薪火相传:我导师与他导师
1989年,我考入北大历史学系,成为张传玺先生的研究生,那一届老师只招收一名学生。老师给我上的第一堂课,讲的便是他与他的导师翦伯赞先生。
早在东北师大读书时,我就知道翦老的名字。那时历史系用的教材是本校老师编写的,但布置的参考书,主要有《中国史纲要》《中国通史简编》《中国史稿》等,这也是当时历史学界通称的“三部半通史”,那一“半”指的是吕振羽先生的《简明中国通史》。所以,在大多数从事历史学的老师和学生心中,翦老是与郭沫若、范文澜齐名的历史学家。
大学毕业后,我被分配到四平师院(今吉林师范大学)历史系工作。1981年西安秦汉史学年会上,我结识了正在读老师研究生的岳庆平师兄,又通过庆平师兄的引荐拜见了先生。那年老师54岁,满面红光,身体健硕,和蔼可亲。
这第一堂课给我留下了至今难忘的印象。老师从师从翦老讲起,讲给翦老当助手,随翦老去苏州、内蒙古考察……最让我难忘的是老师对翦老的那份情谊。每当讲到翦老如何关爱他时,老师的话语总是很慢很慢。我知道老师内心动情,又不愿让我看出来。
我读研究生时,老师除了教学,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来整理翦老著作。每次去他家,看到他书桌上放满的不是翦老著作,就是从旧报刊复印来的翦老文章。
北大研究生毕业后我回吉林省工作,每次到北京再忙也要去老师家。每次见面老师都要提到翦老,讲到翦老的学术思想、一生遭遇,以及如何纪念翦老。老师曾说想写一本中国地契史,手中有大量史料。可一次我问何时动笔,老师说:还不能写,我在写《翦伯赞传》。话到嘴边我又咽了回去——这件事在老师心里没有商量余地。
翦老早年加入革命,多在敌占区做地下工作,被公认为民主斗士,曾多次上过国民党暗杀名单。写翦传,既要写革命斗争,又要写每个时期的学术思想,比一般传记难得多。但翦老的传记,最好由老师来写——他不仅师从翦老,还一直担任翦老助手。为完成这部传记,老师花费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1997年,国家新闻出版署下调令,我从吉林省新闻出版局副局长的任上,赴国家新闻出版署直属单位中华书局工作,任中华书局总经理兼党委书记。我们全家在京安顿好后,我便经常去看望老师。那时老师已经70岁了,每次去都见他书桌上一如过往,仍然放着“翦传”的文稿章节,地上放满了为写“翦传”找来的资料。一部《翦伯赞传》,耗去了老师二十年的时间和心血。
在《翦伯赞传·自序》中,老师写道:“我为写传而准备的时间开始于1978年9月……十多年来共做了四方面工作:通读翦先生全部论著约四百万字,并参与整理出版其中大部分;全面查阅各个时期有关翦先生活动的新闻报道;访问翦先生自“五四”至解放战争时期的战友亲朋三十余人;访问翦先生的故乡及生活工作过的地方。”1998年,《翦伯赞传》出版。此后老师又全力以赴进行《翦伯赞全集》的编纂工作。翦老著作多发表于1949年前,散落各处,收集极难。全集多达六百万字,老师反复校对,力求尽善尽美。2008年全集出版时,老师已81岁。他学术生涯最好的三十年,全部用来写翦老传记和整理翦老著作,而将自己的学术专著放在了一边。
我重读《翦伯赞传》,感触良多。翦老是有血有肉的性情中人。邓广铭先生回忆:“翦老在北大历史系,能把所有教员团结起来,发挥各自所长,倡导好的学风。三校合并是个散摊子,各不相下,用他的领导艺术,使原三校的人都能很好发挥作用。”新中国成立前,当时上海大学学生舒冀以《史学家翦伯赞》为题,在上海《人物杂志》1947年第10期发表文章写道:“翦先生的性情和蔼可亲,治学态度非常严肃……他没有某些学者所有的骄傲,对待青年真诚亲切。”
翦老更是旗帜鲜明的革命斗士。1924年他赴美读书开始接触马克思主义,读《反杜林论》《共产党宣言》后在日记中写道:“这是黑暗世界中的一个窗户,从这里我看见了光明。”回国后翦老投身北伐,策反绥远都统商震“易帜”。此后积极参与中国社会史论战,发表《中国农村社会之本质及历史的发展阶段之划分》等文,提出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国革命性质是反帝反封建。抗战爆发后,他在京津沪主编刊物宣传抗日,参与促成国共南京谈判。1938年出版的《历史哲学》,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哲学著作之一。
翦老亦是有社会良知的知识分子。在李公朴、闻一多之后,陶行知上了特务暗杀黑名单,翦老打电话提醒“小心”,陶愤慨地回答“我等着第三枪”。翦老在上海多次遭特务跟踪、收到恐吓信,后转移香港。1965年姚文元《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发表后,翦老对记者说:“批判吴晗是为什么?……姚文元的文章非常粗暴,这是抓辫子打棍子。如果这样整吴晗,所有进步知识分子都会寒心。”1966年“清官座谈会”有人劝他不要去,他说:“既然人家摆下了‘鸿门宴’,我不赴宴太不礼貌。”会后夫人和朋友担心,他笑了笑说:“我是债多了不愁!还是那两句话:‘坚持真理,修正错误!’”
随后铺天盖地的批判袭来,红卫兵一次次冲向翦老家,砸门声、玻璃破碎声此起彼伏。1968年12月18日夜,为维护真理与尊严,翦老与夫人双双离世。“文革”结束后,老师为翦老平反奔走。1978年9月,北大正式为翦伯赞先生昭雪。
1997年我到中华书局工作后,适逢教育部推行全国中小学教材“一纲多本”,我认为这是一个难得的好机会,便与老师商议编写中学历史教材。老师当即表示全力以赴推动教材的编写,放下手头工作,并邀陈之骅、龚书铎、张诚等先生共同参与。得到几位先生的同意后,中华书局便着手历史教材在书局、国家新闻出版署、教育部立项的工作。经过一年多昼夜奋战,两部教材顺利通过教育部审定。中宣部下属没有专门出版教育、少儿图书类的出版社,便于2004年新成立现代教育出版社,划归中国出版集团领导,我被调到现代教育出版社担任社长、党委书记,负责组织、筹建工作。
当时我压力很大,从一家历史悠久享有盛名的国家级出版单位,调到一个新成立的出版社,为了出版社的发展以及全社员工的生计,我筹划在国学、书法、少儿图书三条产品线齐头并进,并力邀老师担任《国学》教材的顾问。老师不顾年事已高,为《国学》教材付出大量心血,还主持编写了《白话本二十四史》《绘图本二十四史》等书,其中《国学》教材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并被推荐到教育部使用。这些,都是老师支持我工作的体现。
前几年老师说自己的最大心愿是在八宝山给翦老修墓地,问我和庆平有无门路,钱由他出。我们多方打听,答复是没有空地了。老师听后沉默良久,一声长叹。2017年老师反复说,2018年是翦老诞辰120周年,翦门已有四代,应每人写纪念文章出一本集子,再出一本画传。可画传老师不断补充资料,到2018年仍未完成。那时老师已92岁,因脑梗讲话不清,脊背也弯了。我们多年要给他出全集,他说放一放,把翦老的事忙完再说。
2021年2月27日,老师走了,整整94岁,生与死同一天。庆平师兄说,老先生们都说老师完成了一个圆满的轮回。告别仪式上没有哀乐,只有忧伤的曲子。我反复告诫自己不流泪,但眼泪还是成串成串淌下来。能成为他的弟子,今生足矣。本来老师让我写一篇纪念翦老的文章,今天将两篇合在一起,题目为“我导师与他的导师”。
年轻时背过贝多芬的格言,借此送我导师的导师:“我爱自由甚于一切——即使在王座面前,我也不会背弃真理。”也把清朝申涵煜的话送给我恩师:“高尚之士,不以名位为光宠,忠正之士,不以穷达易志操。”
张传玺先生千古!老师安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