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04日 Wed

民国报刊中的联合国翻译

《中华读书报》(2026年11月04日 1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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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版:文化周刊·出版史
中华读书报 2026年11月04日 Wed
2026年11月04日

民国报刊中的联合国翻译

  1945年10月,联合国成立。成立伊始,联合国的口译服务沿用了此前国际会议上普遍采用的交替传译形式。1945~46年德国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在审判中试用同声传译,并取得了良好效果,不仅大幅提升了审判效率,而且树立了基于多语言口译服务实现正义的标杆。纽伦堡审判的翻译服务吸引了联合国的注意,1946年,联合国首任秘书长特里格夫·赖伊(Trygve Lie)亲自带队赴军事法庭考察,随后便在联合国开展同声传译试验,最终联合国安理会于1947年11月15日通过决议,宣布鉴于1946年的成功试验,决定“采用即时传译(即同声传译)为一常设制度,与连续传译(即交替传译)制度间用或同时并用,按会议性质之需要决定之”。

  联合国及其会议口译服务作为新生事物,吸引了当时国内报刊的注意,在1946~47年期间曾出现过三次集中报道。这些报道不仅为当时的国内读者打开了一扇了解联合国的窗户,也留下了联合国翻译在国内媒体首次亮相的珍贵史料。

  对联合国翻译报道的第一波高潮出现在1946年4~6月。这一轮报道的内容非常相似,其对象是最早一批从事联合国口译工作的译员。多家报纸均以“联合国的翻译员”为题,介绍了联合国口译工作对译员的职业能力要求,例如,译员首先应当具备出色的语言能力,同时还必须对政治、经济和国际问题,以及参会代表们所辩论的内容有充分了解。

  同时,报道中还提到,联合国当时的口译小组由十二人组成,他们的工作不是机械的语言转换,而是基于对所讨论问题的深入理解实现意义传递。报道特别聚焦口译小组的三名优秀译员,包括首席翻译詹恩·胡伯特(Jean Herbert),以及安特烈·卡明克尔(Andre Kaminker)和乔治·卡明克尔(George Kaminker)兄弟,宣传了他们在担任联合国口译工作中的“事迹”。由于口译技能高超,胡伯特受到高度信任,“专门担任‘重要代表’之间非正式会谈的翻译”。而安特烈则具有超强的记忆能力,可以不依靠口译笔记,“而将全篇沉闷的演说译成生动的语言”,同时还能“模仿演讲人的姿态和发表演说的方式,甚至可以重复他们所用的华丽的辞藻”。

  值得一提的是,1946年11~12月,又有几家报刊以“联合国大会上的‘译意风’”或“联合国会场用‘译意风’”为题,介绍了联合国译员在“翻译室”中借助耳机和播音设备开展同声传译工作的过程。报道中提到了几件与译员有关的轶事。例如,译员在工作时非常紧张,近乎“神经质”;有时会因为高度兴奋而使得声音过大,此时旁边会有督察员专门提出警告;口译组负责人哈伯特(即胡伯特)强调,译员绝不能“在译述中插入个人的意见”等。在介绍具体译员时,还提到一位精通法、英、俄语的女译员罗丝馥(Evgenia Rosoff)。有一次讲话人用俄语发言,负责俄译法的译员由于手中的法文演讲稿缺失了好几段而当场卡壳,无法继续翻译下去。此时,罗丝馥手中虽只有英文底稿,却从容不迫地走到法文译员的工位,接替他用法语进行口译,轻松地化解了一场翻译危机。

  可以说,作为国内报刊对联合国译员情况的最早介绍,以上报道向国内读者塑造了高门槛、高水准的联合国职业译员形象。

  第二次对联合国翻译报道的高潮出现在1946年7月。7月13日,国内数家报刊都刊载了有关联合国开展同声传译试验情况的新闻,例如,《申报》报道标题为“联合国法定文字试行传译制,中文亦为其中之一”。同日其他报刊中亦有以“中英等五国文字传译试验中”“联合国会议试验传译五国文字”“诸国之文字可同时传译”等为标题的类似新闻。报道提到,联合国在其新建场址专门设置了同传工作隔间,并开展中、英、法、俄、西五国文字的“同时传译”实验,并指出“此种方式可消灭各种文字挨次翻译之冗长手续”,即可以避免交替传译带来的效率低下问题。报道中特别强调:“如中文传译试验顺利,即与以上诸国文字,同时采用为此间联合国一切会议中之通用文字”。根据《联合国宪章》,中文是联合国的官方语言之一,但彼时联合国开会使用的工作语言只有英法两种,此番开展的同声传译试验中既然包括中文,就意味着中文有可能也与俄、西两语一同纳入联合国的工作语言。所以这条新闻格外引起国内媒体的注意和广泛报道。不过,由于种种原因,中文直到1973年才由联合国大会决议确立为工作语言。

  国内对联合国翻译的第三轮集中报道出现在1947年。几家报刊陆续刊文专门介绍联合国的同声传译设备系统。同声传译系统虽早在1927年的国际劳工组织会议上就首次使用,但由于使用频率不高,此前国内报刊对其只有零星报道。而这次集中报道主要是因为同声传译系统不仅在纽伦堡审判上高调亮相,而且还被联合国所采用,这种能够大幅提高会议效率的口译系统因此吸引了国内一些媒体的注意。这些报道多以“最新翻译机器”为题,介绍该系统的工作原理。例如,1947年第9期《文摘》杂志不仅详细描述了联合国会场同传系统的工作流程,而且还配发了会场及译员工作隔间的图解。报道称:“七个译员坐在棚中,配备着耳机扩音机,当每个译员从头机接到讲演到的话句,他随即把它翻译进他的扩音机。如果讲演者说得太快,译员可以揿钮发亮讲演者台上的警告灯。听者在收听时,只须一拨收音机上部连接传递他所想听的语言的无线电线路的选择圆钮即可。机上的另一圆钮为控制音量大小的。”据该报道,当时的设备已经能够支持英语、西班牙语、法语、中文、俄语、德语和意大利语等七种语言,不仅用于联合国大会,而且也在其他一些国际会议,如第一次世界教育会议上投入使用。

  1946~47年间国内报刊对联合国翻译情况的关注,既有对当时国际上采用的新兴翻译技术和新型口译工作方式的“猎奇”心理,也体现了读者对于二战后国际形势发展、中文国际地位提升等话题的密切关注。就在1947年,联合国开始招募中文同传译员,其中就包括有“中国同声传译事业拓荒人”之称的唐笙。1950年11月,新中国特派代表伍修权在参加联合国安理会辩论时用中文发表即席演说,强有力地驳斥了国民党代表对新中国的污蔑和为美国侵略罪行所作的辩解。据伍修权回忆,他的发言“收到了很好的效果”,而“翻译得顺畅准确,带有相当的民族自豪感”的联合国同传译员唐笙,可以说是这次成功演讲的幕后功臣。1952年10月北京举办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大会,在这次有37国代表参加的大规模国际会议上,新中国自主培养的同传译员也首次亮相,为我国的国际交流事业发展贡献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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