若尊孔反法的批评口吻严厉了许多，而且将郭沫若与同样尊孔反法的国民党、林彪放在一起，这显然让郭沫若陷入更为被动的境地。8月5日，毛泽东又说，历代政治家有成就和建树的，都是法家，都主张法治；儒家满口仁义道德，实则一肚子男盗女娼。法家厚今薄古，儒家厚古薄今。并念了一首《读〈封建论〉呈郭老》的七律：“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魂犹在，孔学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1974年1月18日，毛泽东亲自批发了1974年中共中央第1号文件——《林彪与孔孟之道》，标志着“批林批孔”运动在全国开展起来。1月25日，江青组织召开驻京部队与中央直属机关和国家机关“批林批孔”动员大会。周恩来出席并主持了这天下午的大会。郭沫若也被指定前来参加大会。江青点名批评了郭沫若。她在大会上称，1973年5月自己在毛泽东的住处，看到桌上放着郭沫若《十批判书》的大字本。毛泽东给了她一本，并说：“我的目的是为批判用的。”并顺口念了一首诗：“郭老从柳退，不及柳宗元。名曰共产党，崇拜孔二先。”接着，江青又在大会上“传达”了毛泽东的七律《读〈封建论〉呈郭老》，并逐句进行了个人的解释和发挥，称这首诗外面已经传得很广了，要大家在大会上进行议论。
可以想象，“评法批儒”中，在全国上下一致“批孔”、“痛骂孔老二”时形成强大的政治情势和思想舆论的压力下，因其广为人知的对孔子和儒家的“袒护”观点，郭沫若在当时一定显得非常孤立与格格不入。他本人也承受着巨大的思想压力和舆论压力。在这种情况下，郭沫若曾写了一首名为《春雷》的七律呈给毛泽东，以表自责：“春雷动地布昭苏，沧海群龙竞吐珠。肯定秦皇功百代，判宣孔二有余辜。十批大错明如火，柳论高瞻灿若朱。愿与工农齐步伐，涤除污浊绘新图。”郭沫若既说“十批”，又提“柳论”，可以看出是对毛泽东《读〈封建论〉呈郭老》的直接回应。这种回应是对毛泽东的一次政治和思想表态。回应的真实动机耐人寻味，不同的人可以有不同的解释：或是在紧迫的政治压力下出于本然的自我保护之举，抑或是源于郭沫若晚年对毛泽东决策的始终信仰和对其个人的崇拜情结，而发自真心的“自我批判”，甚或是通过诗人夸张的“明如火”“灿若朱”这样强烈对比下的自我否定，来隐约排解或表达内心深处的愤懑情绪？当然，由于材料所限，这些现在都无法从实考证。
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不能因为此诗就如有人所称的那样，郭沫若“彻底推翻了自己多年来所坚持的学术观点，无条件地向政治权威低了头”。这有几事可为一证。第一，就在“批林批孔”动员会后不久，红极一时的张春桥来到郭沫若家，“他张牙舞爪地指责，批评郭老抗战时骂了秦始皇。郭老针锋相对地说：我当时骂秦始皇，是针对国民党蒋介石的。把张春桥顶了回去”。第二，很快在2月10日上午，江青等人又来到郭沫若家中，软硬兼施，再次逼迫郭沫若写检查，污蔑郭沫若抗战时期写作的《屈原》和《十批判书》等是王明路线的产物（因为周恩来曾与王明在长江局共事过，江青等人的用心便可知），威逼郭沫若写检查，写“批宰相”的文章。江青等人虽纠缠了两三个小时，但终因郭沫若一直沉默以对，只好作罢。第三，除了在现实政治中面对嚣张跋扈的得势一方时选择漠然以对外，郭沫若仍大致做到了一个学者对学术的坚守。除了“判宣孔二有余辜”这样的口头诗词应和之外，郭沫若在“批林批孔”“评法批儒”中没有发表一篇正式的“批孔”文章。在1976年10月，人民出版社在1954年“改排版”的基础上重印了《十批判书》，据称，“作者作了若干文字订正”。但是，这些“文字订正”并不多，更无从改变作者之前对孔子、对先秦诸子、对秦始皇吕不韦等基本的“批判”意见。例如，对于孔子，他依然称，“孔子的基本立场既是顺应着当时的社会变革的潮流的”，“大体上他是站在代表人民利益的方面的，他很想积极地用文化的力量来增进人民的幸福”。孔子的“仁道”“是牺牲自己以为大众服务的精神，这应该是所谓至善”，“很显然的是顺应着奴隶解放的潮流的。这也就是人的发现”；孔子强调的礼制，则有两层意思，“一层在礼的形式下吹进了一番新的精神，二层是把‘礼不下庶人’的东西下到庶人来了，至少在精神方面”，所以，孔子的仁道与礼制的关系就是“把仁道的新精神灌注在旧形式里面去了”。
所以，此时郭沫若“彻底推翻了自己多年来所坚持的学术观点，无条件地向政治权威低了头”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恰恰相反，晚年的郭沫若虽然仍保有着各种政治头衔，但身处激流的政治漩涡之中，反而使他更加倾向用学者的身份来定位自己，在对学术的坚守中寄予着复杂的内心感受。
（作者单位：乐山师范学院四川郭沫若研究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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