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11月04日 Wed

《黎元洪全集》:一部中国近代政治的重要历史文献

《中华读书报》(2026年11月04日 1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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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版:文化周刊·思想
中华读书报 2026年11月04日 Wed
2026年11月04日

《黎元洪全集》:一部中国近代政治的重要历史文献

  收到新出的萧致治、张笃勤主编《黎元洪全集》(武汉出版社2025年12月,以下简称《全集》),展卷翻阅,沉甸甸的厚重感扑面而来。这是迄今为止篇幅规模最大的黎元洪文字结集,汇集电报、函札、政令、呈文、演说等各类原始文献,为黎元洪研究、辛亥革命史与民初北洋政局研究搭建起新的史料基座。

  第一,这是一部系统、全面反映黎元洪政治活动与思想轨迹的大型历史文献汇编。黎元洪是中国近代政治转型进程中无法绕开的关键人物,其政治生涯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核心阶段。第一阶段自1911年武昌首义始,他被起义官兵推举为湖北军政府都督,由此登上近代中国的政治舞台,直至就任南京临时政府副总统,是辛亥革命浪潮中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之一;1912年5月新组建的共和党推举他担任理事长,1914年6月莅任参政院院长(1914年6月—1915年12月),这一时期,他先后与革命党、袁世凯合作,但在革命前途的抉择、共和制度的坚守等根本问题上,又与两方态度分歧,因此分道扬镳。第二阶段,1916年6月袁世凯病逝之后,黎元洪依法接任中华民国大总统(1916年6月7日—1917年7月),在帝制倾覆之后政局动荡的危局之中,承担起维系共和框架、稳定全国政局的重任。第三阶段为黎元洪复任大总统时期(1922年6月11日—1923年6月13日):直系军阀出于自身政治算计扶持黎元洪复位,恢复旧国会;待到曹锟贿选的筹备工作就绪,直系转而步步紧逼,迫使黎元洪再度去职,黎氏与直系军阀经历了从合作执政到彻底决裂的过程。

  《全集》的篇目体量分布,清晰呼应着黎元洪这三段在台执政的岁月。全书凡十二册,其中近十一册内容都集中收录这三个时段的文献,主体是各类公文、政令、通电、公函,为梳理黎元洪的施政举措、政治立场与策略取舍,提供了第一手原始材料。与之相对,黎元洪赋闲在野时期的文献搜罗则相对稀疏,不少时段的材料甚至付诸阙如,1919年即为空白。武昌起义爆发之前,全书仅收录两通电函,黎元洪47岁之前的早年履历文字几乎空缺;1915年至1916年6月,正是袁世凯紧锣密鼓推动帝制复辟、旋即迅速败亡的阶段,黎元洪表面虚与委蛇,实则消极抵制、冷眼旁观,《全集》于此阶段仅收录十八件呈文与信函,文本数量有限,只能部分呈现他在帝制风波中的隐忍姿态。1917年7月下野到1922年6月复职之前,留存文献仅有三十件左右;而1923年再度下台直至1928年黎元洪离世,也只搜集到三十余件材料。北洋政坛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你方唱罢我登场,人事更迭、世事多变,从政者在位手握重权,发号施令,一旦去职归隐,便迅速淡出舆论视野、了无声息,退居幕后。《全集》这种“在位文献丰、在野记载稀”的结构特征,恰恰是北洋时代史料留存状态一个极具代表性的缩影,这也提醒后续研究者,仅凭现有文本,尚不足以完整描摹黎元洪一生的全部面相。

  第二,如何定位和评价黎元洪,是近代史学界长期聚讼不已的历史问题。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初建,是中国两千余年君主体制走向崩解、共和体制艰难创建的关键转型期。如以这一历史转型进程中人物发挥作用的权重而论,孙中山居首当之无愧,袁世凯次之,黎元洪可列第三位,这是我个人的私见。若无孙中山矢志不渝倡导共和、坚持民主革命,中华民国能否在1912年顺利建立,本身就要打上问号。放在当时的世界格局之中观察,当时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仍固守君主制度;能够稳固实行共和政体的发达国家,仅有美、法两国,英、德、俄、日等列强国家,普遍采用君主立宪体制。孙中山作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被后世尊为中华民国“国父”,正是源于他对共和理想一以贯之的追求。倘若缺少袁世凯主持的清室逼宫,清王朝是否会在1912年2月12日颁布《清帝逊位诏书》,将政权“禅让”,同样存在巨大变数。当然,袁世凯窃取国柄之后倒行逆施、复辟帝制,功不抵过,最终落得身败名裂的结局。武昌新军举义之后推举黎元洪出任军政府都督,回望革命后续的发展演变,这一选择自有其现实合理性。正是依托黎元洪的声望,武昌起义力量快速整合,由仓促起事转向有组织、有秩序的革命行动,这一点在《全集》所收湖北军政府各类原始文书中能够得到印证。黎元洪以及湖北新军的转向,对全国各地立宪派、驻省新军的立场抉择形成强烈示范效应,其辐射作用不可小觑。早在民国初年,1912年至1913年间新中国书局刊印《黎副总统书牍》,1914年湖北官纸印刷局发行《黎副总统政书》,着力辑录黎氏文电、宣扬其功绩,编纂者的用意,也正是凸显黎元洪在共和创建中的地位。

  不过很长一段时间里,学术界对黎元洪的评价整体偏向负面。传统叙事常常把他刻画成被革命党人仓促推举上台的机会主义者,并非发自内心认同革命;批评他与袁世凯合作无异于与虎谋皮,在二次革命中协助镇压革命力量;直指其试图借张勋制衡段祺瑞,结果引狼入室,被张勋反打一手,酿成张勋复辟的丑剧,自己也被迫引咎辞职的下场。这些都显现其政治判断的重大失误。萧致治先生在《全集》前言之中肯定其有五大功绩:一、他为结束中国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立下了不朽的功绩。二、真心诚意、热爱祖国。三、“有饭大家吃”,关心民众苦难,慷慨捐款救灾。四、热心文化教育事业。五、勤政清廉、堪称表率。同时实事求是地指出黎氏的两大错误:其一,他未能正确处理与湖北革命党人的关系,致使不少湖北革命党人死于他的“屠刀”之下。其二,在“二次革命”中,黎元洪屈于袁世凯的拉拢与高圧,拒不接受革命党人的竭力争取,不辨是非,充当袁世凯的打手,致使革命发动不及数月即告失败。这些都是经过认真研究、细致推敲之后的持平之论。

  在此基础上,我想提供另一个观察视角:从民初党派的聚散离合,理解孙中山、袁世凯、黎元洪三方的博弈关系。民初政局大致形成三足鼎立的格局: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以袁世凯为核心的北洋集团,二者根基深厚、组织力量较强;而黎元洪所依托的共和党属于临时组建,内部派系繁杂,组织松散,居于孙、袁两大力量中间。二次革命爆发时,共和党倾向联合袁世凯;等到袁世凯图谋称帝,共和党又转而站到袁氏的对立面。在孙、袁对决的大格局下,黎元洪代表的这股中间力量的立场选择,往往能够深刻左右政局走向,他与任何一方的合作都可能构成压倒另一方的优势。我们不能简单套用非黑即白的二元评判标准看待这一派系,历史本就远比想象复杂。中间派大多属于稳健力量,政治主张相对温和。黎元洪、梁启超、张謇、范源廉等人,私德层面并无太多可苛责之处;他们固然不赞成激进革命,却是维系政局稳定、平衡派系冲突、守护共和框架的重要力量。北洋时代局势动荡、混乱,充满不确定性,历史人物的评价标准也因此变得复杂。黎元洪逝世之后,国民政府下令为其举办国葬,评曰:“前大总统黎元洪,辛亥之役,武昌起义,翊赞共和,功在民国。及袁氏僭号,利诱威胁,义不为屈,凛然大节,薄海同钦。”由此可见,在国民政府的眼中,黎元洪大节无亏。对比梁启超身后相对冷清的境遇,国民政府给予黎元洪的哀荣,已是相当厚重。

  第三,《全集》的出版,标志着黎元洪研究踏上了新的起点,也为后续研究打开了新的空间。这部文献汇编把分散在各地报刊、档案、公报之中的黎氏文稿汇为一编,省去研究者翻检之辛苦,为研究者提供了诸多便利。当然,任何一部人物全集都很难做到真正意义上的“全”,散佚、未刊、收藏于海内外各处档案机构的文献仍有继续搜求的余地,后续我们可以持续增补,推进这项史料整理工程。基于完善研究历史人物的史料要求,我还想提出一建议:可以续编附册,汇集时人悼念、回忆、评述黎元洪的各类文字,并编纂一部较为详实的《黎元洪年谱》,逐年排比史事,考订时间脉络,方便研究者把握黎元洪一生行迹。如此一来,黎元洪相关基础史料体系就大体臻于完备。

  近代史料整理是学术研究的基础性工作,整理黎元洪这样一位争议缠身、身处多重派系夹缝之中的历史人物文献,难度尤大。《全集》编者团队经过多年查阅、爬梳报刊、档案、私人函件,校勘辨伪,用心编辑,集成皇皇十二卷,实为相当不易。期待以《全集》的出版为契机,学界能够跳出旧有的刻板标签,结合新出原始文献,重新细读黎元洪在关键节点的通电、信函和各种文件,深入考察他在民国初建、府院之争、直系政潮之中的选择与困境,对民初共和试验的曲折、中间政治力量的命运,做出更加符合历史实际的理解。

  (2026年10月24日深夜修订于京西水清木华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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