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白马湖”式的笔触研究“白马湖”文派，是朱惠民先生有意识地追求，也就成了他的特点，悦读朱先生“白马湖”化的大作，便能咂摸出“白马湖”的清幽。
按说，我对“白马湖”派散文家的朱自清、丰子恺、朱光潜等并不陌生，我在研读京派海派散文的时候，就曾近距离地关注过白马湖派的一些散文家，但充分认识他们的“白马湖”文派属性及其“白马湖”文派的历史地位与独特个性，却是从朱惠民先生的论著开始的。然而，从京派海派散文研究的视域回避不了这些作家，也说明着“白马湖文派”并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存在，而是有其特有的渊源与绵延。从大的属性上考量，“白马湖派”散文应属于中国现代性灵文学的范畴。性灵文学重个性与自我之心灵，是对举于“载道”文学或政商文学等功利文学的一个相对性的概念。“五四”时期的性灵文学整体上附属于启蒙，而产生于“五四”时期的“白马湖派”散文则已卓露出个性张扬的特色，加之白马湖风物文化空间影响暗示下的区域性特征，使得“白马湖派”散文成为一种特异的存在。
中国现代性灵文学大致以周作人为起点，随着文学中心的变迁或散落经历了如下形态：上世纪30年代，北京（北平）因失去政治中心地位而使话语言说环境相较宽松，性灵散文遇到了难得的生长机遇。性灵散文在上世纪30年代北京（北平）的发展分前后两期，前期多有所寄情，代表人物如俞平伯、废名、徐祖正、徐玉诺、梁遇春等。后期偏于内倾与审美，是“纯正”文学的发展路向，代表人物有何其芳、李广田、萧乾等。而同一时期发生于上海的，受周作人影响了的，以林语堂为精神盟主的性灵文学则显示出海派文化影响下的复杂性，但究竟又不同于土生土长的工商性色彩浓厚的海派散文。上海的性灵散文整体上有着贵族化的倾向，与现实保持着一定的距离。这种“距离”或者说“逃避”彰显的是一种与政商功利文学的对举。性灵小品对政治文学的拒斥，凸显了其自身的自由、活泛与真实人生的亲近及闲适幽默的个性。这种近情的日常性对接了海派文化中“世俗”的一面，使其不至于悬空而高蹈。性灵小品对商业文学的远离，则又接续了海派文化中“阴柔”的雅传统，使其一直保持着高贵的一面。代表人物主要是论语派文人即林语堂及林氏刊物聚拢来的文人，以及1940年代围绕《古今》《天地》《风雨谈》的一些文人。如果说，北京（北平）的性灵散文更多地警惕于政治文学，那么，1930年代上海的性灵散文则同时保持着与政商文学的“距离”。抗战爆发，文学中心散落，严峻的现实使得中国大陆性灵文学不免现出凋零之象。但南下香港的现代性灵文人如叶灵凤、徐訏等则把上世纪30年代兴盛于上海的现代性灵文学带到了香港并产生广泛的影响，并直接影响了港岛当代都市散文的生成。
如果把“白马湖派”散文放在整个中国现代性灵散文的发展链条中考察，我们会发现，“白马湖派”散文是新文学散文创作最早的拓荒者，也是最早一批平民化的性灵散文（其实，只要真正做到了平民，自然也就属于现代性灵的一路）。他们有着周作人的清淡与亲切、平实与外露，与周作人一道，比之北京的“语丝派”，似乎更早显示出“启明风”与“鲁迅体”在现代文坛的双水分流之势。白马湖派文人与“语丝派”有着联系，但却存适于白马湖的时空，这真像是“语丝派”的周作人等在白马湖开的一片“私田”。而在散文文体的“美”与独立性上，“白马湖派”散文又是甚于周作人的。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五四”时期散文创作虽已意识到散文的抒情与审美，但并没有做到散文文体向文学的真正提升。往往记叙、议论、抒情三位一体，结构零碎松散，多为随笔。而“白马湖派”散文对散文文体深层审美价值的重视与上世纪30年代年轻一代京派文人直接对接。“自我”性灵的重视与讲堂上的需要使得“白马湖派”散文追求着散文文体的独立。将自我内心的世界体验，“置于真实的天平上”，力求美的升腾。其散文文体的独立意识虽比不上上世纪30年代何其芳等的鲜明，但创作上的实绩却是明显的。正如朱惠民先生所说，其散文的“求美”、“求善”、“求真”已经达到了相当的水平。这在实际上，先于上世纪30年代以何其芳、李广田、林徽因等为代表的，以纯散文创作为方向的京派散文，纠正与反思了“五四”新文学对“启蒙”的倚重而遮蔽了于“文学”的完成。
从整个中国现代散文及性灵散文的发展链条中观照“白马湖派”散文，朱惠民先生的“白马湖”文派研究不仅有着地域文学研究的意义，而且更凸显了现代散文文体史的意义。
综观朱惠民先生的“白马湖”散文研究，其突出的特点大致如下：
其一，文以适用，安身立命。无论是“白马湖派”散文家的美文，还是朱惠民先生随笔性的研究文字，我们都能感觉出很强的“适用性”意义。这种“适用性”当然不是有目的的“功利性”，乃无“用”之“用”，是立于完美文格基础上的化用。“白马湖派”散文是白马湖派文人讲堂上的产物，或者说是施教者身份规约下的散文创作。虽与“白马湖”风物及其作家个性修养、气质等密切相关，但其面对“中小学读者”的努力让他们的散文创作因此染上了文学教育的精神，这是非常重要的。文学与人格的培养，文学与创作水平的提高，文学与教育的结合，等等，在今天似乎变得尤为重要。曾几何时，我们的文学研究变成了小圈子内的自说自话，我们的研究文字变成了千孔一面，沙多金少，文学研究的意义及担当何在？仅此一点，“白马湖派”散文与朱惠民先生的研究文字就值得大力推扬。而朱惠民先生的“白马湖”文派研究也早已跟朱先生的生命存在相关联，且内化为生命相溶的全体，很难分清何者为“我”，何者为“他”。这又是今天的很多学者尤其是年轻学者需要学习的。把自己的研究对象作为自己生命的一部分是学术研究的高境界。记得书中有一个细节，朱先生拟将自己的文字作为礼物送给自己的孙女，这里起码显示出一种自信，朱先生相信自己的文字对孙女的成长有所意义，能够使其读下去，也愿意读下去。
其二，清丽莹洁，情思并举。“白马湖派”散文与朱惠民先生的研究文字均是通过高度个人化情感的方式状写主体心灵世界与外部世界的沟通，并以之引起阅读者的共鸣。“白马湖派”散文的清幽影响了朱先生，同“白马湖派”的散文一样，平淡之中蕴藉深情，一样有着清幽的诗意。这是一个籍地宁波人感悟性的随笔文字，诚如朱先生所言，白马湖文派得名于白马湖，因缘于白马湖的红树青山，朱先生仿佛同样如此。他将自己的“思想、性格、感情大胆地热情地泻入其中”，因此具有着强烈的个性，研究者的“须眉”毕现。重情与抒情当中时又结合着思性。有情却不拘泥于情，更非流于泛情，而以思与理统摄，理中含情，情中蕴理，温暖亲切，理趣横生。朱惠民先生自己曾说自己的治学多端赖于发散性思维，并自谦“少规整，亦无范畴，散漫得很”，但求尖新的学术创建。并以此为基点，对学院派批评略有评说。这是他的特色，也是优点。将批评文字写成感悟式的随笔文字，避免了学院派常有的“板滞”（当然不是所有的学院派）。以“情”悟“情”，“白马湖派”散文所具有的激越与闲情，平淡与绚烂，在于朱先生，似乎早已内化于心外显于文。当然，这种走向也容易带来另一种倾向，情大于理，文胜于质。周作人曾称颂俞平伯、废名为文的“涩味”与“简单味”，也颇有微词地评说“冰心体”散文的“玲珑剔透”。他主张追求小品散文的耐读与回甘。“白马湖派”散文尽管情中蕴理，理中含情，但又终究倒向了“晶莹剔透”，时有着作文的一面，似乎少了周作人散文的大气与天成，或者说它是更适于广大中学生的体性。这是“白马湖”文派的特性，也是研究者需要警惕的。研究是一种得失评判，并非仅是服膺。
其三，无征不信，朴实清通。这是一个重要、熟悉却又常常忽视的问题。在喧嚣浮躁的今天，很多文学研究者已在远离“论从史出，言必有据”的学术理路。朱惠民先生的研究再次给我们提了个醒。朱先生的论著对“白马湖”文事独到而精微的挖掘考论都是可信的，让人耳目一新。比如有关白马湖文派的诸多期刊《我们》《春晖》《大风》《山雨》《新奉化》《四明日报.文学周刊》《宁波评论》《火曜》等都做到了细致的梳考，而且一丝不苟。这些不易见到的地方性文献无不让人感觉新鲜。朱先生心中早就装着一个“白马湖”文派，这是一个“大胆设想”，然后将之建立在扎扎实实史料梳考的基础上，朱先生的著作也就有了言之有据、朴实清通的品格。当然，“史料”与“我”有一个科学平衡的问题，这是所有文学研究者需要注意的。对史料的重视有个合理界限。历史很难还原，也无须复原。如果陷入史料的汪洋大海，文学的研究势必带来碎片化的倾向。而如果“我”的“个性”过于“张扬”，研究的文字似乎又会成为创作性的文字，甚至天马行空，远离史实，这可能会成为一个作家，但绝非学术专家。“史料”过于“挤压”“个性”，研究会滑向板滞，走向机械性的复原，创造性的“接着说”也就成为空谈。正如吾师吴福辉先生在朱惠民先生论著的序言里所说，文学研究的过程中，史料是第一性的，但不是死的。它需要研究者有一双会发现的眼睛与善于取舍的眼光。
其四，专一持久，终树一帜。我从朱惠民先生的研究理路受到很多启发。朱先生对“白马湖”文派用情最专。数年来矢志不移，不求速显，久耕不辍，终成蔚然，将“白马湖”文派变成了“自己的园地”。我们只要提到“白马湖”文派，恐怕就很难不想到朱先生了。一个人精力有限，时间有限，如果普遍用力，很难有大的突破。而若沿着一个中心点，长期坚持，终可望占牢这片领地。其实，任何一个研究领地，都自有其无限延展的空间，“白马湖”文派同样如此。
“白马湖派”散文研究在朱先生这里开了个头，而且有了相当的高度。但研究的空间依然很大，比如它与上世纪30年代京派、海派散文的关联，与整个人生派散文及左翼杂文的分野，施教者角色对其散文创作的影响，复杂的社会背景对其散文风格的制约，等等，无论纵横宏微都是可以继续挖掘的。朱先生自己无疑可以循进，后学者也可跟进。在历史的纵横网络中观照白马湖文派，其文学史的意义也就更容易凸显。
言而总之，我读朱先生的著作有一个感觉，朱先生曾说自己试图努力为“白马湖派”散文争得文学史的“席位”，他做到了，而朱先生自己也因此赢得了“白马湖文派”研究领域重要的“席位”。“白马湖文派”的文脉没有断，不会断，朱先生的研究一样闪光。
(作者系中南民族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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