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天昭:以“微小”的随性写作承载文学“野心”

《无人观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26年8月版)是作家刘天昭的第二部长篇小说,十万字,和她上一部长篇《无中生有》一千多页的篇幅对比鲜明。新作中,她对人到中年的城市中产群体看似体面光鲜的外在背后生活、工作、婚姻中的一地鸡毛有细致、生动的刻画,与其前作基于个人经验、本色成分的准自传体写作颇为不同。某种意义上,《无人观看》是她随着年龄、阅历、人生阶段的变化,观察视角与笔触从自身转向他者和更为广泛社会话题的现实题材写作。
“……东北人,已婚已育,居住在北京,受过高等教育,灵活就业多年……”“单读”公众号上发布的“读过”《无人观看》全文的AI与刘天昭的 Q&A,她这样介绍自己。信息无误,但略去了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教育背景,以及她的诗文集《出神》《毫无必要的热情》,诗集《竟然是真的》《变得厉害》,长篇小说《无中生有》和《无人观看》。这些作品或轻灵、碎片化,或厚重、完整,都源自她看世界、感知季节变化和生命中的起伏、观照内心柔软角落的体验,敏感,随性,诗意不经意间显露,淡淡的伤感和哲思,这些构成她的风格。
新作中,刘天昭用大量对话和心理描写推进情节,连绵、细密而有思辨性。那些人物仿佛就生活在我们身边,他们在抉择中的犹疑、焦虑、无力感,实在是时下很多身心交瘁中年人的写照。在书的结尾,没什么问题得到解决,或许那不是文学需要承担的责任,作者也无意揭晓答案,权当做一份时代切片。
采访刘天昭之前,本报记者看到她发在微博上的一篇文章——《当我们谈论孩子时我们在谈论什么》,第一句话这样写道,“如果你想快速深入地了解一个人,如果对方有孩子的话,可以考虑跟他或她谈论他或她的孩子”,意味深长。受此启发,前不久北京的一场秋雨中,对她的采访就从孩子话题开始。“照顾孩子很累,是很耗精力的一件事,但自己带孩子还是很快乐,对孩子也是好事。”她提到之前去录老友李诞的播客,“录制过程中我完全就是个东北老姨,一直在跟他说孩子的事,他也不控场,就‘纵容’我说这些。回来后我反思,觉得没能呈现出作为一位‘作家’该有的那一面(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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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印象中你是有了孩子之后写诗更频繁、连贯,这算是孩子对你写作的影响吗?
刘天昭:写诗,是因为现在没有那么集中的时间去写长的东西。而且,我写诗就像打喷嚏,好比一个人有过敏性鼻炎,打个喷嚏就舒服了,我每次写诗感觉都很爽。每天孩子去幼儿园,我也会读书、写作,但总觉得自己的状态特别是体力写不了小说了。不过,一猛劲我还是写了《无人观看》,两个多月写完,其实有点急。
中华读书报:你的上一部长篇小说可是有一千多页,你很能写啊。
刘天昭:写《无中生有》时我还年轻,而且那时候没有孩子。
中华读书报:最早写社论,后来写随笔、写诗、写小说,想没想过写一些专门给孩子看的东西?
刘天昭:要是想着给孩子写点什么,对我来说相当于命题作文,我不会写。我写诗和写小说是即兴的,当年写社论其实是命题作文,但那时候不用署本名,是和现在完全不一样的写作。
中华读书报:你的写作无论题材还是写法都很随性,比较个性化,似乎不太考虑市场、读者这些因素。
刘天昭:我写作的时候不会刻意去想这本书是写给谁看的,或者这么说吧,我是写给理想读者看的——你怎么写,你写什么,他都会懂。但我是那种出了新书会上微博搜自己,上豆瓣看评论的作者。我觉得大部分作者都会这样吧。大部分读者,批评我的,对我非常友善的读者,在网上写的评论其实都是关于他自己的感受,说是在写他自己也行。后来我意识到,比如某天一位大家都熟悉和喜爱的公众人物去世了,网上刷屏的文字也都是评论者自己内心的映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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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你在写作中还原了这个时代的一些细节,创造了这些人物,也左右着他们的命运,会对笔下的某个人物有偏爱吗?
刘天昭:好像没有对哪个人物特别偏好,都挺喜欢的,感觉这几个人物各有各的不容易,包括书中那两个男性人物,我甚至觉得在小说中对他们有点残酷,后半部分有些笔墨集中描写他们,就是想把他们写得“可爱”一些。
中华读书报:“单读”公众号上AI和你的问答中,有个问题是:“对你来说,一部小说最重要的,不是讲一个故事,而是什么?”你的回复是,“不知道你是怎么判断出我认为故事不重要的,给你看的文本如果仔细读,故事是很充分很细致的”。我读过这部长篇,认为不能因为书中人物大段大段的对话和内心独白而冲淡了故事本身。
刘天昭:比方说,你想要认识一个人,他的语言,他的思想状态,你和他认识的过程,从他那儿得到的信息,听他聊起的事,这些都能让你更了解他。我写了那么多对话和心理活动,读者可以通过这些去了解一个人物。小说当然需要故事,但不是只需要故事。换句话说,像我这样轻情节的写作不是也很多吗?我的写作不是预设一个冲突,再通过故事情节的推进来解决冲突。
中华读书报:前面提到了AI,《无人观看》中也有人物利用AI、和AI对话的情节,以至于我看到有些评价说这本书是为AI时代而写,我想那并非你的写作初衷吧?
刘天昭:完全不是。当然了,如果以此为卖点,可能对这本书感兴趣的读者会多一些,但他们读完可能会失望。
中华读书报:现阶段,AI是一种工具。在写作中,AI能给你什么样的帮助?
刘天昭:因为写这本书,我专门付了两三个月ChatGPT的费用。我用文字给书中人物父母那辈老人“搭建”了他们的人生,这就涉及到,那个年代的人的一生怎么安排才合理?他们上山下乡的时候去了哪儿?他们后来又是怎么回城的?怎么参加的工作?说什么样的方言?……这些都要搜集资料,显然让AI做这些要比自己去搜方便得多。如果没有AI,可能有些人物需要说的我不熟悉的方言就不敢贸然去写,哪怕只有几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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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无中生有》是你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无论作品厚重的体量还是文本背后隐隐流露的“野心”都更像是有多年写作经历的作家的手笔,写出这部长篇会对你之后的写作构成某种压力吗?
刘天昭:那倒是没有。我写《无中生有》完全是为了自己,而不是为了文学。那是一部我不写不行的书,写完了它,对我来说是重大的翻篇,就此解放了自己,我就可以在文学上“断舍离”,或者说,我可以坦然地、谦卑地进行接下来的写作。
中华读书报:《无中生有》的文本意义再厚重,篇幅再浩大,它也是你那么多年在心里慢慢积聚而成、不写不快的一部,是你一定会写的小说,但《无人观看》的写作应该不太会是自然而然的吧?
刘天昭:《无人观看》是可写可不写的,写完《无中生有》我觉得已经没有非写不可的作品了。那时,我一直不认同自己是作家,认为写作不能成为生活的全部,要是生活即写作,那也没什么可写的,只写自己作为一个作家的生活吗?也太可怕了。后来我有了孩子,仍然不觉得自己是作家。但我发现,如果有写作这么个技能,就忍不住会用,好像一种食物摆在桌上,就忍不住会吃。那时照看孩子、做家务之余,我就会时不时地构思一个场景、想象一个人物、虚构一个小说的片段,这个过程伴随着生活常常发生,像一种娱乐。
之前我说我不会写命题作文,所以我无法先决定写一部小说,然后脑中列出题材,再去调查研究,之后列出一个写作提纲。我不是说这么写作不好,很多我喜欢的文学作品就是这么写出来的,只能说这种写作方式不适合我。有那么五六年,我的生活就是接送孩子,看看书,设想一个场景或故事,那肯定是累积了一些素材。
我最早写的是《无人观看》中的少女人物沈直。当时一个朋友把她十五岁女儿写的小说发给我看,这种有思想、爱思考的文学少女形象激起了我的写作热情。我就把自己带入这个人物,写了她的独白。那种写作很急切,井喷式,一下子就写了四五千字。再后来,我想,如果让我在一部现实题材的小说中全方位地去写现在的年轻人,是很困难的,但写一段她的精神生活问题不大。所以啊,我就得给她安置一个家,她的妈妈,她的一些亲戚,一点一点把人物丰富起来,就完成了这本书。
中华读书报:原来如此。怪不得这本书中每个章节都是从不同人物视角来叙事,多是第三人称,但到了尾声,关于沈直那一章,变成第一人称叙事,为什么这么设计?
刘天昭:沈直这一章的叙事视角处理,包括前面还有一章的处理,是我想要让整部小说的节奏能变一下,这样人物的感觉就更丰富了。形式上有点突兀,阅读体验就会不同。
中华读书报:前面说起《无中生有》中流露出一些你写作上的“野心”,等到写《无人观看》应该心平气和了吧?
刘天昭:我写《无中生有》确实谈不上有什么野心,就是想写而已,反而写《无人观看》才有野心。
去年夏天我读了华莱士(注:全名大卫·福斯特·华莱士,美国作家)的《无尽的玩笑》,一本一千一百页的小说。我一直喜欢这位作家,所以不怕困难,花了整块时间去读这本书。读完之后特别感动,就跟我美国的朋友说,看了那么多美国电影都没有用,是这本小说才让我对美国有了点感情,我在书中触摸到了美国人民生活的深处,结果那个朋友笑疯了,说:美国人的生活哪有深处?另外,我很爱看韩剧,特别喜欢韩国编剧金秀贤的作品,她编剧的《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爱情是什么》都是五十集以上的家庭剧,是一种东亚的理想生活。剧里常会出现一个叫李顺载的老演员,演那种儒家理想中的老人,威严而细心,特别Nice。就在我读完《无尽的玩笑》,还没开始写《无人观看》的时候,李顺载去世了,韩国总统发悼文说,“你提升了韩国的文化艺术品格”。
这两件事触动我,想要用写作为我的国家做类似的事情,这才是我的野心。当然我知道自己能力有限,这一部小说也太微小,肯定承载不了这样的责任,但不影响我有这个愿望,哪怕说出来都太“羞耻”了。
《无人观看》我写得很顺,感觉很好。还有很多我写的内容,书中没有呈现——前面说到我给书中几个人物的父母那辈人都安排了一生的故事,不过这些要都放在一部长篇中就太夸张了。我也会想这些内容不能浪费,要不之后我用他们做主人公再写一篇小说吧,继续设计他们的人生,让他们在我笔下过日子,多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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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读书报:你曾在文章中表达过,直到这几年才慢慢接受自己的作家身份,在跟孩子同学的家长说自己是作家时还是有些不自在,你心目中的作家应该是什么样子的?
刘天昭:《无中生有》刚出版的时候,我告诉出版方的编辑,我特别迷茫,文坛到底是怎样的存在?具体在哪儿?我不知道。对我这一代写作者来说,市场又在哪儿啊?上世纪八十年代,如果我写一篇小说发在《收获》上,我知道我成了,进入文坛了。现在不是这样了,出书也没那么难。我想不出来有哪个人,或者哪个发表/出版途径,看了我的作品说好或者肯定,就代表我成了?没有。现在我想象不出文学意义上的成功是什么样,销量和奖项也不代表什么,有价值的评议也快消失了。说了这么多,我不知道怎样才算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作家。
中华读书报:你的学业背景,包括后来的个人经历,都与文学创作关系不大,所以很难从具体的师承、缘起梳理你的文学脉络,阅读总归是你写作的一种充实吧?
刘天昭:中学的时候,我几乎什么书都读,从我爸单位借了《收获》的合订本回来看,记得那时候读到了陈染的作品。记忆中,我从二十岁到三十岁都没怎么好好读书,从三十岁到写《无中生有》之间五六年我读的也非常少,读了《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不过,我非常细致地读了《小团圆》。倒不是要写小说而产生的学习心态,纯粹是个人生活原因。那时心里总是乱糟糟的,是《小团圆》给了我启发。不管心里有多乱,读一会儿《小团圆》,就静下来了。那部作品作者是用特别平静的状态去写一些乱糟糟的事,而读这本书的过程中,我收获的是作者的状态。后来我读《红楼梦魇》,看到张爱玲说,她心情不好的时候,想一会《红楼梦》就好了。
写《无中生有》时,很大程度是读得少,所以才那么敢写,真是无知无畏。写完《无中生有》,心里空出好大一块,什么书都爱读,也都读得进去了。从那之后,我读书,特别是读文学作品,就能感受到写得好不好,特别是文学技巧上好不好。后来我一般是读一本难啃的书之后,就奖励自己读一本小说。但这些也谈不上通过阅读有什么师承吧,我的写作就不只是从文学角度去进行的,还是要写一些思考,不管我多么喜欢写过日子,多么喜欢《澡堂老板家的男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