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40年代初，我在旅津广东中学读高中时，常在班上听到谈论我们高一级有个姓姚的才女。她的父亲姚灵犀是个研究女人小脚的文人。当年我心中有个疑问，小脚有什么可研究的，为什么她的父亲研究小脚？有一次和父亲说起此疑问，父亲笑着说，“姚先生是我熟人，很有学问，就是研究走了偏锋，很遭人非议，等有闲我带你去见见他。”不久，我便和父亲同去拜访姚先生。当时，他住在天津张庄大桥英法交界路近一条名叫义庆里的胡同里。见面后，他很健谈，和父亲谈了许多话，其中不少有关《采菲录》被社会误解的话。临别时，他还送我们一套《采菲录》。后来渐渐从一些零星资料中，得知他的生平大概。
姚灵犀先生生于清光绪二十五年（1899），卒于1963年，原名君素，字衮雪，号灵犀，以号行。江苏丹徒人，久居津门，以小职员兼投稿人维生。著述颇多，独辟蹊径，研究女子缠足史。当时囿于社会旧观念，其研究颇受社会诟病。所著《采菲录》、《瓶外卮言》、《思无邪小记》及《瑶光秘记》等，多与性学有关。我除了艳情小说《瑶光秘记》未获阅读外，其余都读过。随着读他的作品，我也渐渐转变对他的看法：这是一位博涉群籍，很有性格和独有见地的人。
《思无邪小记》是有关性学资料的杂记，《瓶外卮言》是有关《金瓶梅》的研究著述，是上世纪40年代研究《金瓶梅》的专著，可能是这方面最早的一部。与当时上海曹涵美所绘《金瓶梅全图》（未完成），南图北书，两相辉映，堪称研究《金瓶梅》的双璧。可惜，二人都遭遇坎坷，既为社会诟病，又受牢狱之苦，但却赢来后世的流传。姚著考证详明，书中《金瓶小札》，为对《金瓶梅》书中语词的诠释，颇为业内学人参考，1989年11月天津古籍书店应读者需求，特据天津书局1940年版影印发行。而姚先生的重头著述则为《采菲录》。
《采菲录》是上世纪30年代姚先生在编天津《天风报》时的专栏名字，取自《诗经·谷风》：“采葑采菲，无以下体。”后将专栏积累的文章资料集成一书，即以专栏名名之。全书共6册，分序文、题词、采菲录之我见、考证、丛钞、韵语、品评、专著、撮录、杂著、劝戒、琐记、谐作、附载等类。其内容包含有缠足史料、品莲文学、禁缠放足运动资料、政府法令、宣传文字、时人心得种种，并附有大量照片和插图，由天津时代公司印行。
《采菲录》一问世，社会反响较大，有些新文人和所谓“正人君子”群起诛伐。有未认真读其书，即诬姚先生有伤风化者。也有人认为这是一部研究风俗史的著述。姚先生也曾在《续编》自序里自我辩护说：“欲革除缠足之风，先宜知其史实。予之搜集资料，勒为专书，即此意也。”不幸前种势力较强，于是姚先生始背骂名，继入牢狱，成为“名教罪人”。但当年对此案就有不同传说：有说是传讯，有说是收监。据我父亲说，姚先生被监禁过短时间，但一直没有直接证据。直至近来，我在一份《人物春秋》杂志上，看到台湾学者曹亚瑟先生所写《两个金瓶奇人的遭际》一文。文中写道，台湾一位柯基生医生于2009年10月，在广州参加“世界性学大会”时，曾披露姚先生所写五言诗——《出狱后感言》。全诗较难找到，特录全诗如次：
著书谋稻粱，穷愁时仰屋。谓与世无争，辛勤求果腹。逞笔作齐谐，涵毫研民俗。文工屡贵头，戒止在缠足。妇女千余年，备受窅娘毒。痛楚深闺中，午夜闻啼哭。当其行缠初，纤纤由缩缩。迨至及笄时，刻意等膏沐。生莲步步香，拟月弓弓玉。荔裳作品藻，笠翁有偶录。我亦步后尘，千古接芳躅。同好稿纷投，图影寄相属。嗜痂竟成癖，海内咸刮目。祸枣与灾梨，斯文竟可鬻。劝戒虽谆谆，阐理关性欲。采菲成新编，卷怀恨不速。讵知风流罪，忽兴文字狱。娥眉例见嫉，犴木横加辱。罚锾二百金，拘絷一来复。方知狱吏尊，始知环人酷。破产所不恤，斥金才许赎。惨苦谁敢呻，不寒见起栗。地狱佛云入，吾徒计之熟。独怪贤士夫，察察如射鹄。敝帚自堪珍，酱瓿尚可覆。从此焚笔砚，不受长官督。漫恨受蝎磨，庸知非吾福。绝意掷毛锥，封侯聊自勖。
柯医生在此诗后注称：“近代名儒姚灵犀因著《采菲录》，详述缠足助性生活获罪。西元1944年当金赛（美国性学研究开拓者）获得企业捐助，专研性学时，姚灵犀因风流罪罚二百金破产，从此东西方性学研究进入消长分水岭。”
姚诗将案情从研究动机、前人著述、得罪缘由、不幸遭遇以及决意弃笔等情节讲得很完整坦诚，令人信服。而这位收藏家柯医生，据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分校高彦硕教授2005年所著《缠足——“金莲崇拜”盛极而衰的演变》一书中所说，“关于姚灵犀的资料，柯医生的收藏无人能出其右”。（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3月版）亦可证姚案确有其事，而姚氏也确有其诗。
《采菲录》当年的命运，并未掩没它在后世的影响。据同事某教授告诉我，姚案的几十年后，天津一位颇有名气的作家所写的《三寸金莲》，就是根据《采菲录》的资料。我没有看过这部小说，不知其是否提到了姚先生。前些年（我月工资600多元的年代），我听说北京某拍卖行曾将此书拍出1700元，引起一阵轰动。我家的那一套《采菲录》，因父母遗产全由三弟继承，据说已不知下落。天津图书馆也只收藏了一套残本。近几年，很少有人提起过这套书，想来存世已较稀见。姚先生珍藏的金莲想必也已荡然无存。
事情已经过去70多年，姚先生逝世也近50年，是对姚先生的研究和《采菲录》的价值重加议论的时候了，我估计会有较客观的论定。缠足历时千余年，妇女身心多受残害。假如我们能亲见祖母或母亲所遭受的痛苦，应无不为之悲伤。至于有些无聊文人雅士，多以病态心理赏玩吟哦，那是将自己的欢乐建筑在他人痛苦之上，不足与论。即使有人同情缠足痛苦，也不过留之篇章，而能如姚先生那样广泛搜求，编制成书以警世、劝世者，实为难得。翻读《采菲录》全书，虽间及床笫之事，但除自存意淫者外，绝读不出其“诲淫”之意。此书保存汇集有关缠足之风俗史料颇丰，实为后世研究社会问题提了供参考资料。此书虽久未彰显，然世上必有庋藏全本者。甚望出版界人士，能重印问世，为研究社会史、妇女史提供资料，并以见妇女千余年之痛苦经历。至于姚先生之“金莲”收藏，则已无法挽回，海内外即使有藏，也只不过少许标本式收藏而已，如今重加收集，已不可能，实属历史的一大遗憾。
姚先生以文字贾祸，晚景亦不顺遂，但他有幸卒于1963年。若稍迟几年，躬逢“文革”，姚先生必难逃此劫。几十年来，很少有人有文论及姚先生和他的著述。我则认为姚先生既非风流罪犯，亦非无行文人，而是一位社会史研究者，文献、文物的收藏家，是一位独具只眼的学者。他是一个小人物，但他做了他认为应该做的事情。他承受了不该承受的苦难，即使他的著述中涉及“性”的问题，他也应被认为是性学研究者，至少应和张竞生、刘达临和李银河等人相比论，给他的研究以应有的肯定。我期望有人研究姚灵犀先生和他的著作，我更希望姚先生的后人能提供有关资料，供研究者研究。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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