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

    我的“白马湖派”散文研究已有三十年了。我在地方上搞文史工作，现代文学研究只是我的业余爱好。它开始于史料的搜寻、发掘（包括散佚之文和优美作品之发现与评审），走的是由史料、事实而上升到理性认识，不发空洞的傥荡之高论一路，以求精微的发现，独得的阐释。具体来说，是从研究朱自清在浙地的史迹切入的，1985年写成的《朱自清先生在宁波》（刊于《宁波师范学院学报》，1985年第4期）就依稀感觉到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的存在了。1986年继写《夏丏尊先生与春晖中学》便作了如是的论述：夏先生把新居定名为“平屋”，寓有“平民、平凡、平淡”之意。他以平屋主人自侃，把在平屋写成的文章结集定名为《平屋杂文》。丏师“行文纾缓，毫无火气”，读来给人以朴素、平实之感。他的著述宛似平屋，既无华美装饰，又没大厦气派，不过平平而言。这种清淡平实的散文风格简直可谓之“白马湖派”。

    短短一段话，是我将风格相类、追求相当乃至地缘与文缘较为相近的白马湖散文家加以综合考察时，所获得的一种作家群的观照。1989年发表在《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2期上的《朱自清在宁波事迹考——兼及上虞白马湖》，即是一篇把朱自清在宁波省立四中与上虞春晖中学综合起来探勘的一篇文章。该文涉及《我们》这一撰稿人的共同风格，那时我说：

    （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为活跃文学创作计，办了同人刊物《我们》，由朱自清、俞平伯主编、叶圣陶、刘延陵、丰子恺参与其事。刊物的第一辑《我们的七月》，在一九二四年七月，由宁波编定，上海亚东书局出版。内载朱自清散文五篇、诗二首、信三通。《我们》形式如书，三十二开本，厚达二百余页，实际上是一本文艺丛刊。刊物出刊后，朱自清于同年八月四日在宁波收到亚东寄来三册，他欣喜地说：“甚美，阅之不忍释手！”十五日，作如斯记：“我说，并不随便，但或因小品太多，故你觉如此。因思‘小品文之价值’，应该说明。我们诚哉不伟大，但自附于优美的花草，亦无妨的。我觉创造社作品之轻松，实是吸引人之一因：最大因由却在情感的浓厚。后者是不可强为，不是可及的。前者则自成一体，可否独占优胜，尚难说定也。”在这里隐约折射出朱自清的散文观——他为求小品散文纯正朴实的民族风格，即便认为感情冲动乃是小品文写作的缘由，也要写得真率和出自情致。他所企及的自成一格说和他早期散文创作实践，倘以社团、刊物、风格及时代、地域诸因素考察，他和夏丏尊、丰子恺、俞平伯、叶圣陶、刘延陵等，简直可构成小品文的“白马湖派”。

    这里又一次提出了现代散文“白马湖派”说。这是我审察《我们》散文创作和“我们社”文学活动后给以的一个直观印象（这是一种印象的直观感觉。然直感与直观经验的批评有时倒能引出精准的论述，至少我有这样的体验）。“我们社”的活动地域和《我们》的编务地，即在宁波省立四中与白马湖畔的春晖中学。这点为许多学者所忽略，而我恰恰关注了它。许多立论由此找到了根据。我觉得在新文学散文创作还是荆棘丛生的野径时，为数不多的拓荒者中，周作人是其中重要一位。与他有关的便是朱自清、叶圣陶、丰子恺、俞平伯等作家了。钟敬文的《浅谈小品文》表达了这一意思。阿英的《现代十六家小品》的作家排序中也折射了这个看法：周作人小品为第一卷，接下去为俞平伯小品，朱自清小品等。赵景深的《现代小品文选》序言更是说得相当直白：周作人的清淡，永远是那样淡如水。除周氏外，最努力的要算是朱自清和俞平伯了。赵景深特别指出：他俩的“我们社”以及《我们》两本年刊，初期的散文创作都可以在这里找到。我们讲到小品文，断然不能忘记《我们的七月》和《我们的六月》。叶圣陶和丰子恺也都与“我们社”有密切的关系。这些让我从朦胧的印象中得到历史文献的佐证。“我们社”作为文学研究会宁波分会的核心组织，它的同人刊物《我们》所发的散文，特别是朱自清在该刊物上发表的散文，我以为，在追觅精神生活中的理想人格，在执著地表现着人格品藻，并以此通过创造意境，抒写自我方面，不啻生成漂亮与缜密的文风，而且蕴含着清淡的美学特征。朱的这种新颖而出的风格特征，实际上代表着“我们社”同人所共持的思想倾向、文化选择、创作立场与艺术风貌。以《我们》为标识的这群同人，或者说作家群，从宽泛的眼光审视即是白马湖派作家。他们的散文内涵着一种纯正朴实的新鲜作风，达到了一个极高的美学境界。这是白马湖自然环境和生活的淡泊，以及各人恬淡的人格所促成的。这当中，彼此的情致所至，大为要紧，诚如朱自清所说，“好风景固然可以打动人，但若得几个情投意合的人，相与徜徉其间，那才真正有味，这时候风景觉得更好！”情致所致，每每导致于同人刊的创办。同人刊物，往往又成为一些文字流派的摇篮。从“我们社”的同人刊《我们》，以及《春晖》半月刊所发的散文看，其间在散文创作上，似已形成了一个崭新的文学流派。这包括对《春晖》半月刊的散文考察，也包括对白马湖散文家这个群体离开白马湖后，仍为白马湖情结所驱使而写的一些白马湖人文事的散文的考察。诸如朱自清的《春晖的一月》《白马湖》；俞平伯的《诗的方便》《忆宁波白马湖旧游——朱佩弦兄遗念》；夏丏尊的《春晖的使命》《白马湖之冬》《长闲》《猫》；丰子恺的《山水间的生活》；朱光潜的《无言之美》等。这些篇什皆属清淡之体，内涵着一种清淡的共同性的神韵风骨，一种清淡美的基本形态，显示出大体一致的美学趋向，一种共同的美学追求。有的篇章看似浓郁，骨子里还是清淡。如朱自清、俞平伯两人所写的同题美文——《桨声灯影里的秦准河》着墨较多的景色渲染，诗情画意，表现了外形的绚丽，但是内涵仍蕴含着素朴：秦准河夜色朦胧而又清淡的诗的意境，作者感情的淡淡的真挚之美。——这是我此时思索所得的若干思绪。

    有了这般认识，我就用心思考，潜心研究，精心结撰而成了《现代散文“白马湖派”研究》，揭登于1991年《宁波大学学报》第1期上。这是一篇实际意义上的探求白马湖派形态之存在的文章，是就散文“白马湖派”研究展开具体论证的拓荒之作，建立起基本的论述结构。因为此前之文，仅止于提出构想，而并未有翔实的论证。有了它，便有了以后发表在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主办的《九州学刊》（1993年秋季卷）的《论现代散文“白马湖派”》，也有了上海文艺出版社（1994年5月）出版的《白马湖散文十三家》一书。现代文学研究专家朱金顺教授来函时说，1994 年，沪上友人曾为我购到《白马湖散文十三家》，读后感到您的立论有开创性，是有学术价值的。台湾学者石晓枫对此书颇多推崇，她在《白马湖的辉光 —— 丰子恺散文研究》中有中肯、客观的评说，认为能对白马湖风格作家做系统整理，并详加论述者，则首推朱惠民于 1994 年选编的《白马湖散文十三家》。并云 1995 年台湾报刊发表的有关白马湖诸文，大抵都是以朱书为主要参考资料的。图书评论家徐雁教授很早（1997 年）就对此书有过绍介和评论，说：白马湖是一时的“文人荟萃之地”，此话不虚。我面前这部18万字的《白马湖散文十三家》就是白马湖荟人萃文的明证（见《雁斋书灯录》，徐雁著，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1998 年 9 月版）。南京大学倪婷婷博士的《五四作家的文化心理》（南京大学出版社 2005 年 11 月版）在论述五四时期蜂拥出现的文学社团和流派中，其中不少明显地与地域胎记、风土感化与人文风致有关，作者以“白马湖作家群体”做了例证。浙江省江南文化研究中心首席专家王嘉良教授主编的《浙江文学史》（2008 年 12 月版）与《浙江 20 世纪文学史》（2009年 9 月修订版），乃至《辉煌“浙军”的历史聚会 —— 浙江新文学作家群体透视》（2009 年 12 月版）的专著，皆提及《白马湖散文十三家》的选编后记。王教授以“本土作家群：白马湖群体”与“白马湖作家群”的专章作了这一社团流派的论析与确认。

    我的《白马湖文派短长书》，是2012年10月参加“白马湖文学论坛”全国学术交流研讨会后，趁着余兴写出的。包括新作与旧论，新作多为急就章，但由于此前厚积而今薄发，倒也不乏可读之作。比如，论述周作人与白马湖散文的关系，涉及周关注乃至指导白马湖派散文家的创作，并以周氏与俞平伯通信为例证，实是我的一大发掘。我运用《新文学史料》（1995年第1期)上孙玉蓉《试论俞平伯藏〈苦雨斋〉书札》有关信函，结合我掌握的《我们》背景，考述出周作人之希望抒写“白马湖水色”的意念，以及“我们”诸人受着周关心与照拂的细节，进而揭示了白马湖派与语丝派的联系：两者南北呼应，携手并进，引领着早期现代散文的发展与繁荣。又如，指出白马湖散文内涵具有不同程度的禅意。散文家的中华文化接受中，有一个颇具特色的标记：与佛教的结缘。这些识见早在1991年就发表过，对后论者发生一定影响。这些自认为是有些见地的。它得益于资料的挖掘与运用。我的白马湖散文专论，总共写了四篇，一是1991试作，二是1993年所写，三是1994年所作，四为2006年所撰。后者较前者均有新的阐发，虽有重复之处，可见只要坚持不懈地努力求索，尖新的创见终会铸就。

    学界对于现代散文“白马湖派”，并非都表认同，持有歧见也是有的。比如有人认为白马湖散文无“清淡”可言。如说夏丏尊“以‘清淡’概括他的散文，以‘恬淡’标识他的品格，是以偏概全的肤浅看法”。又说，“多数作家都写过篇把可称清淡的散文，我们当然不能据此断定这就是他们的风格特征”云云。窃以为，白马湖派散文家皆洋溢着一种淡远、宁静，但又不乏洞彻的文化品性，这是一种刚柔相济的文化品格和积极的人生参与态度，这便是白马湖文化精神。夏丏尊既有“清淡”文，又不乏格调激越之作，而且这些文字敢于直面黑暗的现实而给予有力的抨击，但不影响到他平淡致远的总体风格。事实上，中国现代散文存在着两个不可忽略的传统：一个是鲁迅式的激越，一个是周作人式的清淡。当年，“周氏兄弟”并称，被誉为“文坛的两大权威者”。在较长时期里不是对立的两极，而是可相融在一起互用的。白马湖派散文家为文便是如此 ——“亦剑亦箫”。时而激越，时而清淡，流贯于“剑”与“箫”之间。在他们眼里，两个传统是并行不悖的。他们的精神深处即流动着激越与清淡的意象，他们的文字在两种韵味里游动，在两种笔意里舒展。其刚柔相济的文化品格即在这里，“白马湖文学”精神即在这里。说得形象一点，便是既有水的热情，又有山的风骨和海的胸襟。自然，他们更多的是传承了周作人“清淡”的文风，即郁达夫说的“散记清淡”。走的也是一条从绚烂转向平淡的道路，而且其绚烂是最华丽的绚烂，其平淡也是最岑寂的平淡。虽则他们的“趣味”（一种审美情趣）有别于周作人，然像周作人一样考究散文的语言。这群作家语言散淡，即平稳、清顺、自然。无论叙事、议论、抒情、状物，皆以散谈之方式向你吐露内心感受，袒示真挚意绪，不事掩饰，不事雕琢。即使稍事雕饰，亦作“清雕琢”，让散淡美在一种极其和谐自然的文势底下娓娓流淌。这种“散淡”的共性，便造就了他们统一的风格与体性。

    说到《白马湖文派短长书》的下编，我试图用散文随笔来做白马湖派的研究。我一直以为，读严正的论文，往往能得到一派理性的印象，而运用学术化的随笔笔法，它的作用是细水长流，娓娓道来，资料、观点、例证，一切都须眉毕现。散文随笔式的研究文字，最适宜将自己的思想、性格、感情大胆地热情地泻入其中，使之具有强烈的个性。诚如吴泰昌所撰的《艺文轶话》，史料性很强，然他把自己的思想、性格、感情注入文中，把自己的见解化入文中，成为独特散文样式，即“史料性随笔”。写这类文章需要博学和识力，博学者，作者见闻要广，涉猎要博，而又要将自己博学广闻所得，以简约而缜密的行文出之。识力者，要有独到的见解，甚或思想的闪光。博学识力兼备的，吴泰昌算一位，陈子善也是出色的一位。还有吴福辉，他的《多棱镜下》便多收学术化的随笔。如果溯源，白马湖派散文家正是写这类文字的高手！吴（泰昌）、陈、吴（福辉）（以及前辈如黄裳、邓云乡、谷林、李君维）等人的散文皆有白马湖散文的影子。这种文学基因的传承与发展，赓续到当代的散文创作，包括别出心裁去寻找表现方式，去曲径通幽，石破天惊地去创造一种艺术胜境，将是非常有意义的事情。我自己心向往之，也曾尝试之，《悦读白马湖派散文家》即是此一文体的试作，自然也是对《白马湖散文十三家》的增订与导读。书中所选非皆各家代表作，而是取能体现“白马湖派”特色者，是流派的精选本。书的“文话”部分，力图客观、公允、精到，能统制在“白马湖文学”精神中，凸现其散文独有的审美性。表述则用读书随笔体（或曰书话体），融入鉴赏要素，使之荡漾着书卷气。这本书是写给大中专学生阅读的，同时也为他们的老师与研究者提供可资参考的文本。

    至此，经过我的努力，现代散文“白马湖派”已被学界所接受，我也出了四本关于白马湖的书，令我深感欣慰。多少年前我说过：“白马湖派”这是客观存在的文学流派现象，不容抹杀，迟早要被人们确认。时隔近三十年后，这个流派已被认可。当年，我要为它争个“席位”的愿望如今初步实现了。我所付出的汗水和心血，终究体现了价值。至若吴福辉老师在《白马湖文派短长书》序言中所谬夸的“一个其志不小的文化憧憬”，以及吴周文老师评论里的殷切期望，我知道，这都是给自己竖立了一座新的路标，我将遵嘱而继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