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昌首义辛亥革命，打仗之外，头一项革命行动可谓剪辫子，接着就是换国旗，改纪元、过新年、易服饰、废除跪拜、不许再叫大人老爷！从此，过去的奴才与过去的老爷，理论上平等了……
剪 辫
为什么头等大事是剪辫子？可看1911年10月24日《民立报》的《短评》：“‘留发不留头’，此八旗入关剃发之律令也……今日革军起事武汉，又劝民人剪辫……革军起事之时，无不首先改变此制。”同年11月12日 《时报》也载：“自汉起义，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除去胡尾，重振汉室。”
脑后那条尾巴，被认作了清王朝的标志；所以剪不剪辫子，就成了革不革命、服不服从革命军、当不当我同胞的公开表态。可实际上，辫子问题并非那样简单，清末人们“拜年作揖”，脑后拖弋的大辫子，飘飞着辫绳、辫梢和辫帘——可以想象，这样美丽胡哨，一定也是主人的骄傲；作为男人头顶最重要的装饰，曾有许多讲究，“官派辫子”、“文派辫子”等等。还有“匪派辫子”，又“酷”又“靓”，讲究大辫顶、孩儿发、长辫梢、加大加长的辫穗、灯笼锦或蛇皮锦的辫帘子，下垂过膝窝，抹足花汉冲的头油，洗脸用鹅油胰子，唱着“十三咳”窑调，招摇过市见人便请“罗圈大岔安”。
辫子变得丑陋，是在大清开放以后，剪辫浪潮从暗到明，从远在外国的华侨、留学生，到清朝官员。剪辫子的原因各有不同，多数与革命无关，如不合国际观瞻、不卫生、太麻烦，或者干脆就是外国人嘲笑、不好看。比如早在1898年，康有为就向光绪皇帝提出过断发、易服、改元主张。赶到辛亥革命前夕1911年9月，驻美大使伍廷芳提出了《奏请剪发不易服折》，可惜已经晚了。拖了200多年的辫子文化成了大清“国粹”，自然也成了维新革命的对象。
大清辫子成为文化，就必然有人留恋，何况革命前途一时不明，也怕站错了队。如陈其美一则《通令军人剪辫》：“因剪辫而致冲突之案……皆因不肖军士潜将发辫暗藏帽内，以致人多观望……对于普通人民，剪辫与否，原可听其自然……而军人……不能稍事姑容……如有抗违不遵者，即行追缴饷银，革除军籍，不稍宽贷。”可见，不想剪的也大有人在，至于某名人脑后的辫子是尽人皆知一直拖了好多年才随他死去。
剪辫子，还引发了国人的“西装头”。过去一根辫子无所谓，一刀剪去了头顶怎么办？要么剃光头，要么一刀齐，好看的“西装头”也便应运而生。
换 旗
古代中华，无所谓国旗；有“枪”便是草头王，君即国家，御旗皇旌军旗即是国旗。清末有了现代国家概念，颁布了国旗，却很少见，也很少出版；因为无上尊严，不能轻易使用；另外开始只是为了外交，除了走出国门的海军，也很少要用。长方形，黄色中嵌青色飞龙的国旗，1888年由慈禧太后颁布《北洋海军章程》正式批准，成了最后的清朝国旗。
1911年10月10日，革命派在武昌城头“首义”“复汉”，在黄鹤楼扬起了“十八星旗”；200多年的大清皇朝轰然倒塌，令革命党都来不及接管，各省革命军各打各的旗，有“五色旗”和“青天白日旗”等等，搞得上海光复时迎接军民无所适从，只好全城悬挂白旗，像是投降。
临时政府还未成立，1911年11月8日《民立报》就以《改易徽号》为题颁布了“民政总长布告：各地方所悬国旗，须与本民政府一式”；1911年12月18日，《民立报》又以《国旗命意》通告划一国旗式样：“国旗者，为国家之标识，国民之目的，其关系至为重大，若稍有参差，何以光我民国，而壮观瞻？查从前各地所制国旗，皆出自由，奢者用绸纱，俭者用布帛，或大或小，未能一致，不独有玷国体，更何以表我同胞万众一心之至意？刻下东南砥定，胡尘指日海平，自应将国旗统归划一。本都督先行用五色布制就二万方，长英尺九尺，广英尺六尺，合价大洋一元。如有多给价目者，请即向原出售处找还可也。凡我同胞，皆可向下列各商家备价领取，或照式自制亦可。惟不能丝毫有异，俾归统一，而昭慎重。特此通告明华公司、商团公会、商团总会、市政厅、民政厅、闸北自治公所、电报总局、劝业公司、久大军服公司。沪军都督府谨布。”这面“国旗”应当是沪军都督陈其美颁布，未免匆忙，一地之旗当不得一国大任。
如果各地都自说自话自作主张，国旗将何存？于是赶快统一国旗，1912年1月甫一成立的临时参议院讨论国旗，经过激烈辩论终于决定了五色共和旗作为第一面国旗，由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公布施行。
改历，补过新年
同盟会机关刊《民报》1906年在日本创刊，版权页有点意思，用的纪年多达4种，如第八期第一页是“中国开国纪元四千六百零四年”，以下是“西历一千九百零六年、日本明治三十九年、清光绪三十二年、阳历十月五日”。所谓“中国开国纪元”，就是中原老祖宗的黄历；西历，是世界通用的阳历；明治，因为在日本出版；光绪，是非不得已，因为还是大清国。反清革命，改历便也是头等大事；武昌首义后，革命军的文告，时间都用黄历；《民立报》在宣布换旗同时还宣布了“即日起用黄帝纪元，不准再用‘宣统’字样”。
可是，黄帝纪元只用了2个多月就到1912年1月1 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发出了改用阳历的通电：“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零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1912年1月2日《申报》以“中华民国新纪元”为题刊登“改历通告”：
……本日（阴历十一月十二日）奉大总统孙谕令，以本月十三日为阳历元旦，我民国百度维新，亟应及时更用阳历，期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布告军民各界人等知悉，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着改为中华民国元年正月第一日。从前行用阴历，一律变更。孙大总统即择于元年元旦就任，发号施令……自明日起，各界一律悬挂国旗，以昭庆贺而光大典。
如此改历，立即出现了两个问题，其一是开国第一个新年即1912年1月1日元旦已过，不免要留下极大的遗憾。其二，民间习惯春节“旧历年”，许多公务民事都以年底为期，商业都是年底清理结账；猛地一改，账都不好算！连讨债与躲债的，都不知怎么办。
于是，就有了民国开国就“补过新年”，1912年1月5日《时报》刊登《补祝新年通告》：“……奉大总统颁行阳历，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日，并定于阳历正月15号补祝新年……阳历正月15号，即阴历十一月廿七日，凡地方店铺居民，应遵于是日补祝新年，一律悬挂国旗，同伸庆贺。”1月8日《民立报》又刊登“……中华民国改用阳历。惟念各商业向例于阴历年终结账，敲骤改章，恐有妨碍，仍以新纪元2月17日，即旧历除夕为结账之期。”可是，时间如流水，哪里能补得回来，只不过有“补”，总比开国就缺一个新年好。
易服、废除跪拜
像剪辫子一样，革命就要颠覆旧文化创立新文化，包括改变看着不顺眼的服饰与举止，先破后立废除了再说。1912年3月5 日《申报》发布《丁祭废除跪拜告示》：“……奉沪军都督陈令内开……近接浙江民政司长电称，文庙丁祭，应否举行？礼式祭服如何？其余前清各祀典应否照办？迭据各属请电照遵等因。据此，查民国通礼，现在尚未颁行。在未颁以前，文庙应暂时照旧；致祭惟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其余前清祭典所载，凡涉于迷信者，应行废止。惟各地所祀者不同，请由本省议会议决存废。事关全国，为此通知贵省……”
事关仪礼，穿什么？戴什么？如何行止？怎样恢复汉服？新政府来不及规定，许多人不知所从；工人农民短打容易，西装毕竟只适合少数，于是长袍马褂先扣上一顶洋帽；上海都督甚至指令推广冠华制帽公司出品的“雄鸡”牌各种西式凉帽。
革命号称人人平等，废除跪拜首当其冲。过去的跪拜，从来是下拜上、贱拜尊、幼拜长、无权的拜有权的、没钱的拜有钱的，显摆权势或表示臣服，是最直接的人身不平等。民国政府废除封建跪拜改为鞠躬，显示了文明进步，可惜不是一声号令就禁止得了；大喝一声“跪下来！”的肉刑，甚至延续到了今天。如今，某名师堂而皇之地接受人们跪拜、某学校公开实行跪拜礼等做法，马上令人想到了100年前，立刻招致批评。
改革较成功的，恐怕算废除旧的称呼。1912年3月4日《时报》刊登《不必称大人老爷》：“……案准内务部通电，奉大总统令开：官厅为自治之机关，职员及（乃）人民之公仆，本非特殊之阶级，何取非分之名称。查前清视官等之高下，有大人、老爷等名称，受之者增惭，施之者失体，义无取焉。光复以后，闻中央、地方各官厅漫不加察，仍习旧称，殊为共和政体之玷。嗣后各官厅人员相称，咸以官职；民间普通称呼，则曰先生、曰君，不得再沿前清官厅恶习……一律照令改换名称，并希出示通告人民，咸喻此意，以涤旧染之污，而示更新之象……”
此举甚得人心也很容易，社会上很快普遍了“先生”，书面上接受了“君”，只是政府机关与公私机构和封建家族做不到有令就止，“老爷”、“大人”的称呼甚至延续到了民国后期。
（本文编辑 李文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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