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原因让教材出现谬误
由王锐生等主编、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2002 到2007 年版都将罗伯特·欧文说成是19 世纪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者, 这是一个常识性错误。
这是一个根本不该出现的常识性错误，但教材几经修订，这个错误仍然“潜伏”其中。这个错误再版时完全应该解决，这么多年过去了，居然一直得不到发现和纠正。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教材出现如此谬误呢？
我想是因为编写人员多为业余性质，分工不同，各自编写自己的部分，缺少交流和切磋，而且编者在编著教材时没有依据和核对原始资料，在学术上不严谨。如果编写者责任意识不强，不加推敲便草草完稿，教材编写过程中出现常识性“硬伤”就在所难免。出版社在教材出版之前要审稿、校对，如此的低级错误，在审校过程中为何没有被发现？是编辑、校对者能力不足，还是工作态度不认真？恐怕还是暴露了有关编审人员缺少一种责任心的态度。
中国目前的教材编写与出版体制严重缺乏竞争、自查和他查的机制和意识，整个教材的编写、审查和纠错机制均不健全，没有形成一个完整健全的审稿团体。教材的编撰、审订、出版、发行由教育行政部门指定的少数出版社一手包办。教材出版渠道的垄断封闭使教材的编写脱离了大众监督。教材编写忽视广大教师、专家和社会力量，实际上就只是一两个人的“杰作”，根本不是集体智慧的结晶。无论是哪种情况，都说明我们的教育行政体系在教材编辑出版乃至审核管理上出了问题。
近年来教材的编著者、审订者和出版者似乎过多满足于教材的进步而忽略了教材中的不足，尤其是对于来自广大教师的商榷意见不是采取“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有则改之，无则加勉”态度，而是动辄指责质疑者的动机，否定善意批评，从而造成教材错误长年得不到修正。这些年，基于对知识的尊重，有人就教材中的缺陷向有关部门提出质疑，但有关部门懒得搭理，以致很多教学人员逐渐对教材错误置之不理，习以为常。
教材在教学工作中的重要性无须多言。教材绝对不出错，似乎也不可能，但出了错长期得不到纠正，这种情况不能等闲视之。如果教材中的问题学生没有发现、教师又没有提醒，这样的教学质量怎么保证呢？据了解，在教学中，教师发现学生的批判意识不强，长期的学习生活让绝大部分学生形成了对课本的高度信赖，他们认为教材上讲的都是正确的，平时要死记硬背教材，考试要以教材为本。可想而知，教材一旦出错，会给学生们带来多大的误导，会让学生们顿感无所适从，陡增心理压力。由于教材在学生中处于“绝对权威”地位，有时即使教师敢于在课堂上指出教材中的错误或不当之处，却难免遭到某些学生的质疑。因为大家都有一种心理，认为教材是集中全国最高级别的教育专家、最优秀的教师，经过多年实践，去粗取精打磨出来的，又经过“全国教材审定委员会”的审定，那一定是好的。
教材是根据教学大纲和各科教学要求而编写的教科书，是为广大的教师和学生服务的，不能随意出错。无论任何时代，学生的学习都离不开教材，尤其现在是终生学习，终身受教育的时代。教材的重要性相当于拳不离手，曲不离口。像《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一书，既是专家编写，又是由专业出版社出版，竟也出现此等常识性错误，更何况其他部门组织编写的那些七拼八凑的教材、破绽百出的劣质教辅书。
按道理，编教材的都是专家，不大可能出这种常识性错误，但为什么一本全国发行的高等学校专用教材，多年来一个小小的常识性错误牢牢地躺在书中，几经修订，却未见其易？当然，编者并不是有意出错。金无足赤，人无完人，毕竟创作是很不容易的，需要字斟句酌，千锤百炼，不然就不会有“十年辛苦不寻常，字字句句都是血”等千古文人墨客的无限感慨了。瑕不掩瑜，关键是教材主编应对这一常识性错误作出及时的修正, 使教材在理论史实方面更加准确无误, 避免不应有的错误。
总理的质问
据新华社等媒体报道，2009 年教师节前夕，温家宝总理到北京第35 中学听课时发现，该校选用的初中地理教材有问题——把陕西、甘肃划入了华北地区。总理指出：“一个错误在教材上存在了14 年为什么得不到发现和改正？”总理的质问让全中国所有编写教材的专家和权威机构们找不出任何理由来为自己遮羞和辩护。这里的“硬伤”恰恰说明教材编者在这个问题上并没有严肃对待。无论是对教材，还是对教师和学生来讲，这都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行为。
据悉，出于利益的驱动，现在教材的编写均不同程度地存在编写周期短、粗制滥造等问题，有的教材从开始编写到学生使用，只有半年甚至更短的时间，没有经过专家充分酝酿讨论就匆匆“出炉”了；在这么短时间完成十几万甚至几十万字书稿的编撰、校阅、出版任务， 细节上的“粗枝大叶”自然在所难免。
教材是教师传道授业解惑的依据，是学生获取知识最主要最系统的来源。教材不同于一般书籍，在学生心目中处于“至高无上”的地位，是知识的载体。教材动辄以百万计发行，影响巨大，关系到亿万青年知识教育、人生观教育和素质教育的百年大计。因此，教材的质量应该得到保障，教材编写者、出版者及教材使用者等都负有相当大的责任。教材编写是一件极其严肃、严谨的科学工作，绝对不允许出现丝毫的差错。为保证教材编写质量，对教材编写人员应严格要求，严格考核，防止一些既无理论又无实践的人员加入到编写队伍。理应集中全国精英精心组织教材编写，编写人员一定要有求真的精神、严谨的治学作风，虚心的态度，专业素养好、理论水平高，有较深的学科造诣和丰富的教学实践经验，并且热爱教材编写事业，有奉献精神。教材的编写要讲究科学，既要尊重历史、尊重常识，又要维护历史的真实。作为教材的编写者更应做到这一点，知识面要广，通晓多个学科。如要编写好《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教材，不仅要有哲学专业的专家，也要有科学社会主义专业的专家。人多智慧广，群策群力才能使教材编写臻于完美。
为保证教材的准确性、可靠性，要有一支优秀的编辑队伍，并建立严格的审稿团体。编辑人员不仅要有广博的学识和专业修养，还要团结协作，充分发挥集体的力量。审稿严格坚持三级审稿制度，即责任编辑初审，编辑室主任复审，社长、总编辑终审。三级审稿缺一不可。主编定稿后，再聘请专家组审稿。在教材审查中，尽量做到认真细致审稿、反复校对清样，严格把关，坚决杜绝自编自审，甚至教材不送审的情况发生。只有经过多人多次审读，才能使认识深化，有效避免常识性错误。教材需要不断修订，有错就改，使之趋于完善。教材的修订是没有终点的，文章不厌百回改，经过大改小改、多次修订才出精品。这是对教材负责，也是对学生负责。 教材编写不仅是教材编写部门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需要大家共同关注、共同努力。集全社会之智，对教材进行全面修订。用批判的眼光来看教材，这本身也是一种学习，一种能力培养。 应当在每年印刷教材的时候，对先前发现的个别错误及时予以修改，使教材更加准确完善。
社会监督，有错就改
创作是相当不易的，正因如此，我们更应尊重编者，多给他们提意见。孔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师。”有关部门可以充分调动广大读者的积极性，鼓励他们向权威质疑。老师、家长、学生和广大读者，都可以从各自的角度，向各版本教材的编委会提意见。全社会各层力量都可以充分行使监督权，发挥监督威力。教材质量的提高需要有广大教师的积极关注和全社会的关心。教材的服务和使用对象是广大的教师和学生, 他们对教材最有发言权。对于教材质量的群众性监督是保障教材高质量的十分重要的方面，当教材可能出现问题时，有关权威部门和专家就有责任接受公众的质疑。有人关注教材、研究教材、对教材提出异议是很正常的，应该是好现象，可以最大限度地为教材去伪存真，使教材更经得起推敲。教材只有不断吐故纳新，博采众长，弃其糟粕，才能成为精品。出版者和编写者应虚怀若谷，积极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认真研究，及时改进，在修订中丰富教材、完善教材。编写教材需要动员全社会的力量积极参与，献计献策，取长补短。随着新的通讯工具的发展，现在出版社可以通过多种方式接受读者对教材的反馈。
不尊重知识，是对知识的亵渎，也是对教材质量的扼杀。古今中外，大师们从“错”如流、臻于至善的佳话不胜枚举。相传，白居易就经常将自己的诗作读给那些不识字的老婆婆听，请她们提出修改意见。正是这种严肃而真诚的学术态度，才成就了一个个艺术大师，创造了一件件艺术精品。2009 年10 月14 日《澳门日报》刊出社论说，温家宝总理12 日亲笔致信新华社。信中说：“贵社昨天播发我的《教育大计，教师为本》一文，其中岩石学的分类，应为沉积岩、岩浆岩( 也可称为火成岩)、变质岩。特此更正，并向广大读者致以歉意。”总理严谨治学、求真务实的风格，坦荡真诚的人格，勇于自我纠错的精神，以及对人民高度负责的态度，受到广泛赞誉，值得我们深深地反思与学习。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要用事实说话。教材出版后，在教材试用期间，还应该追踪，继续研究教材的改进问题。邓小平说：“实事求是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要提倡这个，不要提倡本本。”为完善教材，出版社的编写人员应深入实际，广泛征求一线教师、教研人员对教材的意见，还应注意倾听学生的意见。通过认真分析来自教学实践的大量信息，为教材的修订完善提供依据。一旦出现错误，应当尽快克服，这是广大教师、学生的基本要求，也是普及教育的基本要求。现在最可怕的还不是教材出错，而是出错后坚持不改。很多教材在一些问题上多年出错又得不到及时纠正，说明了教材的编写、审订、纠错和监督机制存在问题，健全和改革教材编写、审订、纠错、监督机制势在必行。因此，必须改革现行教材审定机制；建立良性的纠错机制；强化监督机制；明确责任追究机制和制定教材编写的法规，使教材编写逐步纳入法制化轨道。
总之，教材不是普通的书籍，教材的编写是一个十分值得重视和研究的问题。教育部门应该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建立科学的教材编写规范化机制，实现教材编写的可持续发展，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把编写教材作为一项课题来研究，这也是提高国民素质教育的根本大计。
作者单位：漳州师范学院，副教授
（ 本文编辑 谢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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