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潜力，1962 年生于湖南，祖籍江西，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二级作家。现供职于海航集团。代表作有：长篇小说《海口干杯》（1995 年百花文艺出版社）、《城市狩猎》（1999 年作家出版社）、中篇小说《豹子湾》（《中国作家》2001 年第10 期）、《朵朵木》（《长城》2004 年第6 期）、《今夜去裸奔》（《十月》2007 年第1 期）以及中篇小说集《我的年代》（2002 年10 月南海出版公司）。1999 年获“海南省（1988-1999）文学探索者三十强”称号，2001 年《城市狩猎》获“1999-2000 年度海南省政府奖”，2003 年获“海南省第四届青年文学奖”，1996 年《海口干杯》获“1995 年度海南省政府提名奖”
经 历
问：你是怎么走上文学之路的？ 何时开始从事小说创作？ 当时是什么让你有了用小说表达的冲动？
郭潜力：这世界最有趣的是，不在于你选择了什么，而是什么选择了你。我的创作之路多少有些类似。1989 年，我受内地一家单位委派，去当时刚成立的中国最大的经济特区搞企业。那时候的海南岛真可谓风云际会。正当我们挣脱内地的繁文缛节，满怀豪情想干出一番大事业来时，波诡云谲的形势变化让敏感的特区归于沉寂。可很快，形势又逆转，导致比上一轮的开发更加疯狂。渴望财富的人们时不我待，贪婪无度导致了另一轮的调控。近十年的烂尾楼在特区的土地上像经历了一场残酷的大战，触目惊心。我们就是在这种过山车般的变化中，瓦解了曾经寄托一帮年轻人美好愿望的企业，各奔东西。有的人回到了内地，有的人自此脱离了公职身份，义无反顾地奔吸金的地方而去。我胆小，回内地又不甘心，裸身下海又畏首畏尾，于是，将组织关系调入了当地一家单位。说件好笑的事，当时原单位领导在我多次恳求下，决定以一场乒乓球比赛的胜负来裁定我的去留。我们当时甚至都不知道对方是否会打球，一帮见证人耸立一旁，领导显得十分严肃。我去意坚决，丝毫不敢怠慢，平生打了一场既不敢过分又得守住底线因而极度口干舌燥的球赛。三比二，赢了，我得以继续以公职的身份在椰风海韵中混了下来。正因为这段闯海的经历和苟延残喘的时间，我写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海口干杯》，也算走上文学之路了吧。反正以后一发不可收拾，《城市狩猎》、《我的年代》等，一百来万字，如数出炉。
需要强调的是，我始终是业余的。尽管这样，文学的确是我心底的烙印。我一直认为，文学是人类心灵的映照，一个有足够阅历、时刻感怀的人，他的内心世界一定是精彩纷呈的。只要他能专注，能进入，那种宗教般的博大、弥撒般的禅想，作为精神的舒张很自然会流淌出来，当然，称之为“宣泄”也不为过。但我认为，文学应该是高山潺潺的流水，春天无声的细雨，苦涩咖啡后的回味。有时候我常为“什么是美”而犯愁，过去古人审美是“樱桃小口”，可如今嘴大了才性感；过去是笑不露齿，如今最好能露出槽牙。如果说“这人长得很文学”，语境的阔大也许会让所有人噤声。总之，文学是人类慰藉的天平，自赎的良方，审美的畅想。它与物质发不发达无关，精神的写意才是人类终极的命题。正因为我对精神的感受追求得更多一些，创作便成了一种自觉。但如何让这种自觉成为所谓文学，还需更多的磨砺。
我常说我们这一代人挺幸福，我们只用了短短30 年的时间就感受了西方七八代人才完成的200 多年工业革命、科技革命的文明进程。什么叫翻天覆地？美国大片里的时光隧道活灵活现地展现眼前，就冲这咱们也算没枉活过一回。唯一遗憾的是，这有可能被扣上“暴发户”的罪名。最最遗憾的是这只是财富的暴发户，而不是文化意义上的暴发户。我多么希望是第二种暴发户啊！但文化需要沉淀。否则厚重从何而来？它不可能像财富那样轻浮地一蹴而就。所以，文学只与时间、寂寞有关。当然，你可以说它还与感情有关，与愤怒有关，但真正的文学它必须出离。否则，至少它难以成为经典。
问：批评家洪治纲说你有“独特的家庭背景，频繁漂泊的成长经历”，能否介绍一下？
郭潜力：其实也没什么，只是我们生长在一个比较特殊的历史时期。上世纪60年代出生的人，自然与“文革”结下不解之缘。那是一个激情四射又令人无比彷徨的年代。我父母都是军人，军人在那个动乱的年代，注定要承载更多的使命，“文革”时代同时也是北有苏修南有美蒋亡我之心不死的年代。作为军人家庭的孩子，自然要随父母马不停蹄地东奔西走。
我至今记忆犹新，小时候常蹿进营房，与战士们一道临时抱佛脚学实用俄语：斯舵依( 站住)、卢基·维勒赫( 举起手来)、斯大基·阿卢日耶( 缴枪不杀)。好像这仗明天就要开打了，兴奋得脑海里全是英雄人物，要么宁死不屈，要么堵枪眼，要么手举炸药包，浓浓的革命英雄主义豪情燥热得不行。兴奋啊！所以，父母们往哪走——不论城市、山沟、沙漠、草原——我们都乐意相随。当然也有被当作累赘“留守”在部队大院的时候，过着没有大人管束的生活，这让我们有了如鱼得水的捣蛋机会。正因为如此，我们较之一般地方孩子有了军地两面性。就地方生活，我们也不是象牙塔，因为父辈们也“三支两军”也大三线建设，也像在部队时一样，频繁换防，所以我们也没少穿山打洞无孔不入。我至今留恋的地方生活就是湖南湘西那一段，风景风俗和没被“文革”全面污染的朴素边民。我在长篇小说《城市狩猎》的作者简介里这样介绍过自己：
因为父母均为军人，大江南北，三四年一个“稍息”后的辗转，又猛然“立正”去面对一个全新的环境，自小就与“客居”二字结下了不解之缘，时至今日，仍无强烈的“老乡”感，也不能被生长之地的人所认同，颇有几分像“边缘人”。
问：可以具体谈谈这些经历对你的文学创作有什么影响吗？
郭潜力：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
虽然受了高等教育，但我不敢说自己读了多少书，但走了万里路还是有点谱的，也算有一定见识吧。“文革”，说到底，它是一场文化意义上对传统的颠覆。不管统治者意欲何为，它客观上造成了一场民族文化的大浩劫。西方有文艺复兴，我们是文化革命，两者结果大相径庭。我们这批60年代出生的人，实际上就是在摧毁的文化中混沌入世的，好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很快来临，不至于让我们越陷越深，有机会唤醒我们浸淫在血液中的文化传统。经历了大事件的人，是难以寂寞的，总有一种要去表达的冲动。记得上世纪80 年代有过几次全民反思，这让文学成了宠儿，“文学青年”成了高尚的字眼。多少人彻夜疾书，梦想成为作家、诗人。
如何面对过去、幻想未来？文学似乎成了一个载体。其实，就我的创作而言，更多的是，将一段截面、截图当作一种镜像，让不同心境的人能有趣、能观照、能从中感悟。30 年的变化，对财富来说也许可以速生速成，但对文化来说，还需要更多更深的沉淀。一个有5000 年文明的民族，这30 年的缩影甚至连沧海一滴都算不上，当然也不至于“神马都是浮云”那么浅薄。我想得更多的是历史不要轮回，哪怕是那些曾经无比辉煌过的历史，精神崇高比什么都重要。
时 代
问：中篇小说集《我的年代》是你少年时代的记忆，也可以说是你的心理传记。耐人寻味的是，你对“文革”有自己深刻的认识，却还是通过少年的视角来反映它。阿廖说：你既不是出于祭奠，也不是再现，更不是反思；你说是回顾与寻找。你在寻找什么呢？其中的隐喻又是什么？
郭潜力：孩童的眼睛清澈无瑕， 是人类最早的纯朴所在。所以，选择孩童视角，更能产生强烈的投射，同时，也更有趣，不至于让人把神经绷得太紧。比如这个中篇集子里的《朵朵木》，我特别想说明一下，“朵朵木”是江南某城市对“傻瓜”、“呆子”的方言表述，说这人傻，就是“朵木”，说这人很傻，就是“朵朵木”了，也就是“傻到家了”的意思。朵朵木有个习惯，他喜欢倒立，当然，起先他是“被”倒立，后来他发现倒立能给他带来很多乐趣。当一个师道尊严的老师在那正襟危坐口若悬河时，他却从倒立中看见了女老师裙装的下半身，甚至还有私处。上下对比，霎时让朵朵木看到了事物的两面性。从此他倒立得愈发起劲，行为也愈发乖张。“朵朵木”自然也被人叫得更加嘹亮。还有《豹子湾》、《逃》以及《今夜去裸奔》，这些故事通过善与恶、贫与富、虚荣与勇气的对比，张扬合乎道德的行为，显示人性固有的力量和弱点。所以，如果一定说我在寻找什么，那应该就是这些了。换句话说，正是通过这种文学创作，去实践着一个理想和追求。
问：作为60 年代人，你如何认识这一代人的特点、优劣？
郭潜力：一言难尽。就我个人经历，颇有小跟班的意味。就像红小兵追着红卫兵跑，那杆理想主义大旗只是凑热闹和好玩的标志。不是有一种说法叫“红旗下的蛋”吗？对于一个小学生而言，那是阳光灿烂的日子，无拘无束，更不可能与政治发生直接冲突。可要说完全是一个旁观者也不全面，毕竟童年少年是最长记忆的年龄，浸淫在那样一个全民喧嚣的环境中不可能不怦然心动，只是年少无法化作行动。所以有人说“有记忆无经历，有思想无行动”是60 年代人的一个显著特征。他们无法像上代人对理想执着较真，也无法像下代人那样身轻如燕，敢想敢干也敢不负责任，因为从来不需要想起，时刻也不会忘记的那段历史成了他们身体的一部分。尴尬中常被边缘，边缘后又于心不甘。总之，他们负重前行。而这负重并不是外力所致，更多的是一段人生臆念的阴影在阅历中的放大。边缘其实是一个很伤感的词——边疆、边城、边陲、边塞，“边”出了一幅画外的苍凉。具象的表达有些像一脚里一脚外，里外不是人。文学的表达就是长亭外古道边了。这些其实说的都是一种心境。所以，边缘也隐含距离，距离产生的美有天涯咫尺的情愫。边缘也是交叉，就像人有交感神经，主导着我们愉悦的中枢。60年代出生的人边缘处世，大概很难坚定，搞创作较为合适。
问：你对当代文学，特别是网络文学有什么看法？
郭潜力: 我感觉，当代文学太当代了，当代得有些不假思索就奋笔疾书。我现在就怕逛书店，每年成百上千的新书摞在那里，大多只是当代文字，这情景足以让许多纯文学作家丧失再创作的勇气。人们觉得房价高，于是《蜗居》了；腐败叫人痛恨，于是《驻京办》、《市委书记》了，人们当下关注什么就有什么。早年留学热，就有《北京人在纽约》、《上海人在东京》。很多出书人满足的是迎合，停留在精神的表面层次，很难看到作者内心的真诚。而最深层次的世俗关怀、抵达人性之根的纯文学作品，却让如今习惯快节奏的读者难以卒读。难道我们民族的文化修养只是满足于纪实与猎奇吗？现在有些批评家指责纯文学故作姿态、媚雅，但他所指责的那些不正是我们这个社会所迫切需要提升的东西吗？
由此对那些以速度表现在写作、阅读及反馈上的网络文学，是否真能像有些人预测的那样改变国界，改变人类思维方式、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我持保留态度。我的小说《今夜去裸奔》在《十月》发表后，很快我就发现有一篇自称根据《今夜去裸奔》改写的《开着宝马去裸奔》挂在了网上，作者和书中的人物名字全部保留，故事也基本雷同，只是多出许多乱七八糟莫名其妙的东西，充斥着小资情调、风花雪月，那些跟帖、灌水更是将作品肢解得支离破碎，看得我目瞪口呆！网络文学显然是给那些找乐子和游戏的人准备的。
尽管我早已用电脑写作，但我更看重投稿出书。发表一部作品，经过编辑、一审、二审、终审，一校、二校、三校，发表出来有种神圣的感觉，至少不会错字连篇语法混乱，有这么多人把关，对得起“文学是精神产品”的称号。不过，我也不抵触网络文学，如果有一天写手们能不狭隘地宣泄，快乐地堕落，更重要的不滥用自由表达的权力，也许吧，只是网络太过便捷，人们何苦再去劳神咬文嚼字、文心雕龙呢。码出一堆文字，呼啦啦没有任何障碍地发泄出去，坐等速度飞快的回帖“我顶”、“顶你个肺”。我相信，这样的网络写手是不会被自己的文字所打动的，那种为自己杜鹃啼血出来的人物命运所感动而痛哭流涕，浑身颤抖，食不甘味的体验，他们很难体会。连抄袭在粉丝眼里都不再是耻辱，那我们还如何能相信“文学”呢？
问：我看过一些网络小说，全是对话的铺陈，没有社会大背景，人物性格、情节设置缺乏逻辑性。也许，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那文学的使命何在？你现在的工作，能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这都是极好的素材。作品不仅要反映时代，更要反映被时代沉淀下来的东西并能够流传下去，作品自然也便成了经典。希望你能写出这样的作品来。
郭潜力：文学应该是划时代的，因为世俗关怀，人性之根是永恒的。网络文学是信息时代的产物，它所依靠的是一种新技术，所以，它的意义更多的是表现在技术的层面，而难具有哲学和文化的内涵，至少目前是这样。有人将网络文学比作原生态，较之纯文学而言，它直接率真，不矫情。如果原生态是这样一种理解，那我们人类尽可以重新回到树上去了。
至于文学的使命，探讨这样的问题会不会招人拍砖？过去我们走了一段弯路，过分强调文学的政治意义，屏蔽了文学本来的面目，导致全民起腻，反理性、反崇高、反英雄一度成了诗歌的主旋律。后来与之对应的反思文学、寻根文学蓬勃起来，只是“以‘世界文学’的视镜从中国文化寻找有生命力的东西”还来不及纵深挺进
社会便被商业大潮所吞噬，网络文学的兴起，多少也加重了文学不再沉重的落寞。毫不讳言地说，文学的使命就是那种建立在与宇宙，与大自然灵感沟通后的探寻生命终极的过程，是实践着的理想和追求。也就是说真正和宇宙，和大自然有灵感沟通的，才具备真正意义上的创作。这样出来的作品，才可能成为经典，才可能流传下去。
城 市
问：《海口干杯》、《城市狩猎》和《今夜去裸奔》都是反映城市现实生活的。评论家们或名之为典型的“城市书写”，或称其内核是作为城市主体的人的精神世界，是对变革时代的人的精神生活的记录和抒写。如《海口干杯》在90 年代的城市文学浪潮中引起广泛的关注，被称为“特区文学的一支新秀”；何振邦称《城市狩猎》是“新都市文学”的一个重要的新的收获；李洁非说，这两部城市小说“显示了作家城市意识的深化”，从个人英雄历史主义的理想空间转到了复杂性。而到了《今夜去裸奔》，则是关注成功人士的生存问题，揭示出城市生活的残酷性。你对这些评论怎么看？你对现实城市生活是如何理解的？
郭潜力:《海口干杯》严格意义上说是一部浪漫主义的作品，从旧体制下挣脱出来，身心沐浴在自由的空气之下，在物质基础几乎空白的一张白纸上，人们精神自由驰骋，纵横开阔。你想，从闭塞走到洞开，那是一种什么感觉？一句话，充满了新鲜与激情，也就是改变命运的英雄主义的吟唱。可很快，市场经济的贪婪剥开了美丽的外表，悲剧的一面呈现出来。《城市狩猎》大抵就是这一复杂性的写照。《今夜去裸奔》表现的是城市人精神层面的探索，是有一定物质基础之后的上层建筑。如果我们还像过去那样面对光怪陆离的世界都以“游戏规则”来搪塞或回避，那我们是不会健康前行的，就像金融危机给人类带来的发展观和经济运行结构的深刻反思。在去年的达沃斯经济论坛上，有人疾呼：市场经济太罪恶了。资本主义的贪婪，少数金融寡头穷凶极恶地赚钱，让全世界为之付出代价。终于世界提出了重新反思，反思市场经济所管控不到的地方，反思人类是否要永无遏制地贪婪地开发地球资源，人类的发展观需要重新认识、重新设计、重新架构。城市作为人类文明演进历程中的凝结，其发展的终极目标，是让生活在城市的人们更满足、更舒适、更有尊严、更有幸福感，单独偏重某一领域是与精神和物质一起构成的和谐相抵触的。
问: 有评论认为，你笔下的人物在追求世俗的成功的同时，不放弃个人理想，要追寻精神的解释。从而，你的文学认识和叙事传达达到了新的深度。《今夜去裸奔》以一种隐喻的方式，颇具荒诞感地叙写现代生活的精神图景，现代人的精神奔突。洪治纲说，它是现代人心灵焦虑的一个精神范本，它也是现代人寻求精神救赎的一个精神范本。你把财富当作基础，精神追求的东西更多一些。作为作家，你的追求是什么？
郭潜力: 我觉得有一个词特别好——流连。匆匆的脚步如何能让美定格在你的脑海里，沉淀在你的血液中？这个社会发展得太快，人们实际上并没有做好应付这种快节奏的精神准备。《今夜去裸奔》的主人公从标志身份的起名开始，就已身不由己进入一种迷失的漩涡状态。80 年代，父母望子成龙给他取了“李大为”，指望他大有作为。后来独生子女了，父母又给他改名叫“李葆存”，最低要求，平平安安存在就行。大学毕业后父母又雄心勃发恢复了他的本名。成为职业经理人后，他又被MBA 老师借鉴一些歌手改名成功走红的范例，被改名为“韦瑞”，隐含伟大人瑞的意思。他到外企工作后又有了附庸风雅的英文名“拜瑞”。他自己都经常犯糊涂。从哪里来？到哪里去？断了线的风筝，迷失在认同里。而他身边的同事也莫不如此。对手段叙叫哈里，情人梁琴叫杰茜卡，频繁变化的名字，折射了角色的不停变换，更是中国人这30 年的精神变迁。中文说出我爱你，诘齿聱牙百口莫张，英文哎拉夫有，脱口就来，不是母语，像是戏言，自然少了一份责任的语境。人们一旦没有面具，便对自己周遭的一切很难自信，心力交瘁大汗淋淋。这世界变化太快了，这个快得益于科技发明的迅猛发展，它使我们生命的年轮无法再勾勒出那一道道美丽清晰的弧线，像泼墨，但不写意。有种观点说现在哲学已跟不上科学，有失偏颇，他们将科技发明与科学相等同。科技发明并不一定具有科学的永恒性、普适性和唯一性，在博大的宇宙之中，它兴许只是雕虫小技，是一次抖机灵。而爱智慧的哲学恰恰与科学的本质相生相伴。所以，对更看重实用、济世的科技发明，我们有理由说，在极端利益驱使下它还有可能成潘多拉的魔盒。
现代的西方靠着科技的发明，采取掠夺式的经济发展，严重拉大了人类的不平衡，导致了近百年的两次世界大战，给人类带来了一次又一次的灾难。这个灾难不能不说有科技发明带来的责任。如果说冷兵器时代，人们还会在相互屠杀中筋疲力尽而休养生息的话，那科技时代，歇斯底里的精神病患者会瞬间毁灭地球。所以，《今夜去裸奔》里的主人公才会发出“人类不能这样利欲熏心永无止境，到一定时候得将创新发明统统宣布为非法，就像取缔邪教那样见一个灭一个”的骇俗之言。
问：全球化背景下的城市发展更快了。相应的，城市也病了。如何让城市生活更美好，文学家不能缺席，不仅要用文学来记录城市的发展，更要表达你们的思考。从2007 年到现在，三四年过去了。你还没有新的作品问世，一定是蓄势待发吧。能透露下一步作品的主题吗？
郭潜力：我其实一直在写，之所以没有新的作品出来，一是我毕竟是业余创作，还要花很多时间去工作，去谋生，还远没达到“人生”的地步；二是发表一些作品后，已经没有了初生牛犊不怕虎的锐气。我现在对文字充满了敬畏，每一个字从电脑上敲出，总觉得马虎不得，要反复推敲。今年应该会有一部新作出来，主题还是城市背景下的人物命运。
（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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