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年前，我在国家图书馆第一次看到台湾出版的美国著名心理学家罗洛·梅的《焦虑的意义》中译本时，真有如获至宝之感，翻看一下午之后，终于抵不住诱惑，忍痛花了一百多块将全书复印带回家，从此装订成两大本的《焦虑的意义》成为我案头的常备书。然而原书是繁体竖排版，翻阅起来殊为不便，后来看到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出版了规模颇宏大的《罗洛·梅文集》，却独缺《焦虑的意义》，一直深有遗珠之憾。近日，偶从网上发现这本书已由广西师大出版社引进台湾版权在内地出版，而且采用的同是朱侃如译本，于是立即购得一本，随手翻阅，感觉装帧与印刷均属上乘，注释也由尾注改为脚注，更便于阅读，唯一缺憾是字体太小，虽略省纸张，却费目力，不如台湾版字大疏朗看得悦心悦目。
罗洛·梅（Rollo May,1909-1994）早年家庭生活不幸，曾饱受父母争吵咆哮并最终离异之苦，也造就了他敏感、沉郁的精神气质。他终身酷爱文学，在其著作中，古希腊悲剧、莎翁戏剧、欧美现当代小说、诗歌他总能信手拈来，这在心理学家中尚不多见。他曾在青年时期感染过肺结核，这在当时几乎是不治之症，他在卧榻三年之后，与死神擦肩而过，终于逃过一劫。但是切肤的病痛与死亡的威胁使他对人生与人的情感都有了深切体验与感悟。病愈之后他入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在著名哲学家保罗·蒂里希的悉心指导下，于1949 年完成了其博士论文《焦虑的意义》，经答辩以优异成绩获得哥伦比亚大学授予的第一个临床心理学博士学位。1950 年，《焦虑的意义》付梓出版，罗洛·梅开始在美国心理学界崭露头角。随后的几十年中，罗洛·梅先后出版了《人的自我寻求》、《存在之发现》、《心理学与人类困境》、《存在心理治疗》等20 余部著作，并曾任美国精神分析学会主席等学术职务，成为一名成就卓著，并在国际学术界有广泛影响的心理学家。
一
我个人认为，罗洛·梅的主要成就是对焦虑的精深研究，他的第一部著作《焦虑的意义》是一部系统全面地总结西方各个学术领域焦虑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作者搜罗之广，用力之勤，论述之精，在有关焦虑的著作中极为少见。因此，虽然该书第一版面世距今已有60 多年的历史，然而它仍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在《焦虑的意义》的第一部分“焦虑的现代诠释”中，罗洛·梅不仅搜集整理了20 世纪以来文学、社会学、政治学、哲学与心理学领域对焦虑的各种见解与艺术表现，而且用很大的篇幅系统地梳理了各个历史时期在哲学、生物学、心理学、精神分析学、文化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等领域对于焦虑的研究成果与学术观点。通过罗洛·梅的研究梳理，我们不难发现，在西方学术思想界，对于焦虑的研究有两条主要脉胳，一条是哲学、人文的研究脉胳，一条是科学、心理学的研究脉络。两条脉络各有自己的发展逻辑，当然也有一些交流与碰撞，特别是随着精神分析学中“人际文化学派”和“存在心理学”对于焦虑的研究渗透进越来越多的哲学与人文内涵，这两条研究脉络也呈现出日趋交叉与融合的趋势。
在西方的哲学、人文领域，对于焦虑的研究相当久远，但罗洛·梅没有追溯中世纪的基督教世界中对于“上帝的愤怒”的普遍恐惧与焦虑，而是把目光直接推至17 世纪的斯宾诺莎，其用意在于说明，近代以来对于焦虑的研究，都是笼罩在17 世纪以来由笛卡儿、莱布尼茨等人奠定的现代科学理性的思维构架之内，或者是对这种理性精神的纠正与反叛。
斯宾诺莎是以存在为起点来谈论情感的。他认为，“任何东西都努力保持自己的存在。这种努力就是存在本身；它只表现在一段不确定的时间里。”（转引自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四卷，贺麟、王太庆译，商务印书馆1995 年版，P125）这种努力如果与心灵相联系，它就是意志，这种努力如果同时与身体和心灵相联系，它就是欲望。对于不同事物的欲望就产生了情感。斯宾诺莎从理性主义的立场出发，认为情感是一种混淆的、有局限的观念，它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使人处于被奴役的状态。斯宾诺莎并没有直接研究焦虑问题，而是谈及了恐惧。他认为恐惧是一种不确定的痛苦，而希望是一种不确定的快乐。“没有希望就没有恐惧，反之亦然。恐惧起于心智的软弱，因此是理性没有运作的缘故。”我们只有在理性的引导下行动，才能免于恐惧和克服命运。罗洛·梅认为斯宾诺莎将希望与恐惧并列就是已经站在了焦虑问题的门槛上，因为焦虑本身就是一种既有期待又有恐惧的心理冲突状态，但是斯宾诺莎始终临门而不入，实是他对理性的信念太强大使然。是时代精神决定了焦虑问题未能进入斯宾诺莎的思想视野。
与斯宾诺莎对理性充满信念不同，同时代的另一位哲学家帕斯卡尔却对理性的人充满疑虑与忧思。这支多愁善感的思想的芦苇，吹出的是一曲有关人世沧桑的哀歌。他看到生命的脆弱与短暂，感叹际遇的无常与偶然，发现人因害怕孤独而“总是匆忙度日”，发现理性因过于自负而错过了对情绪的细心考量。因此，帕斯卡尔说，“心的理由是理性所不知道的。”罗洛·梅认为，虽然帕斯卡尔没有对焦虑提出见解，但是他对于人的心灵的复杂性和脆弱性的认识，揭示了人类情感的非理性的一面，依然对焦虑的研究深有启示。
在西方哲学史上，对于焦虑研究作出最大贡献的思想家，当然是克尔凯郭尔。罗洛·梅认为克尔凯郭尔“创作出有史以来对焦虑最直接最深刻的研究”，就是写作了《焦虑的概念》一书。罗洛·梅认为，《焦虑的概念》的主要观念是阐述焦虑与自由的关系。克尔凯郭尔把自由界定为可能性，人总是向着可能性进行筹划，而焦虑就是人类在面对他的自由时所呈现出的状态。人在实现可能性的过程中一定会产生焦虑，可以说焦虑是可能性变为现实性过程中的一个中介因素。
接着，罗洛·梅对于克尔凯郭尔描述的“亚当之罪”作了完全是心理学的解读。他认为亚当自我意识觉醒的神话故事相当于对每个人在婴幼儿时期的意识发展过程的一种再现。他说，心理学的研究表明，儿童在一到三岁时尚没有自我意识，约莫到四五岁时会有一个自我觉知的唤醒，心理学上称之为“自我浮现”。罗洛·梅认为亚当从天真无知到知善恶，这种“质的飞跃”，就相当于儿童的这种心理变化。这种解释似乎失之简单与肤浅，但也更易理解。
罗洛·梅指出，克尔凯郭尔写作的核心问题在于，人如何能够自主地成为他自己。但是，人又常常不愿成为他自己，他或者逃避，或者伪装，或者随大流，或者虽大胆出击，却以失败与绝望收场。他的这些心理冲突，是焦虑的体现，而人的成长正是奠基于正视焦虑并依然前行的努力之中。罗洛·梅特别谈及克尔凯郭尔对于焦虑中的人既害怕焦虑又不愿离开它的那种矛盾心理的刻画，认为克尔凯郭尔敏锐地抓住了内在冲突这一焦虑情绪的特质，这一特质也为现代心理学的研究所证实，弗洛伊德、霍妮等人的研究都描述过神经性焦虑患者沉浸在焦虑之中无法自拔的苦状。
罗洛·梅对西方哲学、人文思想中的焦虑研究所作的简单梳理中，略显不足的是，他没有提及海德格尔和其导师保罗·蒂里希对焦虑的论述。
二
相比哲学、人文领域对焦虑的研究，神经学、生物学、心理学等自然科学领域对焦虑的研究历史较短，但也已经获得了不小的进展。罗洛·梅之所以对科学界的研究成果极为重视，是因为他深知，焦虑作为一种身心结合的心灵现象，身体与行为的反应是焦虑的一种外显的标志，对它们的深入研究，无疑会加深人们对于焦虑问题的认识。
在科学家看来，焦虑是人处于某种危险情境时的不安状态，但这种情绪是人所独有的吗？动物会焦虑吗？这些问题不是形而上的玄想所能回答，而需要科学的实验与观察。
生物学家利戴尔（Howard Liddell）以羊为实验对象做了动物神经症的系列研究。他发现，当实验室里的羊预感自己将遭电击时，它会显现出警戒的状态，其特色是不间断的怀疑，随时准备行动，但是却没有明确的行动方向。利戴尔认为，这项实验表明，“动物并不具备与人类相同意义的焦虑，不过它们相对具有一种原始简单的情绪，称之为‘警戒’（vigilance）。” 这种“警戒”不能被称为“焦虑”，因为利戴尔的实验证明，羊对危险情境的前瞻能力大概只有十分钟左右，狗大概有半小时左右。而人在焦虑时可以穿越时空，将上下五千年、纵横几万里的危险都置于自己面前。
生物学家兰迪斯（Landis） 与杭特（Hunt）发现，无论是大人、小孩，黑人、白人，当他们听到背后枪响时，其反应竟出奇的一致，大家都是弯下身，头往前抽动，眨眼。这种“惊吓模式”是焦虑吗？他们的实验证明，这种反应是有机体在针对强烈刺激做出的先天的不自主反应，它先于恐惧与焦虑这两种情绪。罗洛·梅由此得出结论，“我们认为惊吓模式是一种原初和先天的防卫反应，它是有机体情绪反应的先驱，后来会变成焦虑和恐惧。”
弗洛伊德和兰克都认为“出生创伤”是焦虑的原型，这是科学的吗？儿童心理学家史必兹（Rene Spitz）通过对婴儿的观察研究，发现八到十二个月大的婴儿在面对陌生人时会表现出明显的不安情绪，因此他创造了“八月焦虑”来描述这一现象。我国的中医有“怒伤肝，忧伤肺，思伤脾，恐伤肾”的说法，皆说明内心的情感波动会对人的身体产生影响。精神分析师密特曼（Bela Mittelmann）等人的实验也证实，大量的焦虑是诱发胃溃疡的元凶之一。科学家还发现，在焦虑与恐惧的状态下，身体会制造过多的糖分，从而引起糖尿病。因此，罗洛·梅说，“生病是解决冲突情境的方法之一。疾病是缩小自己世界的一种方法，随着个人的责任与担心的减轻，而比较有机会可以成功地因应情境。”
总之，科学家的这些研究成果，就像是层层剥笋，为我们剥开了包裹在“焦虑”情绪之外的种种认识的迷雾，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我们的身体在以一种怎样痛苦与脆弱的方式，和焦虑作着抗争。
作为一位心理学家，罗洛·梅依然坚守自己的学术立场。虽然他对科学界的焦虑研究表现出极大兴趣与很高的评价，并称神经生物学家戈尔德斯坦对他自己的焦虑理论贡献良多，但他仍然宣称，“生命情境（如焦虑）的成因，永远不可能从孤立的神经或生物学反应发现。”焦虑必须在心理学的层面上，才能找到理解其本质的钥匙。
三
精神分析学对于焦虑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生理学、动力学的维度逐渐扩展到个体心理意识、社会心理和文化模式的发展过程。弗洛伊德早期以力比多理论来解释焦虑，将焦虑视为压抑的性驱力能量转化而来的一种情绪，这是将人的心理意识归因为一种生理需求的科学假设。它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人的内在性与自然属性之间的关系，揭示出身心结合的人之精神对于肉体的无法摆脱的依存关系，尤其是人类心理现象之下隐藏的生理性的根源。但是缺陷在于，这一理论将性能量向焦虑情绪的转化视为一种自动的生物- 化学转换过程，其内在的心理机制没有得到充分的呈现。直到弗洛伊德发现了俄底浦斯情结，才将焦虑的深层心理根源挖掘出来。后期弗洛伊德在其建立的“人格三层次结构”的理论基础上，对早期理论进行了重大的修正，认为自我才是焦虑的根源，而将力比多的压抑论放在了次要的位置，认为是自我觉察到本我的冲动有可能带来外在危险，遂以焦虑的形式对力比多进行了抑制。这种解释正如霍妮所说，更具有心理学的意味。
在焦虑的起源问题上，弗洛伊德先于兰克发现了出生对于焦虑的重要意义，但是只有通过兰克对于“出生创伤”的系统阐发，人类的出生才与焦虑的本质联系起来。兰克认为，人在出生时离开母体，既蕴含着失去生命的危险，也意味着与母亲分离的巨大创伤，这种恐惧就是一切焦虑的原型。人在出生后的个体化的过程中，都在一直重复感受着这种分离的创伤经验，如断奶、上学、出门工作、结婚等，而死亡就是生命与世界的最终分离。兰克对焦虑的解释消解了弗洛伊德焦虑论中居核心地位的“性驱力”观念，代之以亲情的内在张力，有了更多精神性的意蕴。
从霍妮、沙利文开始，精神分析学发展到“人际文化学派”的新阶段。霍妮指出，人的焦虑虽然有生理需求的基础，但是更有文化模式的影响，在特定的历史时期，文化模式甚至会成为一定人群焦虑心理的决定性因素。霍妮与弗洛伊德同样重视儿童的早期经验，但是与弗洛伊德重视儿童性意识不同，她更注意到在亲子关系中存在的敌意与互相的排斥。她认为是这种深藏的敌意伤及人格自尊与价值，使儿童失去安全感与亲密感，因而产生焦虑。霍妮对于敌意与冲突的强调对罗洛·梅的焦虑理论产生了重要影响。沙利文认为，焦虑是人际关系分裂的表现。我们都是在与周围我们有重要关系的人结成的“一体化”情境中生活，依据他们认可和传递的文化标准来评价自己。当我们个体获得满足的方式得到这些重要人物的否定或者指责时，个体就会觉察到他的人际关系出现了裂缝，就会产生焦虑。沙利文说，“焦虑是自尊遇到危险的信号，是一个人在重要人物心目中的地位遇到危险的信号，尽管这些重要人物只是来自童年时期的理想形象。”（ 【美】沙利文：《精神病学的人际理论》，参见蔡飞：《沙利文的焦虑理论》，《江苏教育学院学报》1995 年第3 期，P75）沙利文这种将焦虑与自尊、人际关系等社会价值联系在一起的思想，在罗洛·梅的焦虑论中有进一步的体现与深化，成为他的存在心理学焦虑理论的组成部分。
（ 本文编辑 王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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