久染沉疴、缠绵病榻之际，得知柯美成先生新著《汉晋春秋通释》即将由人民出版社出版,至为欣慰。 我与美成相知半个多世纪，素知他治学勤奋，博览经史，善为文章。 而今抱病披览书稿,仍不免为其创意所吸引，油然生出虽力有不逮，也要为之写点什么的念头。
对文本的历史思维做探析
前人鉴于《汉晋春秋》于唐末五代亡佚，留存于后世者，仅剩一百余条文字，散见于历代典籍之中，而难窥其书之全貎。以抢救文本为务的清代学者黄奭、汤球、王仁俊等人，便各有辑佚本问世。今人齐志忠、余鹏飞先生又行重新校理，用心整治，先后出版了各自的校注、校补本。我们今天能够大致了解习凿齿在《汉晋春秋》里记了些什么事件，讲了些什么道理， 当归功于上述史学家的辛勤劳作。而可喜的是，美成现今对《汉晋春秋》的研究， 已经从文本表面层次，深入到文本内里层次，从对文本的语言文字做校释，提高到对文本的历史思维做探析。
统观《汉晋春秋通释》这部洋洋数十万言的大作，其书总冒名曰《汉晋春秋纪元要略》，其大旨本习氏书法，将后汉（东汉）、季汉（蜀汉）、西晋并列为三朝，一一序列其帝王世次， 至于魏、吴则以“汉末二僭国”叙其君主世次， 并仿共工、秦皇无德序于帝王之列， 而视为非正统， 仅附属于季汉而已。其书主体部分别为三卷，依次冠以《后汉》《季汉》《西晋》三个标题，将搜求到的《汉晋春秋》112条佚文相应地分别归属于三卷之中。 每条佚文之后， 先以“校记”说明佚文校定之所由，再以“史补”对佚文内容加以补充、解析。可以看出，《通释》之总冒与主体，前呼后应，一以贯之。于三国时期纪事，均“以汉年号纪年”， “以蜀汉为纲”， “以蜀汉为主线”，故其叙蜀汉事相对清晰、完整，而于魏、吴则随事以补， 并不求全责备。我认为， 不以“魏、蜀、吴”或“蜀、魏、吴”，而以“季汉（附魏、吴）”的方式来复制《汉晋春秋》的记史框架，足以体现习凿齿“以蜀汉为正统， 以曹魏为篡逆，晋推魏继汉”的初衷，这正是美成整理佚书《汉晋春秋》的一大创意。如是，整理工作就收到了一纲在手、举重若轻的效果， 不仅使原著一百余条佚文记述的事件都能有一个连贯的历史时空概念而不致虚悬零落，而且蜀汉、曹魏、孙吴三国的性质及其在中华大一统体系中的地位， 也都可以依正闰、顺逆之理予以界定而了然无疑。然而我们见到的其他的辑本校注，关于上述诸端， 似乎都还存在一些史识模糊的问题。
美成整理《汉晋春秋》佚文的第二大创意，也是其《通释》一书最大的亮点，在于其主体部分设置了“史补”一项。史补之内容分史实与史论两种。 本来汤球辑本中对习氏佚文大都在句首添加了背景文字， 但有简略、错讹和不系统之嫌。柯著《通释》对汤球背景之笔不以简单化方式删除之，而是以补史实的方式将其概念化、规范化和系统化，使之得以提高和完善，让读者对每条佚文所涉及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活动， 还有习氏发表的相关论议等， 都能够得到一个相对明晰的认识。 所补史论则列举当时及后世之人对该事件、人物的评说与辩难， 以备读者会通理解之参考。如是， “史补”即如平台或桥梁， 读者借助之便可以胜任愉快地与《汉晋春秋》原著者对话沟通，从而置身于1800年前的历史之岸，尽情观赏后汉、季汉、 西晋三朝的治乱兴衰与忠奸贤愚的各式表演。如此，《汉晋春秋通释》也就尽其大任了。下面，试略举一例来看《通释》所设“史补”的精妙。
《汉晋春秋通释》佚文第9条，记“汉帝都许，守位而已”云云。言及“宿卫近侍莫非曹氏党旧恩戚”， 已足见献帝是被曹操软禁于许都， 不可能再信任曹操。但“都许”是自迁抑或强迁，二者有霄壤之殊，关乎神器握在谁手中。但这条《汉晋春秋》佚文寥寥， 语焉末详， “史补”遂援引朱熹《通鉴纲目》以补叙之。《纲目》记献帝诏修洛阳宫而回舆， 却遭大火焚毁。曹操采纳荀彧计火速将兵排阻，将天子挟持至许都，而视为傀儡。《纲目》不以帝自迁为文，从而揭开了“都许”的谜底，这与《三国志》《资治通鉴》记操奉命迁许，二者大相径庭，是对重大史事的认知差异。
其下， “史补”再继以史论，先举南宋学者胡寅、叶适之言， 以为献帝在许无异囚辱， 由于左右侍御皆用曹氏之人，致使曹操取得了“挟天子以令诸侯”的权柄，剪除异己以壮大一己，一时人才由其生杀荣辱，凌逼君父，弑皇后、杀皇子、虐嫔御，种种无道， 可知其心非扶汉，志在篡君， 直乱臣贼子之魁桀耳！乔玄以曹操为“命世之才”，而许劭以为“治世之能臣， 乱世之奸雄”，但操虽伪定一时，却不克混一，不过僭窃偏霸而已；虽奸贼不仁，却能自知节限，故敢窃而不敢叛，敢取而不敢代。后则举尤侗之评，对“曹操之初”给予适度肯定，谓“未可以后日之跋扈，并弃其前功也”。学者之评，皆为的论。而《汉晋春秋》记“操以事入见殿中，帝不任其忿。因曰 ‘君能相辅则厚，不尔，幸垂恩相舍。’操失色，俯仰求出。旧议， 三公辅兵入庙，令虎贲执刃挟之。操顾左右， 汗流浃背， 自后不敢复朝请。”揆其实， 习氏或正是着眼于曹操的奸诈机变与自知节限来记事的， 后世民间说书及小说《三国演义》对曹操一生的叙述和定位，大抵正是据习氏所记生发而来。
以上所举史补一例， 只是窥豹一斑。美成视史补为其《通释》之核心所在， 以之作为解读习氏佚文的依据和基础， 故倾注极大精力， 借以对习氏所记述的历史事件及其相关历史人物做出历史的政治、军事、文化、地理等多层面的剖析和论证， 以彰显该历史事件的真实性及其所具有的史学价值，探求历史人物的历史使命感、责任感及其精神风貌。此外，美成在所设置笺注这一名目下，继续以相当篇幅考订史实，作为对史补的延伸和充实，投入了大量的精力和笔墨。试举一例以证之。佚文第34条记载了诸葛亮《后出师表》。陈寿《三国志》仅录出师《前表》而不录《后表》，此表乃由裴松之注引《汉晋春秋》始得以传世，可以说习氏、裴氏厥功伟矣！据习氏记，建兴六年十一月诸葛亮伐魏出兵散关前， 向后主刘禅上言曰：“先帝虑汉、贼不两立， 王业不偏安，故托臣以讨贼也”云云， 习氏且于文末自注云：“此表《亮集》所无， 出张俨《默记》。”此即传世之《后出师表》。总体说来，清代以前，世人大抵无异言， “信兹表真为亮作”。但到了清代，开始有人据《三国志》言赵云以建兴七年卒等， “不信兹表真为亮作”，即“疑此表为后人伪撰”。于是，遂有以何焯撰《义门读书记》持“真作”说、钱大昭撰《三国志辨疑》疑“伪作”说为代表的两派意见，争讼不已。民国时一度疑古成风，陶元珍于上世纪30年代曾撰《后出师表辨证》，综述各家之说并断以己见：“疑此表当系吴人之好事者本《前出师表》及（诸葛） 恪所著论撰成。” 40年代初陶氏又重刊此文并加缀附言，进一步断定“所谓《后出师表》， 当即诸葛恪所伪撰”。鉴于此，美成在本条佚文笺注15， 围绕《后表》之真伪，对陶氏之文详加引述，而“按”曰：
此类表述皆推测之语， 并无佐证，难以凭信。而且这里还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诸葛恪旋即被诛，夷三族，以常理论， 自必遭到清算，亮表若果为恪伪撰，何以竟能一点风声不透，聪明之一世吴人全被瞒过？说不通也。若以为承祚于蜀事应无所不知，则裴注所补蜀事岂不尽有伪嫌？承祚蜀人，而《蜀志》最略，备遭訾议，何以如此？彼确有所不知也。故我宁信何焯之说。
接着，全文照录了何焯之论。整条笺注达1100余字， 具有相当的考辨说服力量。
这里还值得一提的是，美成在《汉晋春秋通释》中所撰写的以“柯按”标示的若干按语。这些按语，或以最简洁的文字从宏观层面交代王朝历史的脉络、历史的评价，补充佚文涉及历史时空的不足， 如卷一开篇之按语对后汉诸帝的总评，卷二结束之按语对孙吴诸帝的追述及对孙皓的评论；或以画龙点睛之笔发表自己对某个历史人物或人物行为的评论，如佚文第20条下按语“观刘琮之言， 尚略有生气，惜乎其无良佐”云云，以及第75条下按语通过对贾充父子与陈群父子的比较，感慨“今犹有人曰：‘龙生龙，凤生凤。’视此可以休矣！”云云，都是锦上添花的文字，而非画蛇添足的赘笔，亦不宜忽略其对解读习氏佚文的意义。
对既往史料赋予生命活力
美成整理《汉晋春秋》佚文还具有另一个亮点， 那就是对既往史料赋予生命活力，让它们为《通释》宗旨所驱遣，达到服务的目的。
《通释》一书之校记、史补、笺注各名目包举了大量史料， 而且并非人们习见的资料汇编之类， 仅提供研读时的工具性功能，只具有潜在的价值，其现实价值尚待开发。《通释》 所引用的史料， 已经由束之高阁的死资料变成了为现实服务的活资料， 其生动的表现力来自其史补部分涵有生命活力的知性结构。具体说来，有以下数点：
第一， 史料的活力来自主题意义的组合。柯著《通释》112条佚文之“史补”，皆据习氏佚文的内涵及其历史相关性， 分别拟定出某个特定主题， 并在这一主题的指引下，爬梳不同时期、不同作者、不同史著那纷繁芜杂的史料，采撷其相关可用的资料，跨时空地组合起来， 以解读习氏佚文所记述的史事与著者论议。 例如佚文第19条，记习凿齿论议“玄德虽颠沛险难而信义愈明，势逼事危而言不失道”云云。美成据之引述《通鉴纲目》关于记载曹操在轻取襄阳后又在当阳大败刘备的史实，然后举学者张辅、胡应麟等人辨析刘曹优劣的论议， 在这由感性到理性的解读中，始终贯穿着同一个主题， 即三国之主的为人操守、气度、视野， 无可与以人心为本而终济大业的刘备相比者。可以说，全部史补之所引史料， 皆受主题的意义所规定和约束， 是为破解某个焦点、谜团或曰中心议题而存在的， 具有很强的针对性、倾向性和现实的利用价值。
第二， 史料的活力来自史论虚实的组合。《通释》各组史补，前者是针对习氏佚文所补充的相关史实，是务实的论述；后者则是务虚， 以历代学者对前述史实所做出的评论，生发出理性的认识。史实作为生发理性认识的基础， 蕴涵着充沛的活力。例如习氏佚文第81 条记蜀汉后主刘禅从谯周之策，拒北地王谌苦谏， 自缚奉玺降魏，而北地王壮烈死国及左右的反应。美成借《通鉴纲目》《世史正纲》补叙汉亡于后主的详细过程，并援引宋元明清四代学者对刘禅、谯周、北地王这三个历史人物的品评，进而以此为基础，探讨了三个历史性课题：汉亡于无天助抑或人谋不足？为君之道、为臣之道当是什么？ 陈寿不为北地王立传却一味回护谯周是否有悖于《春秋》大义？关于汉亡的经过与缘由， 以及名家巨擘对几个历史人物的评论，前者是感性史料，后者是理性史料， 皆因了史论结合、虚实相生的组合结构，因而表现得异常活跃，产生了多层次的史料效力。以两方面史料为据，先是论证了禅、周、谌的操守气节，再品评出三人的君臣之道，进而归结到汉亡并非天厌汉德而为人谋不足所致，最后则显现出《汉晋春秋》深明国君死社稷、忠臣死王命的道理， 而《三国志》恰恰在这一点上偏离了《春秋》之大义。这些，正是众多史料经史论反复相促、虚实多层相生，而逐步推导出来的关于历史性课题的结论。
第三， 史料的活力来自辩难求真的结合。习氏佚文第29条，记习氏关于“纂统之主，俟速建以系众心”及昭烈有德绍汉统的论议。解读此条， 要破解三个难题：一是陈寿《三国志》党魏黜蜀， 以魏为正统，而以蜀为僭国；二是司马费诗以“今大敌未克”而谏昭烈不宜遽称尊号，似是而非；三是司马光以刘备族属疏远不能纪其世次，故不得绍汉氏之遗统。 若将习氏之论与寿、诗、光三人之议相对列，可见出两对矛盾命题，即：昭烈可否绍汉氏之遗统？昭烈可否于汉献被废（蜀中传闻献帝已遇害）时速建尊号，以承祚汉世？针对此，美成借《通鉴纲目》《纲目发明》及谢陛《季汉书•正论》等史籍考证出以下几点:（一）陈寿《三国志》早有关于刘备“世次本末甚明”的记述；（二）刘备同时代人诸葛亮、司马徽、公孙瓒、孔融、陶谦、陈登、吕布、袁绍、张扬、徐庶、鲁肃、周瑜等，无不以“帝室之胄”推许刘备；（三）汉献帝从刘氏宗社考虑而密诏刘备讨贼；（四）刘荆州、刘益州均为其国计而以宗亲托孤于刘备。如此，既足以驳倒司马光关于刘备族属疏远， 不得绍汉氏遗统一说之谬，又借学者之论，谓昭烈扶义而起，南抵荆楚，西入巴蜀，敌则望风而逃， 民则从之如云，正是顺应潮流，合乎人心。这些史料总合起来，有力地佐证了习氏论议关于刘备为“纂统之主”， “仗正讨逆，何推让之有”的不容置疑，点明了费诗“不知速尊有德以奉大统”的闇惑， 同时也就否定了陈寿、司马光以魏继汉、帝魏主蜀汉的书法。如此处理史料，是正负比照，相反相成，通过考证、辩难，判定了正命题为真、负命题为假，圆满完成了对该条习氏佚文的导读。
美成在和我的交谈中曾详细地向我介绍了他在撰著《汉晋春秋通释》时运用史料的指导思想及其所本，这里我试将之归纳如下：
第一， 注史贵博。清侯康《后汉书补注续》云：“注史与修史异。”他认为，修史当以“史例贵严”为本， 注史则以“史注贵博”为宗。《汉晋春秋通释》属注史范畴，其通释之旨正在于广征博引，务求融会贯通。其书设佚文、校记、史补、笺注，将勘误纠谬、辩难求实、释疑解惑融为一体，间以柯按点缀其间，名目次第井然，结构严整， 而驱遣丰富的史料为一个个不同的主题所用，最终使得全书汪洋恣肆，蔚为大观。这里还有一点需给予肯定的是， 美成鉴于《三国志》一书传播广泛， 唾手可得，《通释》史补之征引，除非不得已，原则上不用或尽量少用裴注， 以提供给读者更多稀见史籍之参考。
第二， 宁过不弃。清洪饴孙撰有十卷《世本辑补》，他将汉刘向“与其过尔弃之，毋宁过尔存之”之论立为辑补宗旨， 以求辑本赅备。《汉晋春秋通释》即循《世本辑补》之旧例，对疑似佚文的采录，宁存之以备考，不因疑而轻弃。如佚文第37条及第112条，就属于这种情况。美成为采录此二条佚文，在“校记”中详述了理由，我以为是有说服力的。
第三，籀明其义。近人钱基博说：“有史学家， 有史家， 史家记事著言， 次第其文，左丘明、太史公是也。史学家发凡起例，籀明其义，刘知幾、章学成是也。”以钱氏之语检视《汉晋春秋通译》，则知美成立此意亦深矣。他对《汉晋春秋》籀明其义的方法颇为新颖别致， 是他独创出的一种“客观评论”的形式， 即“用历史解释历史”的方法。具体说，《通释》一书，并非由著者站出来连篇累牍地发议论， 畅快淋漓地述说一篇篇带有主观臆测的话， 而是请很久以前的史家、史学家，来到《通释》讲坛里开座谈会，让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史家、史学家说话， 听他们发言，听他们相互辩难、相互发明， 而著者则以讲坛主持人的身份参与其间。 至于每场辩说的结论或曰倾向性认识、 主流性观点，相信《通释》的读者自会明白，各有心得。对佚书《汉晋春秋》如此独特的“籀明其义”，我以为是颇具创新性的古籍整理；而对读者来说， 毋宁是一种生动活泼、 引人入胜的导读方式。
最后，读美成的这本书稿， 我联想到古人关于重修三国史的话题。北宋时， 司马光奉敕主编 《资治通鉴》， 副主编刘恕分修三国至南北朝部分， 主张以蜀汉拟东晋绍汉统， 遭司马光拒绝， 故《通鉴》三国部分基本因袭陈寿书法， 即以魏为正统， 用魏编年， 但改蜀称汉、蜀汉， 改先主、后主为汉帝耳。 同时的王安石似乎不认同， 曰：“三国可喜事甚多，悉为陈寿所坏， 可更为之。”他请欧阳修、苏轼重写三国史，惜乎欧阳公无暇秉笔， 而苏轼不谙史笔，遂使荆公矫承祚之失未能如愿。至南宋，张栻作《经世纪年》，朱熹作《通鉴纲目》， 萧常作《续后汉书》；元明时， 郝经、张枢、吴尚俭各为《续后汉书》，赵居信作《蜀汉本末》， 谢陛作《季汉书》；清代， 王复礼作《季汉五志》，赵作羹作《季汉纪》， 章陶、汤成烈各为《季汉书》， 以及吴乘权等所编《纲鉴易知录》等等， 于三国时无不宗习凿齿《汉晋春秋》 书法，以蜀汉为正统、魏为僭伪，力图矫正陈寿、司马光之非。历代史家之重修三国史， 著在简册，流布民间，蔚为大观。遗憾的是，晚近以来，我们对《汉晋春秋》这部史学史上影响深远的名著却未予应有的重视，乃至史学界对这本书也甚少提及。以我读大学以来六十余年听闻所及， 除少数专修中国史学史者外， 一般地方高校的历史系师生， 大都无缘一睹此书辑本。地市级图书馆乃至无藏书。更有甚者， 数年前某青年学者所著的一部洋洋数十万言的魏晋南北朝史学史专著， 竟无一语论及《汉晋春秋》。这不能不说是一大憾事。如今，幸有《汉晋春秋通释》问世，但愿它能为严肃的三国史研究吹送一缕清新的风， 诱发年青一代的研究热情， 努力开创出三国史研究的新生面。我想， 这或许也是美成以三年之功撰成此书的愿望之一吧！
（张法祥先生，1937.8.19—2015.5.6，湖北枣阳人。原襄樊学院中文系教授，晚年为中国屈原学会宋玉分会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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